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与发展。公共领域历经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封建君王专制转向资产阶级自由的公共空间，第二次是由资产阶级公共空间转向现代大众社会下的福利国家，促使公共领域“再封建化”，即国家和社会不断入侵公共领域，导致大众媒介的民主功能下降。
不同的社会面貌和历史选择，展示了通往民主的诸多路径，而“公共领域”是这些路径避绕不过的中心点。在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了一组通过促进广泛的公众讨论来规范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参与讨论的公众主体并非由其社会地位和传统权威决定，而是来源于不同社会背景的民众的自由汇集, 同时，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增强了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所具备的能动性。
在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城邦，公共领域指的是城邦及其以政治生活为本质内容的公共生活。这种公共生活主要在广场上进行，建立在对谈（讨论／诉讼）和实践（战争／竞技活动）之上。自由民（奴隶、妇女、外邦人等除外）所共有的公共领域（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idia）之间泾渭分明。谋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Oikos），公共领域（Polis）则为个性提供广阔的表达空间，所有只服务于谋生或维持生命过程的活动，都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的论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主要在于关注这种现代公民基于公开而智性的讨论而不断达成自治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昭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民主政治形式，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它指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公众意见得以形成的场域，这一场域由人们就公共事件进行议论、论辩、互相交换意见，最终促使公共舆论的产生而形成。它既可以是人们日常集会的场地，也可以成为他们表达观点和接收信息的交流平台，如此自由的信息流动、语言表达和交锋论战是公共领域发生的必要条件。理想的公共领域应该是真正的公民参与和对权力滥用的有效隔绝。
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即公共领域作为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是不存在的。国王和其权力象征（所有权）是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哈贝马斯称之为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因为它并不是从制度层面组织起来的。
在阐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之前，哈贝马斯首先阐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文化起源。他主要借鉴阿伦特的观点：“公共性”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生活，探讨政治的公共空间是逻各斯超越物质生活的场所——它是家庭的对立面，是人作为生产性的生物存在的对立面，人在家庭中的角色仅仅是服从于自然必然性的，而女人与奴隶供养出的一家之主则能够超越这一低级的保存生命的旨趣转而与他人探讨正义与真理问题——所谓“公民生活”“公共空间”以及人本性中的“政治性”，即是探讨发生的场所。而“公共性”的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概念——近代形成的“市民社会”，指划定一片私人领域或不受公共权力管辖，而另一面又指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界限，关注公共事务。
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不断的转型。起初它就是一种贵族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封建社会是特权身份制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等有很大差异，而贵族有大量的闲暇时间来开展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特定身份的特权，是一种代表性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地位的标志，而这种活动更多的是具有作秀的味道、一种仪式性的表现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之后由于大批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挣了大量金钱，成为后来的暴发户，由于他们不断的被贵族所排斥，从而他们就弄出了自己的公共领域。这些新富们开始了自己的聚会，商人们纷纷开了自己的咖啡馆，聚集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交换商业信息、读小说、写文学评论，共同分享、传播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形成。这时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第一次转型，也就是贵族的、代表性的公共领域的公共领域向民主的公共领域的转化。在这个期间，文学作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穿透了社会阶层，是一种超越阶级分化特权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打破身份的三六九等，回到了基于人性的认识。在文学公共领域发展的过程中，文学被附加了政治形象，国家也由君权神授转变为主权在民。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诞生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之中。
卢梭认为，人自由平等地进入公共生活，但是这个自由和平等都是抽象的，它有一定的局限的，会受到财产、教育以及性别的限制，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个问题被提出来之后，再加上福利国家的诞生从而发生了第二次转型。也就是随着福利国家的诞生，社会底层的民众通过民众的政治过程让国家介入到了政治生活中，国家为了维持维持社会，以福利国家的方式补偿平民，给弱者以保护。这时候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就被打破了，就会发生国家社会化，国家会负责管理从摇篮到坟墓的事务，同时也会造成社会的国家化，越来越多的公众可以参与公众生活，知识人的批判性阅读转而成为了商品消费，一些公共性的组织觉得媒体从业有利可图，他们进入公共领域迎合公众品味，低俗的新闻产品就会开始出现，公共领域开始逐渐衰落，另外，政府觉得公共领域可以利用，他们也潜在地运用权力来运用传媒使其推动民众做政府想做的事。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领域就完全成了利益的竞技场和权力的竞技场。早期的公共领域是建立在和私人领域有所区别但又相互影响之上的，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大众社会的来临，随着电视这种大众传媒的出现，消费主义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把这种区别彻底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结构还会面临着第三次转型。也就是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交易的扩大创造了庞大的经济系统，超出了生活世界的控制，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异化的力量。另一方面，政治国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把活生生的东西削减为量化的指标，成为了异化的力量，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演变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
社会系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社会所涉及的其他社会系统；内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系统”这一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有两个意思。其一是作为社会制度或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人类不可能清楚知道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原因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而系统正好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功能。生活世界是在价值层面上规范人际活动，而系统是从功能层次调节人类不同目标的生活方式和取向。另一个意思是作为社会世界的分析框架，指研究者采取一个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去分析和了解社会现象。现代社会的困境的一个主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大众媒体成为了经济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货币的逻辑主宰了公共生活，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国家权力操控了公共领域，操纵着话语权从而引导舆论。公共和私人生活被彻底撕裂了，家庭本应具有的塑造的功能被公共领域抽干了，个人没办法享受家庭生活的安全效应，私人生活的交往结构、个人的表达，公共行动的情感宣泄，某种程度上都被异化了，朋友交不到了，说话不再真心诚意，公共生活分崩离析。社会本应具有的能量不具备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了。
这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资产阶级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第二次转型是完成了一次庞大的组织化收编，那么第三次转型就可以说是对“我是谁”吞噬，这是一次巨大的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有四种危机：①经济危机。这是由于经济子系统不能产生足够生产率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引起的。②合理性危机，也即政治危机。这是由于政治——行政子系统不能作出足够数量的工具性决策所引起的。③动机危机。这是由于行动者不能感到有义务完全参与社会时引起的。当文化制度不能再社会化进程中为个人在国家和社会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活动中提供鼓舞的动力时，这种动机危机就产生了。④合法性危机。这是由于行动者不相信政治子系统的决策权而出现的。当社会政治秩序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公开成为问题，当制度不能保障公民群众维持必要的忠诚和顺从时，这种合法性危机就产生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属于体制危机。动机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属于同一性危机。体制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调节制度积聚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的“组织原则”已不能为了使制度继续存在下去而解决这些问题。体制危机表现为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效率下降，以及社会生活的涣散。同一性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化的传统做法已失去了使社会一体化的能力。同一性危机直接威胁社会的一体化。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体制危机在社会一体化过程中得到缓和，同一性危机上升为主要地位。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本身蕴含着解放的潜能。他认为，在目的理性之外，存在着交往理性的力量，能够被释放出来。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历史—社会学范畴中对之进行了梳理，但又不止于此。他之所以想突破历史清理的范围，就在于他想通过这种历史清理，建构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而这个理想型的公共领域是他用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所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公共领域”首先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现实类型出现的。具体而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历史中的。这一现实类型的公共领域，用哈贝马斯的例子来看，就是历史上出现的商会、咖啡厅、出版社、报纸和杂志等发表公众意见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诸如商人、作家、艺术家等，公开讨论与社会生活和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他在答复中国学界的文章中，概括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社交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虽然在现实中，直至20世纪结束这一设计仍未能达成，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想的公共领域形态仍然有论述和为之努力的必要，因为公共领域是良好的社会管理得以施展的核心，在公共领域内，民众可以做出能动积极的政治决断，政治行为的效果才能收到及时的反馈，进而促使决策者形成更为合理的判断。只有努力趋近这种理想模式，公共领域才能作为一种公正的标准来检验施政方针是否得到良好运作。
公共领域的提出虽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因局限于“资产阶级白人男性”而受到诟病。
新技术勃兴，公众无需倚靠政治、经济力量便可发声，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哈贝马斯指出，互联网非但不能保证政治动员与参与，反而可能促成公民社会的碎片化，表现实而聚焦、实而模糊，开辟的是意见分歧而不是一致的公共领域（热点迅速迭代，导致受众注意力分散，社会行动力被削弱）。除此之外，互联网空间内话语更多地表现为情绪化的特征，并非每个人都拥有理性的思考能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公共领域在互联网时代仍是美好的愿景。
2018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