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九十【688】2024-2-20
原文
黎明，接奉廷寄谕旨，沅弟准回籍开缺养病，赏人参六两。
饭后，进城入署。行三十余里，巳初至署，贺客甚多。内人及儿女辈次弟入署。沅弟亦力疾来贺。应酬至申正始毕。
酉刻围棋一局。傍夕小睡片刻。夜改片稿一件，温《诗经》数篇。袁氏婿于五月来金陵，另住公馆一所，本日亦不入署居住，浮荡可叹！
同治三年（1864）九月初十日
曾老九奉旨开缺回家养病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曾氏向朝廷奏报：“曾国荃克城之后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忡。据称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躯，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
八月初，曾国荃收到朝廷的答复：“该抚所见虽合于出处之道，而无荩臣谋国之谊，尚未斟酌尽善。况遣散勇丁，只须分派妥靠之员沿途照料，而现在江宁、安庆等地需督兵镇守，该抚正宜驻扎江宁，安心调理，一俟就痊，即可帮同曾国藩分任其劳。即着曾国藩传旨存问，无庸蘧请开缺回籍。”
为此，曾氏在八月二十七日再次专折请求：“伏查臣弟曾国荃，春夏之变饮食日减，睡不成寐，臣曾陈奏一次。然以一人而统九十里之围师，与群酋悍贼相持，自无安枕熟睡之理，亦系将帅应尝之苦，臣尚不甚介意。迨克城之后，臣至金陵，见其遍体湿疮，仍复彻夜不眠，心窃虑之。近十数日不得家书，询之来皖差弁，知其肝火上炎，病势日增，竟不能握管作字。幸值撤务就绪，军务业经大定，地方又无专责，合无仰恳圣恩，俯如所请，准曾国荃开缺，回籍调理。一俟病体就痊，即令奏请销假入都陛见，跪求圣训。”
九月初十清早，曾氏接到谕旨：“曾国荃着准其开缺回籍调理，并着赏人参六两，交该抚祗领，用资保卫。改抚系有功国家之臣，朝廷正资倚畀，尚其加意调治，一俟病体痊愈，即行来京陛见。”
上面所录，就是关于曾国荃开缺回籍的正式文本上的记录。读了这些记录，不禁让人疑惑：怎么前后都是曾氏一人在唱独角戏，不见曾老九本人的奏报？查曾国荃的奏疏，亦不见存有这件事上的文字。曾老九此时官居浙江巡抚，完全有资格单独给朝廷上折，为何这样大的一件事，都要他的大哥来代办呢？应该说，此事的背后决不会像上面所说的这样简单。笔者曾经为此作过一些设想。
很可能曾老九对朝廷极为不满，这段时期他不愿意跟朝廷联系。老九的不满，除开前面所说的在封爵上有不平外，还有朝廷对他放走洪天贵福、李秀成的指责，以及对吉字营将士打劫南京城里金银财货的谴责。从曾氏兄弟的来往信件中，我们知道老九在打下南京后心情一直郁郁不欢，完全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大功告成、志得意满的心态。
也有可能老九本人根本就不愿意解甲归田，而是曾氏一手做主，替他代办的。曾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取得大胜后，曾氏要实行“功成身退”的战略方针。老九留在南京，对这个战略方针的推行有障碍。据不少野史上的记载，出于对朝廷的怨气，吉字营上下弥漫着一股有可能发生“陈桥兵变”的氛围。这是曾氏极为畏惧的事情。他必须得先把吉字营的统领打发走，以后的事情才好办。
当然，这些设想并没有绝对可靠的史实作为支撑，但依情依理，都是极有可能的。总之，曾老九开缺回籍这件事的背后大有故事在，决不是如表面文章所说的这等洒脱、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