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结合前面确定的这个切入点：成公二年（前589），以及第一章中归纳的鲁卿制诸原则，我们开始向前逐年倒推。
首先看成公元年（前590），这一年没有发生过任何可能导致诸卿排序变化的事件，但是面对齐、楚交迫来犯的压力，鲁国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准备措施，主要包括：
......（三月）为齐难故，作丘甲。
闻齐将出楚师，夏，（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左传.成公元年）
由于准备充分，才有了下一年里联合晋、卫、曹等国大败齐师，夺回“汶阳之田”，并在较小代价的情况下还能取得与楚国和解的理想结果。
而臧孙许（宣叔）俨然是主持外交、修军赋、准备攻守器械的主官，也印证了其确实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因此成公元年至二年，鲁国的卿序保持一致（这里我们再次说明一下，由于大宗伯的身份相对次要且不涉及登卿，以及相对缺乏资料，以后我们都将其排在六卿最后）：
而之前的宣公十八年（前591）则是鲁国历史上充满了吊诡和阴谋的一年。一方面，晋国和齐国在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短暂媾和，这预示了更大风暴的到来；而鲁国则发生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左传.宣公十八年）
看来这并非什么严密的谋划，甚至可能发生过许多半公开的口头争执和冲突，尽管《左传》未能记载这些事件。于是在公孙归父去晋国求助还未返回的时候：
......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左传.宣公十八年）
笔者不赞成以阴谋论的态度讨论鲁宣公似乎“恰到好处”的去世，不过就当时鲁国面对的邦际环境和内部的政治格局而言，公孙归父赴晋事件背后的深层次也决非一句“欲去三桓而张公室”能够概括的，我们将在未来探讨鲁国内政外交的文章中深挖这个话题。而眼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孙归父在被驱逐的这一年，他究竟在鲁国担任什么职务？
现在有部分历史爱好者在网络上面认为：由于其父公子遂（东门襄仲）有所谓“废立之功”，所以公孙归父“有宠”，从而直接继承了其父大司徒的首卿之职，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之前我们引用过的，对季孙去世（前568）有一段评价：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左传.襄公五年)
这里说得很明确，即季孙曾经“相三君”，也就是说季文子曾经担任了鲁宣公、成公、襄公三代国君的大司徒。如果公孙归父在被放逐之前确实是大司徒，那么至少其在出使晋国期间也都是在职的。注意季氏联合其他诸卿驱逐东门氏是在鲁宣公冬天去世之后的事情，那么到“公薨”这一天为止公孙归父就也应该仍然都是司徒，所以季孙也就没有机会成为宣公的司徒了，也就和对他“相三君”的评价相左了。因此结论是：季孙在公孙归父之父公子遂去世（前601）后，就已经登位成为了鲁国的大司徒。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那么公孙归父既然没能继任司徒，那在从公子遂卒（前601）到被流放（前591）这十一年间，他究竟担任了什么职务呢？也像当年季孙行父那样，需要从大行人开始逐步登位上来吗？我们来看看这期间鲁国卿大夫大事的年表也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是见诸《经》、《传》的全部鲁卿活动，应该说公孙归父的出镜率相当于50%，且承包了全部两次单独领兵出境作战的职责；除此之外，还负责直接拜会齐顷公和楚庄王，这可能是让人误会以为其担任首辅之职的原因所在。
综合来评价，公孙归父最可能的职务应当就是主持军事和外交的“大司马”一职，且由于十一年间除了地位较低的公弟叔肸去世于宣公十七年以外，并无发生其他卿大夫故去或者流亡的事件，因此公孙归父应该就是从其父去世那年起就开始担任大司马这个职务，而非依靠逐步登位而来，这就是 所谓“有宠”的含义所在。所以我们将“驱逐东门氏”这一年前后的六卿变化情况归纳为列表如下：
具体来说，由于宣十五年（前594）和宣十七年（前592）公孙归父先后在如宋向楚庄王行礼以及断道之盟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宣十八年（前591）负责如楚乞师伐齐（因楚庄王去世而未能实现），以及去晋国要求驱逐三桓两项工作应该都是由公孙归父主导的。考虑到轮换出行的安排，春天公伐杞之战归父应该没能参与，而左军将佐分别为臧孙许和叔孙侨如应该是主角。此期间季孙始终留在鲁国主持全局，从而在宣公去世之后能够赢得主动权，迅速控制了朝局。
需要注意的是“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表明这是一次正常死亡事件，公孙归父应该对鲁侯生病有所了解，但是对于公薨可能缺乏准备。而基于成公二年“鞌之战”中公孙婴齐已经位列司寇和左军之佐的事实来看，其应该在公孙归父被驱逐后，随着臧孙、叔孙集体登一位之后，越过了担任大行人的仲孙蔑而直接成为司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