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农历新年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于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如何过年，都怀着一份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即使远在千里之外，近年关了，也要紧赶慢赶回家过年。
回忆过往，我发现，记忆里除了餐桌上变得丰盛一些之外，这个喜庆的节日，并没有太多元素留在脑海中。
小时候，盼着过年，恐怕是因为那饥肠辘辘的岁月里渴望大吃一餐的饱腹感吧，无论再怎么难熬。过年总要杀上半大的猪，叫来左邻右舍，大家胡吃海喝一顿，母亲会买上十斤糯米，包上几个粽子，作为走亲访友必备的礼品。还有就是母亲祭祖拜宗的虔诚仪式。所有程序几乎年年如此。也有例外的。如果四五个孩子中，最宠爱的那个小儿子在外谋生无法回来，母亲的那份仪式则显得更加郑重其事些。
后来，大学毕业，开始工作，父亲则因为身体逐渐衰老，停止了外出打工的步伐，我们几个也逐渐离家谋生，家境也逐渐好转了些，村里的人却越来越少，家里过新年的气氛更是淡化了许多。母亲对新年的讲究似乎也没有那些苦难年景时的刻意和严谨了。
时光轮回，到了自己面对生活重压的时候，过年，孩子的兴高采烈，与大人的淡然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期待的，不再是那场饕餮盛宴，而是可以逃离学业的重压，以一种洒脱之姿回到农村寻找自由的喜悦。还有那震耳欲聋的烟花爆竹声，年味在悄然改变。
在这其中，我试图寻找农村和城里年味的契合点。寻找能留给孩子的关于年的记忆。于是，打扫卫生，贴春联，买几支七彩柳，挂上一串中国结，一挂红灯笼，红红火火依然是心头之盼。
忙忙碌碌中，也逐渐意识到，在幼时的那几年，母亲强烈希望那糟糕的一切能够尽快过去，但是面对生活漫长的折磨，一个女人的力量又似乎过于羸弱，更不知道从何着手。于是，每当一年到头时，母亲的这种憧憬就愈发强烈。自己所重复的，有点像母亲的摆出的那一道道程序。是她希望凭一己之力感染当时风雨飘摇的苦难家庭，她只是希望每一年的春节，都成为寄予厚望的，新的开始。
虽然每一年都没有比过去的一年，更好过，更容易。但我想，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它至少给了母亲一个可供倚靠，稍作喘息的支点。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侥幸二字，或者说，大多数平凡人的生命里，其实从来不会呈现所谓的奇迹。但正是在难言的经验里知道了“生活毫无侥幸可言”的事实，所以，人常常会越来越迷信于一些自己认定的事务，常常会越来越倚靠那些撑起平凡生活的温暖支点。这些支点更像是树木生长的年轮——对于旁人而言，它一圈一圈地刻在那里，稀疏平常，看不出有什么需要值得特别留意的地方，但是对于“树木”自己而言，它会知道，那一圈一圈的，刻着的是什么。
当一个人也用某种方式刻下自己的年轮，那个时候，你会知道，他们准备好了，迎接下一年的苦难和幸福。
一挂红灯笼，一副对联，一次“扫房”，这种仪式感，与其说是一种迎接，更不如说是一种告别，一种深植于酸楚内心中，渴望一切都能够重新开始的美好憧憬！
所以我们需要新年这样的仪式感，来告慰过去，祈祷明天。生活里有一种美好是，你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但你还是迈出了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