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

印度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极不重视历史记录，因此今日我们看到的印度历史如同云山雾罩，时隐时现。吠陀时代延续了近一千年，其早期历史几乎完全无据可考。前518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进攻印度，将印度河西岸地区变成波斯的一个行省。这是西方世界有记载的第一次与印度发生政治联系，然而印度方面却没有对此事的明确记录。但确有迹象表明，在此前后，印度文明的重心从西北的印度河流域转移到北部的恒河流域。

大约前600~前500年（中国春秋时期、古希腊雅典时期），印度北部进入列国时代，产生了反对婆罗门教、反对种姓制度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不是单一思想流派，而是多种流派的统称，其共同特点是反对婆罗门特权，否认梵天创世和种姓神创论，提倡众生平等。沙门思潮的各个流派中，有一个派别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其创始人乃是今日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后世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或者佛陀，这就是佛教。

尽管被后世当作至高无上的佛祖来崇拜，释迦牟尼的思想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现代意识。他认为众生平等、世人皆苦，反对僵化的神权和种姓制度，反对偶像崇拜、祭祷和咒术迷信，致力于解放人的心灵。因此，释迦牟尼接受各个种姓作为弟子，从婆罗门到首陀罗，万流入海，一视同仁。他还坚持用本地方言而非梵语传播佛教，以便广大民众理解。然而，释迦牟尼虽反对婆罗门制度，却不主张用暴力改变社会现实，而是通过个人修行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安宁。因此，与其说释迦牟尼的思想为宗教或政治理论，不如说是哲学世界观和心理学指南。

释迦牟尼关怀贫苦人民，但佛教在印度的传播却是商业和王权密切联系的。这时期的印度史料虽然有限，但已可发现商业兴起，并出现了海外贸易（此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获得来自东南亚的香料，张骞更是在西域见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邛山竹杖和蜀地细布）。商业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冲击：一些经商致富的吠舍希望改善社会地位，另一些掌握世俗权力的刹帝利也愿意参与商业活动以获利。然而，婆罗门反对社会结构变化，反对人口流动，更加反对出海贸易。因此，刹帝利和吠舍结成一种代表世俗利益的同盟，与婆罗门的神权对立。（这个同盟也包括一些后来才进入这个体系的外部民族，这些民族的上层阶级虽然也被承认为刹帝利，但无疑也对婆罗门的特权不满。）释迦牟尼反对种姓神创、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得到这个社会同盟的高度认同，因此从一开始，商人和刹帝利就是印度佛教信徒中的重要组成。释迦牟尼几十年游历传教，常与商队同行，而刹帝利王族也为他修建佛院用于布道。尽管释迦牟尼也招收了很多来自底层的弟子，但给予他的事业支持最大的，往往是这些富商和王族，尤其是列国中最强大的摩揭陀国王本人皈依佛教，对早期佛教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孔雀王朝

前327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灭亡了古波斯帝国之后继续东进，占领了印度西北部。这次入侵在印度文献中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后续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刚离开印度不久，一位年轻的领袖旃陀罗笈多（又称月护王）就揭竿起义，驱逐了马其顿的留守部队，然后挥师东进恒河流域，推翻了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统一北印度。于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横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大帝国孔雀王朝（据传因旃陀罗笈多出身于一个饲养孔雀的家族而得名）诞生了。

孔雀王朝成立不久，亚历山大的继业者塞琉古于前305年再次攻入印度河流域，月护王率军迎击。这场战争究竟谁胜谁负有不同的说法，但最终结果是双方签订和约并联姻，月护王保卫了印度领土，而作为代价，塞琉古获得了五百头印度战象。这些战象随后被塞琉古投入西方战场，并在他与安提柯一世的决战（伊普苏斯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此前战无不胜的安提柯一世兵败身死，其统一马其顿帝国的梦想亦破灭，马其顿进入三足鼎立时代。这一时期，孔雀王朝作为东方强国，与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贸易与文化交流亦蓬勃发展起来。

孔雀王朝在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时期到达顶峰。阿育王统治前期致力于征战统一印度半岛，但在死伤数十万人才征服半岛南部的羯陵伽国之后，他却对自己的暴行深感后悔，从此放弃征战，皈依佛门。阿育王统治后期提倡仁爱、宽容和非暴力思想，将佛教封为国教，并派使者分赴印度各地及邻国传教。他使得佛教从印度走向世界，一条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进入东南亚（称作南传佛教），一条线从犍陀罗出发经过安息、大夏传入中国西域以至中原（称作北传佛教）。除了释迦牟尼本人之外，阿育王对推广佛教的贡献堪称第一，故被尊为“护法名王”。但同时，他亦对其它宗教保持宽容共处，这种做法成为此后印度君主的惯例。

阿育王时期是古印度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强盛时代，除了印度半岛极南端的一些部落之外，整个南亚次大陆都统一于孔雀王朝。然而，这个庞大的帝国在他去世（前232年）后不久便分崩离析。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个国王被推翻。此后又过了近两千年，印度次大陆才再次形成统一国家。

佛法远扬

孔雀王朝灭亡后，恒河流域和印度南部分裂成多个小国，而西北的印度河流域又多次遭到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入侵，先后有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安息（帕提亚）、贵霜等。其中，出自大月氏的贵霜部落成功地建立了纵跨兴都库什山脉南北、同时占有中亚草原和印度河平原的强大帝国。贵霜是连接中国西域和印度的商业帝国，亦是一个佛教帝国，在其统治下，中亚地区的贸易和佛教都达到了极盛，并融入了来自大夏的希腊文化，对于促进欧亚大陆的不同文明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贵霜本兴起于中亚草原，征服西北印度后，迁都于犍陀罗盆地的弗楼沙城（今日巴基斯坦之白沙瓦）。犍陀罗盆地位于兴都库什山脉南侧、印度河北侧，堪称从中亚草原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门厅，来自大夏的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此融合成了独特的佛教艺术。由于释迦牟尼反对偶像崇拜，早期佛教并未留下任何佛陀雕像，然而佛教传至犍陀罗之后，当地信徒创造了大量带有希腊艺术风格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容貌衣衫皆为希腊式样，而神态庄严肃穆，深具佛教精神。犍陀罗艺术沿丝绸之路向东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例如北魏云冈石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贵霜亦多有僧人到中国宣扬佛法。其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安息国太子安世高（Parthamasiris）因本国政治斗争而放弃王位出家远遁，于148年经贵霜来到洛阳。他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将数十部佛经（主要是小乘佛经）译为汉文，自此中国才有真正的佛学。

佛教在海外广为传播的同时，自身却遭遇了严重的分裂。和耶稣一样，释迦牟尼生前虽然四处传教，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我们今日所了解的一切，都来自于他去世后弟子的追思阐述。佛教在流传中逐渐产生分歧，最重要的一次分歧始于阿育王时期，一部分教众主张发展教义以适应时代，而另一部分长老们则坚持传统佛法，这两种思想分别演变为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或被大乘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

相较而言，南传佛教为上座部佛教，坚守传统，主张释迦牟尼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但不是神，凡人可通过修行完善自身，但不会变为神佛，也没有法力超度他人，故而不拜鬼神。而大乘佛教是北传佛教（包括今日中国佛教）的主流，善行圆融变通，特点是将释迦牟尼神化为法力无边之佛（而且并非唯一的佛），主张凡人可通过修行成为菩萨甚至成佛，普渡众生，因此大众应崇拜神佛。大乘佛教的这一特点在其较晚的支派藏传佛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西藏原先有一种多神崇拜的苯教，而藏传佛教的创始人莲华生大士从克什米尔进藏之时，宣扬他一路显现神通，把苯教原有的当地山神都收为佛教的护法神，故而在藏传佛教中建立了额外庞大的神佛体系来容纳这些本地神。莲华生的这一做法使佛教容易为西藏本地人接受和崇拜，但却背离了释迦牟尼的本来思想。更重要的是，大乘佛教抛弃了释迦牟尼注重现实的精神传统，将民众的思想导至虚幻的神佛世界，成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思想工具——曾经屠龙的英雄最终变成了龙。

阿赖耶识

当我们越是往历史的上游回溯，就越能注意到一个事实：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很多来自婆罗门的、与释迦牟尼本来思想完全不同的内容被掺杂进来，甚至于被我们今天当作是佛教自身的基本元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素食。与我们今日普遍认知不同，婆罗门（以及后来的印度教徒）是主张以吃素为荣、吃肉为耻，而释迦牟尼认为僧人是可以吃肉的，只要你没有看到、听到、或者怀疑那只动物是特地为你而宰杀的（这称为“三净肉”）。然而，在长期传播中，婆罗门的风俗被当作了佛教的戒律，而释迦牟尼更为开明的立场被遗忘了。更不用说多神崇拜、咒语法术、祭祷仪式等等，这些都是为释迦牟尼所反对的婆罗门行为，今天却广泛体现在中国的几乎每一座佛教寺庙中。而最能深刻体现这种蜕变的，莫过于轮回转生思想。

在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典中，述说了四大种姓是由众神用远古巨人的口、手、腿、脚等不同部位创造的，但这只解释了种姓之间的地位差异从何而来，却未解释每个人为何生为不同的种姓。与此同时，印度民间信仰中又有六道轮回的说法，认为恶人死后会堕入恶道。婆罗门把这一概念改造成了轮回转生理论，即人有前世今生，前世的行为（“业”）决定了今生的境遇，所以人应接受今生的现状，同时努力为来世而修行。——“若问前生事，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事，今生做者是。”这一理论能够极好地麻醉底层人民忍受今生的不公而寄望于来生，因此很快成为婆罗门教的核心思想之一。婆罗门不断对之进行完善，发展成一座严密自洽的思想大厦：

为了在宇宙间永无休止的运转这样一套庞大的轮回机制，必然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意志，这称为“梵”。而为了使人在轮回中的前世行为能反映为后世报应，必然有一个“日记本”来记录他的每一代个体的行为，并且这个“日记本”也应当是超越轮回个体而永恒存在的，这就是人的“灵魂”，或称为“我”，或称为“识”，或称为“阿赖耶识”。（因此《圣斗士星矢》中的沙加才说参透了阿赖耶识的人可以超越生死轮回。）——这都是婆罗门教的核心概念，并由此演化出“梵我合一”等诸多说法。然而，阿赖耶识的存在与否，实在是释迦牟尼与婆罗门的一个重要分歧。

释迦牟尼不仅否认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种姓神创之说，更重要的是斩断“梵”、“我”的思想体系。释迦牟尼否认绝对永恒的“梵”的存在，只承认因缘（即事物客观规律），认为宇宙是依靠客观规律发展变化，而非遵循神的永恒意志，所谓“缘起缘灭，诸行无常”。对于“识”，释迦牟尼并不否定个体的人的意识存在，但认为“识”是由因缘所生，离开因缘和色身（即人的躯体）就不存在“识”，也就是不承认超越个体、永生不灭的灵魂，所谓“无我”。对于“人死之后如何”这类问题，释迦牟尼不做回答，而是声称：“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出自原始佛教经典《阿含经》）。释迦牟尼主张个人修行不是为了来生业报，而是为了通过解放心灵而脱离世间苦难，即达到“涅槃”。——以上思想被归纳为佛教的基本原则，即“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从很大程度上说，释迦牟尼本人实际上是无神论者。

释迦牟尼是一位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思想巨人，他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然而，或许是由于他的思想过于超前，因而在流传中被后人曲解，淹没于婆罗门的洪流中。最悲哀的是，释迦牟尼一生致力于宣扬“无梵无我”的无神论思想，却被后世当作神佛来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