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孝妇河水向北流
流出文学三泰斗
执信一曲《长生殿》
断送功名到白头
中游蒲公写《聊斋》
红了中国誉全球
下游渔洋创"神韵”
文坛霸主称领袖
一首国承新老师的《孝妇河水向北流》后书接上回:
蒲松龄与毕家
(十一)
上回讲到蒲松龄与毕家的文人墨客交往甚密,下面再说说与外部高官文人的接触。
王士祯(号渔洋山人)桓台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诗坛领袖,当时尊为诗坛圭臬 ,后有“一代诗宗”之誉。王士祯与蒲松龄命运大不一样,王是高官厚禄,诗坛风光,名满天下;而蒲仅为一介穷儒,与之天壤之别。若非毕家牵线,两颗文坛巨星将失之交臂。毕家原与新城王家有“三四世姻娅之好”,毕际有是王的从姑夫,这才有了二人见面的可能。蒲王是于康熙二十六年见的面。这年,王士祯丧父丁忧在家,到西铺串亲,毕际有请出已有文名的蒲松龄陪伴高官加诗人的这位妻侄,这年王士祯50余岁,在詹事府少詹事任上,蒲松龄自然对王是如雷贯耳,王对只比自己小六岁的这位同邑才子也不会陌生的。这时《聊斋志异》已经初步成稿,作为一介寒儒的蒲松龄不会不借此机会向这位当时中国诗坛领袖和高官推销自己,于是,王渔洋便有机会看到《聊斋志异》。据说,《聊斋志异》成稿后,便在文人圈子中争相传阅,为了多让几人先睹为快,手稿是分拆开在多人中同时传阅的。王渔洋只看到部分篇章,是后来蒲松龄经多次邮寄给王的。王渔洋对这部另类小说极感兴趣,便题了那首脍炙人口,与《聊斋志异》一并流传的诗句:
故妄言之故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诗。
应该说这首诗没有给予大褒大奖,大损大贬。王士祯作为神韵诗派坛主,自然不会抽象地发表些空泛的议论,但是作为当朝大员的他也不会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聊斋志异》不合时宜的内容。他只好用含蓄朦胧的意象以替蒲松龄说出创作《聊斋志异》底蕴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观点。就是这样一首观点含糊,模棱两可的题诗,蒲松龄也感动异常,并以《次韵答王阮亭先生见赠》为题,酬诗一首回敬:
志异书成共笑之,
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
冷雨寒灯夜话时。
直率的诉说了自己落拓不遇的状况和创作《聊斋志异》的衷肠,不管怎样,蒲松龄遇上王士祯在仕途上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但是,他能受到王士祯的垂顾青睐,给予的精神鼓舞是巨大的。因为王士祯还对《聊斋志异》作了三十多条批注评点,观点虽然不尽正确,但基本顷向是赞赏的。最有意思的是,后来王士祯创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竞然采用了很多《聊斋志异》中的现成材料。当然,身居高位的王士祯与布衣穷儒的蒲松龄的交往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由于出身地位的悬殊,经历观念的差异,他们达不到心灵的沟通。从王的诗和批注中可窥测到,他只是对《聊斋志异》感兴趣,他并未认识到这部文学巨著的真正价值。更不会料到这位落拓秀才的名声日后会超过自己。
唐梦赉,字济武,号岚亭,又号豹岩。西铺南十里豹山之阴南坡村人。长于蒲松龄13岁,清顺治十年进士,八年授秘书院检讨,后卷入一场无谓的朝中派系斗争,成牺牲品,遂被罢官,谢绝同僚上疏申辩,决意归田,年仅26岁。此后四十多年寄情山水,优游林下,读书交友,诗文自娱。他仍关心政事民疾,经常向当地政府上书,提些利国便民的建议。有著作《志壑堂文集》,成为清初淄川县贤达名士。康熙十一年被推举出来领头撰修《淄川县志》《济南府志》。蒲松龄与其最初交往,应当在康熙十一年蒲初馆于毕家之时。牵线人自然也是毕际有。这年唐梦赉,高珩,蒲松龄等八人东游崂山,恰遇海市蜃楼,都有诗文记载。后来蒲松龄长期做馆西铺毕家,与唐家只距十里路程,便给两人经常聚会提供了便利。二人虽只差十三岁,但蒲松龄尊唐为前辈,情深意笃,莫逆之交,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显然得到了唐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且经常在一起切磋,有两篇故事直接写得就是唐梦赉,一篇为《泥鬼》,一篇是《雹神》。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唐梦赉死于家中,蒲松龄执笔作《祭唐太史文》:“呜呼!老成凋谢,梁木摧崩,河山变化,风月无情!衣冠遂无领袖,里社竟绝典型!值大庭之公议,嘿相视而无声;乌爰让于谁屋,徒遗恨于冥冥”。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可看出二人关系非同寻常。
王永印,字八垓,西铺西南三里苏李村人,大约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左右,比蒲松龄大约年长22岁,也是出身仕宦之家,其伯祖父王教为明隆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父所须明才历三十一年举人,官至应州知州。王永印兄弟五人,三人是进士,在清初的淄川县一时称盛。但他本人只以岁贡生终老。不过王永印也是淄川是场面中人物,曾做过里正。蒲松龄长期住在西铺,两村相距三五里路,就有了经常相会的条件。蒲松龄诗集中有多首诗词是有关王永印的,其中《八垓烹羊见招,阻雪无果,戏作烹羊歌》最见两人关系。《聊斋志异》中《鬼哭》篇写的就是王永印二兄王昌荫家的事,很有可能也正永印讲给蒲松龄的。
袁藩,字宣四,号松篱,萌水乡人,年长蒲松龄十三岁。康熙二年举人,以后屡赴春闱不第,十二年赴吏部铨选,考取候补知县,一生未得实官,58岁郁闷而死,但他有才能,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称他为名士,《乾隆淄川县志》有载,称他“工翰墨,善谈笑……读书精于搜讨”。曾参与《淄川县志》的编撰,在县文学圈子里是重要人物,与毕际有交往较深,他们与蒲松龄的诗文酬唱大都集中在康熙二十四年秋天,在为毕际有其父编辑《石隐园诗草》,他与蒲松龄朝夕相处,惺惺相惜,互诉衷肠是在情理之中,只在这三四个月中,两人就互赠诗词二十多首。谁想这年九月袁藩在萌水家中去世,蒲松龄填《念奴娇,挽袁宣四》以表哀悼:
遐想潇洒生平,
吟髭拈断,
了才思如绮。
不道堂前燕子来,
回首河山是非。
古往今来,
茫茫泉路,
下曾无雁鲤。
夜台寥廓,
知君何处栖上。
袁藩死后,也许蒲松龄从袁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能不产生人生无常,怀才不遇的共鸣,就在这年前后,他一连写了《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等数篇文章,塑造了几个怀才不遇,抱恨终生的士子游魂的形象,蒲松龄还收进了袁藩讲的两个故事:《龙》《古瓶》。
影响蒲松龄文学创作的淄西文人还有:巩家坞的邱璐,邱行素父子;沈家河的沈润,沈凝祥,沈天祥,沈惠庵祖孙三代。他们都与蒲松龄有数十年的友情和文字交往,为丰富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
还有几位,如为《聊斋志异》作首序的高珩,以及济南的朱缃,虽然不是淄西人,但是通过毕家这个钮带,蒲松龄才与他们相识,他们都为《聊斋志异》的创作,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欲知后事,下回再说。
转自《淄博氏族文化研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