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前些天几个好友小聚，夹块地瓜不小心掉地上，当我下意识捡起来吹吹灰尘，尔后从容送进嘴里，旁边一哥们儿满脸愕然。

我对此不以为意。我可以接受和容忍他们鄙夷的目光，但我断无资格嫌弃和浪费一块哪怕是沾染灰尘的地瓜。因为它曾是我赖以存活的续命疙瘩。

我的家乡在赣东北大山沟里。那里山连着山，峰峦叠嶂，能够种稻的水田很少。当年生产队分单干，把半山腰那些种一季荒一季的梯田算在内，人均也不过摊到几分田。当时水稻产量低，每年早稻收割下来，除去上交的公粮，余下的新米仅够熬几碗稀粥。接下来青黄不接的日子，地瓜便成了充饥度日的主粮，一直要捱到霜降过后晚稻归仓。

父亲在世时，时常说地瓜是贱种。这话本意是说地瓜易种好活，不挑肥捡瘦，只消把地瓜藤子随手往地上一插，便能扎根成株、茁壮成长，没有丝毫亵渎的意思。

赶在第一场春雨到来前，人们纷纷钻进地窖，把质地完好、个头适中的地瓜细心挑出，保持适当株距成排埋进地垄，再用草灰或粪肥覆头盖上。待到谷雨过后，作种的地瓜开始吐苞发芽，抽长出绿油油的藤蔓。

农民土里刨食，抢的是季节。立夏前，人们起早贪黑，早已把自留地的边边角角和山弯里的零零碎碎收拾利整。最后一场春雨终于来了，人们穿着簑衣戴着斗笠，用剪刀把长长的地瓜藤根根剪回来，然后按照保留三根梗叶的标准，剪切成段段待栽的地瓜秧子。

春雨贵如油，时令不等人。记得小时候每到这季节，任凭风急雨骤，家家户户抢栽地瓜都不舍昼夜。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跟随父母身后连夜抢栽地瓜秧子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父亲是木匠，白天要上门给人做工。家里栽地瓜秧子，只能晚上才能得空。

风在刮，雨在下，去往洋力坑的山路又陡又滑。父亲佝偻着腰，挑着满箩担的粪肥蹒跚在前；身材瘦弱的母亲，则挑着半畚箕担地瓜秧子吃力随行；那时的我还不能替父母分担力气，只能打着手电，跟屁虫似地尾随为他们照明。

虽是夜半时分，但那个叫洋力坑的扇形大山坳却星星点点，到处散落着提马灯或是打手电抢栽地瓜秧子的人们。空旷的山野中，不时有人高声闲扯家长里短，亦或恣意纵情的放声狂笑……原本生冷静寂的高山雨夜，弥漫着淡淡的烟火气息。

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爬到自家地头。爹娘卸下担子，等不及歇口气，一家三口就忙开了：母亲抱着畚箕在前面放粪肥，我提着竹篮跟在身后放秧，父亲留在最后栽秧收尾。如今，先考驾鹤西去十五载有余，每每想起当年那条栽地瓜秧子的家庭作业“流水线”，仍唏嘘感怀不已。

正如父亲所说，地瓜确实是个贱种。没等最后一滴春雨完全渗进地底，地瓜的秧苗便扎下根来，顽强生长。夏至来临，藤抽蔓长，原本黄土朝天的地垄，便被覆盖成绿油油的一片。接下来，只消翻藤、除草、松土，条件允许的话再上次肥，便可以坐等秋收了。

白露过后，草木凋零，孩子们平时聊以解馋的乌脑饭、羊骨卵等野果，早已被肃杀的秋风荡扫殆尽。所幸彼时地瓜已基本成熟，每天打柴回家路上，小伙伴们都会趁着中途歇肩，野猴似地蹿进路边的地垄偷刨几个地瓜，再就近捡些枯枝败叶，找几块风干的牛屎饼，混放在一起生堆篝火。不消多久，用牛屎饼煨熟的地瓜四散飘香，大伙儿争相探出脏兮兮的小手火中取“栗”，个个烫得龇牙咧嘴却吃得不亦乐乎。直到夕阳的余辉没过山岗，才肯挑起柴担，一张张黑糊糊的小嘴龇着白牙，屁颠屁颠下山回家。

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在我老家，更加确切说，霜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颗粒归仓：摘油茶、割晚稻、挖地瓜，俗称“三活忙”。

挖地瓜仍然沿用家庭流水作业模式。母亲握镰刀在前，顺蔸割掉地瓜藤，这是喂猪养牛的上好草料，全割回去，家畜过冬就不愁了。割掉地瓜藤的地垄，现出面朝黄土朝天的本来面目，还露出许多指可探入的裂缝，这是丰收的迹象。父亲抡起两角锄，沿着地瓜蔸挥汗如雨下撅上刨，抱团生长的地瓜，像一个个屁股朝天的金蛋蛋成窝被掀起。我像长蹼的笨小鸭似的，半蹲在地垄上，一步一移地歪着屁股跟在父亲身后，把他刨起来的地瓜一个不落捡起来，土磕干净扔进箩筐。

几千斤地瓜收回来，堆满小半间房子。到手的收成，爹娘自然不舍得有丁点浪费，连夜挑出几百斤质地完好的地瓜放进地窖，以备来年作种、度荒。剩下全部搬到门前的小河边洗干净，等着请机器将它们粉碎成渣。

家门口那条水源，家家户户都置办有一个口径、高度均在一点五米左右的圆柱形木桶，称作“桶王”。这是过滤地瓜淀粉的特制器具，平时则用来存储粮食或是放置东西。

父亲早在把“桶王”扛到河边摆好，又用木头或毛竹支起一个三角支架置于桶王正上方，再把一个夏布做成的滤兜挂在从支架交点悬垂下的铁钩上。一切准备停当，父亲一盆盆舀起粉碎好的地瓜渣子倒进滤兜轻摇轻显，母亲则从河里一桶桶提水不停朝滤兜里冲，如此循环往复，淀粉和着兑水通过滤兜源源不断渗入“桶王”。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拿起榔头由外向内砸开那个位于“桶王”底部的特制木塞，把桶里的水全部沥干。经过一夜沉淀，桶底留下的净是乳白色的块状淀粉，像面光滑的大镜子。父亲拿起长柄柴刀，把淀粉一块块铲起来，挑回家用草灰隔着纱布阴干，再放到篾编的垫皮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两天，便可以挑到市场换钱去了。这是家庭开销的重要来源。

老家有句民谚，谓曰“卖菜吃黄衣”。大抵意思是说，菜贩子通常都把好菜卖给别人，自己却吃残更烂叶。穷人家过日子也是如此，每年家里产出几百斤淀粉，除了留下三五十斤过年榨粉丝、做三粉粿，其余全都卖掉换生活。

“粮不够，地瓜凑”，是乡亲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把最金贵的淀粉滤过之后，剩下的地瓜渣子也不舍得倒掉，全都挑回家，拍成一块块巴掌大小的饼子，放在瓦顶、垫皮或是竹匾晒得焦干，再用带筛箩的机器打碎成面粉似的地瓜渣粉。这东西虽然毫无营养，但它委实能够裹腹充饥，成为不可或缺的续命主粮。

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早都会把锅里的米粒捞得一干二净，然后舀一碗地瓜渣粉和水成团，再切成一条条指大小的地瓜渣粿，放进能照得见北京上海的米汤里煮；中午蒸饭前，母亲又会舀一碗地瓜渣粉出来做粿，放到饭面去蒸，先吃几条地瓜渣粿才能吃饭；晚上如果剩饭不够，母亲又会舀些地瓜渣粉出来做“灯盏粿”，蒸出来虽然同样也是黑不溜秋，但中间包夹些许菜馅，吃起来味道好多了……

如今生活好了，至少不再用为一日三餐填饱肚皮的事犯愁。但那段渐行渐远的苦难岁月，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令我永生不敢忘怀。因此，我时常告诫自己，我只是穷田薄地里顽强生长出来的一个地瓜，可以接受平凡，但必须活出价值，就像刘瑜说的那样：即使一个人，也要像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