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人与书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缘分未到的时候，一本好书摆在面前，也get不到它的点，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如果缘分到了，书里的每一句话，都能说到你的心坎上。
最近的缘分，是《活出生命的意义》。一本以前会觉得看不下去的书，这次却让我几度哽咽。
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医师是犹太人，1905年出生于维也纳，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家隔着一条街。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的阴云笼罩着全世界，纳粹种族灭绝运动更是让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充满了恐怖的气息。
1938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死亡的威胁日益逼近每一个犹太人。其实，美国参战后不久，弗兰克尔曾经接到过去美国驻维也纳领事馆领取移民签证的邀请，年迈的父母欣喜若狂，他们希望儿子能早日脱险。但弗兰克尔却在安心创作与人子之责之间左右为难，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陪伴父母。
1942年，维克多尔一家被抓进“死亡工厂”——奥斯维辛集中营，此后三年内他曾在四家集中营辗转，1945年获救。父母、妻子、哥哥都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只有他和妹妹幸存。
弗兰克尔以一个心理学家的敏锐，观察着囚徒的心理变化，也结合自己的学术，超越了集中营的炼狱生活，替人们找到绝处再生的意义。
推荐序作者南方朔说，在这个虚无日盛、意义渐失的时代，这个在黑暗里点燃灯火的人，是“人类灵魂的守夜人”。
1997年，当他逝世后，潘美娜·蓉洋（Pamela J. Runyon）对他如此颂扬：
“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出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作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集中营的生活究竟有多残酷？
在这里，1500名囚徒挤在最多只能容纳200人的棚屋里，饥寒交迫，一无所有。一切个人财产都必须上缴，就连一双好点的皮鞋，也会被夺去，换来的是一双不合脚的鞋。有个狱友早上起床，因为想到要把冰冷的脚放进湿冷的鞋子而号啕大哭。
至于姓名身份，你可以如实填报，也可以瞎编乱造，都无所谓，因为囚徒只配拥有一个编号。
生为犹太人，种族就是原罪，“不堪用”则是第二重罪，不能干活的老弱病残刚收监即被送往毒气室，继而化为焚尸炉的烟囱里冒出来的一缕缕浓烟。
这是收容阶段的囚徒，生而为人的尊严被猝不及防地剥去，同类的残忍让他们惊恐，适应力的极限和不可测的命运又让他们好奇。
可是很快地，囚徒们就来到了适应阶段，受难者、将死之人和已死之人的遭遇每天都在他们眼前上演，人们会自己营造出一个冷漠的保护壳，用来抵抗世界和自己。
外人很容易对集中营的囚犯们抱有一种错误的同情心态，把他们想象为“完美受害者”的群像。其实并不是，集中营生活撕开了人的灵魂，暴露出人性深处的善恶交织，囚徒之间为了生存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
囚徒中可能有极其残忍之人，他们通常会被选为囚头，对同伴的折磨无所不用其极。狱卒中也可能有仁慈之辈，让囚犯们看到人性的光芒。
对于弗兰克尔来说，转机发生在一个如往常一样悲惨的日子：寒风刺骨，不合脚的鞋让他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还得走到几公里外去干活。
徘徊在他脑子里的依然是那几个问题：今晚吃什么？去哪儿弄一根鞋带？怎么跟囚头搞好关系，好能避开这样的长途跋涉？
这些无解又无望的问题让他厌烦，他于是强迫自己去想些别的。
突然，一个画面出现在脑海中：他正在坐在明亮温暖的讲台上，面对无数双专注的眼睛，讲述他在集中营的生活！
那一刻，他对自己眼下的经历有了新的看法：如果终究要死在这里，那么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难毫无意义；如果能活下来，那么这段苦难对自己人生的意义何在？经受苦难对于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
这样的反思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
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最为恶劣的情形下。
他开始把对妻子的爱和思念作为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动力。也亲眼目睹了希望之于人们生活的巨大意义，每当有人放弃了生的希望，他们会追求即时满足，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死去。
他也尝试在黑暗中引导狱友们发现活下去的意义，或是有亲友在等待，或是有未竟的使命。
在最终迎来解放以后，囚徒还要完成最后一个阶段的超越，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要慢慢地重新培养这种能力，只有当小我消失、感性升华，始能重新爱人与爱这个世界。
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
（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必须强调的是，遭受痛苦并非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书中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很适合为全书做一个总结：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弗兰克尔说，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如果我们能通过苦难完成真正的内在升华，让生活变得有目的、有意义，那么我们就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