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畸形的佛教形态
佛教在公元6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东传至日本。时值日本国内忧外患，执政的圣德太子认为佛教能凝聚民族信仰，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极力推崇佛法，佛教在日本国内得以长足发展。到了公元8世纪初，也就是中国的盛唐时期，唐王朝国力之强大令日本羡慕不已，日本派遣超过20次的使团出使唐朝，耳濡目染唐朝文化，日本佛教也就随之走向了兴盛。
任何宗教都是社会的产物，也会随之而改变。到了日本幕府时期，日本国权力之牛耳掌握在武士阶层手中，国内“士农工商”阶级等级森严，加之战乱不断，导致下层“贱民”为了活命大批的投奔寺庙。而日本的贵族阶层，也就是天皇、将军以及地方大名这些“士”阶层，大多有着家督继位后他的其它兄弟们要出家为僧的传统，目的是保证统治者的绝对地位。于是寺庙里就有了大批的亡命之徒和社会地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二代官二代们。由于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出家为僧，在战乱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寺院纷纷组建了被誉为“日本战国最强步兵”的僧兵军队，僧兵多的寺院人数有上万之众，寺院也就成了“独立王国”。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拿起屠刀便是杀人狂魔，上阵战斗时口中低吟着佛法咒语，自以为有佛祖保佑而不顾一切的往前冲杀，实在令人丧胆。
四面楚歌
“织田信长殿，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这大概就是足利义昭最真实的内心独白，织田信长在姊川合战的胜利令足利义昭非常沮丧，他决定亲自给信长制造点麻烦。
元龟元年，畿内五国之一的摄津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家督池田长正因为选择能力优秀的小儿子池田胜正作为继承人，而被长子池田知正联合三好一族流放了。被流放的长正可是织田信长的摄津国总代理人，于是足利义昭讨伐篡权的知正也就显得非常符合信长的心意了。本来是小规模冲突，可是打着打着四国岛一带的三好一族、斋藤龙兴这些视织田信长为死对头的人也参战了，人数达到8000人，并攻陷了古桥城。这下织田信长不能坐视不管了，调来重兵约四万人，而四国岛的部队也得到了两万“杂贺众”雇佣军的援军，雇佣军的首领是火炮专家铃木重秀。两军交战地点在摄津国石山附近，震天动力的喊杀声与枪炮声日夜不绝。正当信长的军队开始逐渐掌握优势的时候，石山本愿寺的僧兵们出现了。
“一向一揆”在日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反对织田信长的主要力量，堪称信长旗下武士们的噩梦。“一揆”是日文词汇，意指同心协力，“一向”指的日本佛教的宗派“一向宗”，而石山本愿寺正是“一向宗”的大本营。“一向宗”认为只要多念念“阿弥陀佛”就能上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娶妻生子，也无需戒荤戒酒，这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不能再简单了，因此信众极多。本愿寺是世袭制，当时的本愿寺法主是显如上人，这是一个政治色彩极其浓厚的和尚，娶了名门望族细川家的养女为妻，妻子姐姐的丈夫是有着“甲斐之虎”之称的大名武田信玄。
按理说，织田信长这仗打得和本愿寺没任何关系，这帮僧兵为何会突然出现呢？依笔者之拙见，一方面是足利义昭从中作梗，另一方面就是织田信长对于当时日本佛教的态度了。前面说到，当时的日本寺院俨然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一心想统一天下的织田信长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样的武装力量存在的。
本愿寺显如的参战令战斗的天平开始向四国岛的部队倾斜，摄津国的战斗从7月持续到了9月，信长的主力部队依旧打不开局面。而这时位于信长空虚大后方的浅井、朝仓势力也发难了。他们这次联合了比叡山延历寺的僧兵军队，一共集结了三万余人，兵锋直指宇佐山城，宇佐山城是由琵琶湖西岸进攻京都的必经之路，镇守这里的是信长旗下上将森可成，森可成几乎参与了织田信长此前所有的重要战役，战功卓越，人称“攻之三左”。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刻森可成手上只有区区3000士兵，加上织田信治的2000援军也不过才5000人。两军交战的第二日森可成、织田信治便双双战死。后院起火，织田信长只得放弃摄津国的战事火速回援宇佐山城，琵琶湖西岸的危机因信长的及时赶到得以缓解。秋去冬来，到了11月，信长根据地尾张国附近的长岛又出事了，长岛愿证寺的“一向宗”僧兵们攻陷了尾张国小木江城，城主织田信兴自杀。
1570年，这一年的织田信长36岁，本命年，这一年也是信长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年，奔命于各个战场之间。妹夫浅井长政叛变，两个弟弟信治、信兴以及爱将森可成相继阵亡。充满愤怒的信长再也无法阻止内心杀戮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