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克·库珀(Mick Cooper), 戴夫·默恩斯(Dave Mearns)，威廉·斯泰尔斯(William B.Stiles)，玛格丽特·沃纳(Margaret Warner)，罗伯特·艾略特(Robert Elliott)

摘要：在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领域内，多元自我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参与圆桌对话，探索其理论工作与治疗实践中的共性和差异。达成一致的方面包括：相信自我多元性既有可能带来心理健康，也有可能导致心理问题，这取决于不同声音之间的沟通水平；将“自我”理解为主动过程与体验模式，而非被动、具体的“东西”；相信在治疗实践中，接纳和共感需要被扩展至来访者内心世界中的所有声音。存在差异的方面包括：自我多元性的概念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临床实践；自我多元性主要存在于有机体层面还是反映层面；自我是否可以、以及是否应该被合成；以及是否存在一个“更深”的自我的问题。

关键词：自我多元性(self-plurality)，子人格(subpersonalities)，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

        下面的对话是一份删减、编辑过的会议记录，内容来自于2003年在荷兰Egmond aan Zee举办的第六次世界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大会上进行的一次圆桌讨论。这次讨论的目标是促进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领域内不同多元自我观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并为形成更加综合、协作且更加对话式的理解开辟道路。对话由罗伯特·艾略特主持，本文的前四位作者担任台上成员。大约80人参加了讨论，其中许多人对这次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达成这一对话的最终版本之前，所有与会者都被给予机会澄清和浓缩他们的发言内容，并修改文档中的语句错误，但不增加或修改他们的发言的含义。

        鉴于本文的背景，它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历史上或当前关于自我多元性的理论与治疗实践的综合描述（这方面的综述见Rowan,1990;Rowan and Cooper,1999）。相反，它的目的是推进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领域内对自我多元性的理解，并激发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如“自我”的本质以及跨文化因素的意义。

开幕词

米克·库珀：谈到自我多元性，我一直在其中两个领域内工作。其一在我的《多元自我》(The Plural Self,Cooper,1999)的一章中谈到过，我试图在自我多元性方向上发展罗杰斯的思想(1951;1959)。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多个自我概念的想法，以及这些自我概念如何过滤我们面对世界时的行为方式。罗杰斯假设有条件积极关注是相当一贯的，而我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相当不同的有条件积极关注：我的朋友们与我的父母可能会就非常不同的经验给予我积极关注，而这会导致我发展出不同的自我概念，以在不同环境中最大程度地获得积极关注。另一点是，当我们经历一些与自我意识非常不一致的事情时，也许我们做的不是去阻塞该体验，而是通过创造出某种新的不同的自我概念来为该体验赋予意义。因此，比如说，当我感到自己极具攻击性时，我的反应可能是去阻塞那些攻击性的感受，但此时发生的也可能是一个新的自我概念的出现，该自我概念是围绕着这些攻击性的感受形成的。

        我特别感兴趣的第二个领域是不同声音之间的关系。似乎大部分人都同意的是，有一种内部关系似乎与心理幸福密切相关，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不同的自我可以彼此友好相处：他们看起来好像可以互相交流。在我写《多元自我》时，脑海中出现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是，“好的”心理多元性似乎就在于一个人不同部分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以及彼此的开放性。我的想法之一是，借用布伯(Buber)对“我-你(I-Thou)”关系和“我-它(I-It)”关系的区分，来阐述我们与自我之间同样可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我称作“我-我(I-I)”关系，与“我-你”关系类似；另一种我称其为“我-他(I-Me)”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把其他声音或其他部分的自我当做客体。我在许多来访者那里看到的是，他们似乎确实有着把内部的其他声音客体化的倾向。

比尔·斯泰尔斯：我准备就同化模型略加讨论，我与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已经就该模型工作了几年。简单来说，同化模型认为人们是由声音组成的。声音这个比喻指的是经验的轨迹。我们拥有经验，经验会留下轨迹，而这些轨迹可以被重新激活。当他们被激活时，他们就是这个人内部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经验轨迹可以行动、说话。

        大部分经验都会被顺利同化，并且是顺畅可达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调用我们的经验。比如，当我们走进厨房时，我们烹饪的经验会顺利地出现。再比如，如果我问你一个关于你的某些经验的问题，那些经验——那些声音——会顺利地出来并给出答案。但有些经验是有问题的：创伤，麻烦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经验，重新激活是痛苦的。因此，我们把它们作为“有问题的经验”或“有问题的声音”与内部的其他声音社群分开。这些声音——至少有时候——听起来确实是不同的。你可以听一听治疗录音，“有问题的声音”真的有一个不同的声音。

        在这个模型中，心理治疗旨在为有问题的声音建立“意义桥梁”，使它们能够被顺利地获取，并以这种方式将问题转化为资源：一些可以使用的东西。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发展序列，在这个序列中，有问题的声音从被解离或分隔，发展成不想要的想法，再到痛苦地出现，接着被描述为一个问题、获得一些理解、然后被应用、被彻底处理，并最终融入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阶段，并在案例研究中对它们进行了审视。

        我们认为，这一同化过程，并不意味着那些不同的声音被抹去或融合了。在内部社群中，这些经验仍然可以保持其独特性、活跃性以及主体性。于是，被同化的声音和有问题的声音之间的区别就只是顺畅度和可达性：在它们之间来回移动不再是痛苦的了。

戴夫·默恩斯：一开始，我是在与来访者在关系深度中进行工作时注意到的，一些来访者——并不是所有的——会对他们的自我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当我离他们如此之近时，在那样的连接水平上，他们感到足够安全，可以采取一种不同的视角，并“进入”他们的自我。当你进到内部时，你自然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如果我们在这座大楼外面，我们会用它的整体结构和建筑特征来描述它。如果我们在里面，我们则会用它的各个房间来描述它。这就是人们谈论自己不同部分的方式：“我的这一部分”，“我的那一部分”。从这种认识出发，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在这个领域发表了首篇文章（Mearns and Thorne，2000），因为我担心这个理论会被误用，而它的误用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作为第一步，我想首先对以人为中心的治疗方法进行发展，使其能够针对来访者的不同“部分”进行工作。我试图保持理论的具体性而非其普适性。我采用了自我的“结构形态”一词，并将其定义为情感、认知及行为元素的统一体，它为人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学实体。结构形态是一种经验水平上的组织原则。

        我为了发展结构形态而构建的理论和米克的相似。首先，结构形态可以被发展出来，以容纳内部投射。内部投射可以发展成更大的东西，就像牡蛎中的一粒沙子一样。珍珠是一个不错的比喻。我们确实可以发展出一部分自我来容纳内部投射，而这部分自我会发展壮大，并为自己添加元素。其次，结构形态可以被发展出来，最初用来容纳不和谐的自我经验：那些与其他自我概念不匹配的自我经验。随后，它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元素，使自身变得更加真实。就心理失调而言：形态结构的存在本身并不是问题：不止如此，它们难以置信地健康——不仅健康，而且具有积极的适应性。形态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方式来应对极其不同的人和情境。我对于心理失调的看法是，当结构形态形成后，无法再进一步发展时，我们就陷入麻烦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像以前人们说的一样：正是缺乏运动才造成了困难。形态结构同时具有自我防御和自我表现的功能，有时，当我们试图在灾难性创伤中生存下来时，我们像往常一样使用这种防御机制来试着应对并保护自己。但在灾难性创伤的情况下，它们是不够的。它们试图处理自我内部深层的存在层面上的不协调。但是，“正常”的应对机制无法应对如此强大的“不正常”的需求，于是，形态结构开始分离——事实上是——解离。这把我们带到了玛格丽特的工作中。

玛格丽特·沃纳：在罗杰斯（1951，1959）的人格理论中，他出于理论目的发展了假设的自我结构。他是从人类状况的外部观察者的视角对自我结构进行概念化的。在这种理论中——我认为他大体上是正确的——一个人生活经验的总体总是超过其用于身份认同的、清晰地表达出来的那个版本的自我。作为结果，总是会存在一些紧张和压力，驱使个体整合更多的有机体经验，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其自我感。同时，个体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要维持一种连贯而可行的自我感，使他可以在其格式塔(gestalt)中继续生活。说过这些，我还得说我非常同意米克的观点：罗杰斯对自我来源的构想有点过于简单化，需要进一步完善。

        然而，在罗杰斯的大部分作品中，他更多的是从现象学去谈论问题，而不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他说，“我之所以谈自我，是因为我的来访者在谈自我，他们说出了像这样的话：“今天我不是我自己”，或是“上次会谈后，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但后来我看到了我的母亲，我就又回到了我的旧的自己。” 最近，我对于自我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想法很感兴趣（Warner，1997，2002）。我想知道如果“自我”的概念以及人们对“我”的主观感受对于人类理解经验的能力不是必需的，那么它们是否还会普遍存在于人类之中。并不存在一个你会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也并不是在人体表面之下有一个“自我”，它更像是人类会倾向于进行“自我化(selfing)”。人类倾向于去寻找一种可以整合他们的生活经验的东西——一个版本的自我，让他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坚实的“我”，并把事情联系起来的。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每一种已知的文化都有一个表达“我”的词语，每一种已知的文化都有一些关于人格——随时间推移而保持其一贯性的人格——的观念。同时，在人类天性中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发现自己的真实感受往往与先前存在的自我意识并不完全符合。所以，我同意这里的每个人的观点，新版本的自我往往会自发地分裂出来。你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自己——“我意识到我现在是一个正统天主教徒，我过去一直是而且我永远会是”——第二天你的一小部分就会说出一些不同的话：它可能是，“一些部分的我一直都讨厌被指挥，并且想做一些我觉得很罪恶的事。” 因此，伴随着人类“自我化”的倾向，存在着一个相反的生成“非人格(un-personality)”集群的倾向。我认为共感调谐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不但要去理解一个人长期的关于他或她是谁的版本，同样也要在新的自我感形成时倾听他们。我真的很喜欢戴夫的观察：即，听者很容易把这些弄混，或者忽视某人的小小的自我部分的出现。

        我认为解离是——与“自我化”倾向相对的——一种正常人类倾向的延伸，它常常在幼年时受到极端创伤影响的情况下发生（Warner，2000）。我不确定这是一种准确的表达还是一个比喻：在受到创伤影响的自我周围，似乎存在着一层“恍惚障碍”。我认为它并不是解离与非解离之间的平滑连续体。相反，它是一种明显的断裂。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能有很多个自我，但他或她会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比喻。一个人可能会说，“我内在的孩子真的接管了每一个派对。”但她很清楚，她并不是真的只有五岁。当一个人有一个或多个解离的部分时，他或她将会失去这种比喻的距离，至少当他或她处于解离部分的经验中时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来访者可能觉得她真的只有五岁，在一次会谈后不知道怎么找到回家的路。或者，她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存在，可以做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她知道不能做的事情。例如，一个部分可能认为他可以杀死另一部分而不会受到伤害。

自我多元性的概念化

罗伯特·艾略特：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对此的思考与马迪·霍洛维茨(Mardi Horowitz)(1987)的“意识状态(states of mind)”概念相吻合？

比尔·斯泰尔斯：人类身上存在着一种多元性现象，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我们都在努力地去描述它。我认为马迪·霍洛维茨和我们研究的是同一种现象。

戴夫·默恩斯：还有迪克·施瓦茨(Dick Schwartz)（1999）和约翰·罗万(John Rowan)（1990）……

比尔·斯泰尔斯：即使是认知行为学派的人也会谈论“自我陈述(self-statements)”——自我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陈述一些东西（e.g.，Kendall，Howard and Hays，1989；Treadwell and Kendall，1996）。

罗伯特·艾略特：它还出现在沃尔特·惠特曼（1892），歌德（1832），甚至是荷马（800BCE）的作品里。

玛格丽特·沃纳：我的猜测是，相比于其他理论，我们的理论对于在不同自我体验之间来来回回的自我驱动倾向有更多的觉察和强调，至少在经典的以来访者为中心疗法中是这样。有人相信，这样的进程会自发地发生，不管有没有人向你指出你的各个部分，或是做一些练习来让你进入你的各个部分。仅仅是一个对各个部分的运动有着共感性敏感的人的在场，就会促使一个人的自我感发生改变。

米克·库珀：当我们谈论多元性时，我们不一定是在谈论同一件事，因为，首先，在反思水平上存在着多元性：我可以将自己构建为拥有不同的自我；其次，在更加体验性的水平上也存在多元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体验世界。还有，在一些对话理论的学者看来（e.g. Shotter，1999），多元性存在于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而非个体内部。因此，尽管我们在谈论一个共同的主题，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存在着不同水平上的多元性，并且它们可以互相作用，这真的很复杂。

戈弗雷·巴雷特-伦纳德：我同意，在谈论自我多样性时，我们并不完全是在指同一件事。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个人从什么立足点出发，而我的出发点除了价值条件理论外（Rogers，1959），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们人类的构成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我是说，我们身上有数十亿个细胞，每个细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它们之间的联系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中，自然存在着多样性。我认为，自我多元性的另一个来源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重要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反应将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价值条件，从而导致了在各个主要背景下不同的自我感。因此，我提出了“背景下的子自我(contextual sub-selves)”的概念（Barrett Lennard，2004），以反映这个观点：在我们生活中的不同背景下，我们所表现、认知和体验到的自我是截然不同的。

玛格丽特·沃纳：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地方，我认为存在着一个深层自我。如果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工作，他们会倾向于生成一些关于他们是谁的版本，来提供一个更充分、更令人满意的关于他们是谁的表述，以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好。所以来访者可能会说“治疗开始以来，我感觉到我成为我自己了，以一种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方式。在此之前，我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戴夫·默恩斯：我不太同意。这并不符合我与来访者一起工作时的经验，他们并不会倾向于去找到一个“更深的自我”，或是“更真实的自我”，或是诸如此类的什么。我的经验是，他们会发现各个不同的部分，对他们来说积极的事情是，各个部分能够相处良好，或是团结一致。也许他们会将其描述为各个部分间更好的“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ship)”。

玛格丽特·沃纳：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在说，存在着任何形式的具体的或客观的“自我”。我并不认为有一个单一的、真正的自我在那里等着被发现。我要说的是，当人们允许自己以一种完整的方式处理内在体验时，他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东西，他们会主观地将其体验为——来访者常常用这样的词来描述它——一个“更深的”、“真正的”、“更真实”的自我。

关于自我组织和自我的一贯性

莱斯·格林伯格(Les Greenberg)：我对使用“部分”一词的担心是，它仍然太过具体化了，一些动力学的、系统理论的术语真的很重要：让我们能够去谈论不同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s)”，而非自我的不同部分。在我进行临床工作时（Greenberg，Rice and Elliott，1993），我试图避开不同部分的具体化，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很难做到的。似乎谈论组织过程及当下的组织行为比谈论“部分”更加重要。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我喜欢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985）关于自我的作品：将连贯感、主体感及情感性的形成看作最基本的自我的形成。在我看来，这似乎不同于自我的概念，以及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作为一种取向，在“自我”的含义上取得一些连贯性是很重要的，我认为丹尼尔·斯特恩将自我看作这种非常基本的过程的看法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自我可以意味着“自我概念”。我认为米克指的就是这一点；这困扰着我，因为我认为自我更多地是以一个组织过程为基础的，这个过程处于能够意识到的“我的自我(me-self)”之外。它有点像是在组织“我-自己(I-self)”。

玛格丽特·沃纳：在你的生活经验中有一种连贯性，你并不去给自己命名，你只是如其所是地生活着。

莱斯·格林伯格：对，但它仍然是一个自我组织。此刻我被有点“焦虑地-探询性地”组织起来，这是一个自我组织，我时不时地会进入它，但我甚至不必有意识地为它命名。但它仍然是一种自我组织和一种存在方式。

玛格丽特·沃纳：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种从来访者外部进行理解的方式。在治疗上，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去了解来访者使用主观的自我体验——作为体验性的改变的一个方面——的方式。比如，我可以看着某人说，“尽管这个人将自己作为破碎的部分来谈论，但我可以看到他其实有一个非常连贯的生活组织过程正在进行着。”在治疗中，我不想做到超过或者不如这个人原本所是的那样清楚或确定。所以，如果这个人说，“我有一个小男孩自我”，对这种自我意识他坚持了六年，并在治疗中就其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可以的。在其他时候，一位来访者可能有一种持续不到十五分钟的自我感，这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的。我只想和在那里出现的经验待在一起，不管该经验是什么样的。当然，这是因为我认为，在与一个人即时的、主观的自我感受一起工作中，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内在的改变潜力。

戴夫·默恩斯：我略有异议。我使用“结构形态”一词的原因是，这些部分是巨大的，它们有自己的动力学和元素，它们可以通过各种过程积累其他元素。它们是结构非常完整的动力学实体。

玛格丽特·沃纳：是的，你的确在研究中说过，各个部分往往历经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稳定。

戴夫·默恩斯：哦，不，不一定总是稳定的，而是一直在发展，希望如此。

比尔·斯泰尔斯：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它们的发展，你已经获得了一贯性。

戴夫·默恩斯：是的，随着生物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一贯性，但同样存在……

比尔·斯泰尔斯：我们做过一些研究，研究的基本操作是跨会谈地跟踪主题。在我们的一些录音带或会谈记录中，我们发现，“啊，在这儿他们又在谈论它了，还有这里也是。”我要说的是，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可识别的短语和独特的声音特征先是在一个地方出现，然后在两次会谈之后再次出现了。你可以听到，在这些声音中既有连贯性又有变化。

戈弗雷·巴雷特-伦纳德：我的初步观点是，自我组织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因情况而异。我认为拥有多种多样的自我却非常健康是可能的。你知道，一个人可以从一部分滑到另一部分，并在这一刻更充分地体验它，而不是被它解离。另一方面，如果子自我之间缺乏开放性的关系，那么这个人就处于一种有点解离的状态，这样它就是不健康的了。

米克·库珀：这很像是一个团队：如果成员一起交流，互相沟通，他们就可以比各自单独工作做得好得多。但是，如果成员之间产生了冲突，那么它就变得不那么具有建设性了。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的观点是：重要的是对话的水平。如果一个人在他去健身房的时候是一个自我，当他作为父亲的时候是另一个自我，当他去参加派对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自我……这很好，如果不同的自我之间彼此承认并相互尊重的话。但是，如果去健身房的自我讨厌外出聚会一整晚的自我，那么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之间就会出现真正的不和谐……

戈弗雷·巴雷特-伦纳德：或是拒绝沟通……

米克·库珀：或是解离：完全否认那个自我与自己是同一个人。

对治疗实践的思考

埃尔克·兰伯斯(Elke Lambers)：我很想听听你们所有人的看法，这一现象对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有什么启示？

戴夫·默恩斯：事实上，我发现它在本质上非常接近于家庭治疗。如果我的来访者宣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存在于治疗中，我就必须对所有这些部分进行工作，即便此时他们可能只在关注其中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可能在说，“我想停止治疗；再见，我要付你多少钱？”但是如果来访者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另一部分，那么这两个部分就都是我的来访者，我必须努力完整地听到他们两个的声音。必然地，在治疗室中倾听不止一个来访者的声音使事情有了变化——同一件事有了更多的处理方向——即使是对一部分进行共感也意味着隐含地邀请了另一部分去听。

埃尔克·兰伯斯：你会向来访者坦言这些吗？

戴夫·默恩斯：在来访者已经向我确认了那一部分的情况下。因此，假设来访者已经将第二部分确认为“我的一部分，他的声音非常小，并且感到被第一部分吓坏了”。我会用完全相同的语言说，“你说的声音很小的那个部分怎么样了？”我真的对现象学很严格，并努力保持与来访者的体验和表达的贴近。对“部分”的认识已经改变了我在这个领域的治疗实践。如果治疗室中有不止一个来访者，你不得不做出改变。

玛格丽特·沃纳：我作为治疗师的经验是，当人们开始尝试新的存在方式时，他们经常把这一部分放进一个独立的自我。似乎他们对此有些胆怯：这种新的感受集群能否与他们长期的关于他们是谁的感受——对于该感受他们有很多承诺——相容。所以他们经常自发地开始谈论“自我”。相比于比他们旧的、更被认可的自我感，他们刚刚开始命名的新的自我更脆弱、更容易受伤、更容易羞愧地离去。而在我的经验中，自我的这些新的方面往往具有最大的变化潜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家庭疗法相似。我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治疗师，他总是维持着一种特定方式，不想失去它；我同样努力成为他们最近才表达出来的部分的治疗师，这一部分被个体深刻地感受到，同时也是极度脆弱的。当一个方面比另一个方面脆弱得多时，要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戴夫·默恩斯：我觉得你需要做得比不偏不倚更好。对于以人为中心的家庭疗法，你必须真正表现出对双方的偏爱，对双方的强烈投入——一种“多向的偏爱(multi-directional partiality)”（Boszormenyi-Nagy，Grunebaum and Ulrich，1991；O’Leary, 1999）。

玛格丽特·沃纳：是的，这是个好词。我喜欢它。我喜欢“多向的偏爱”。

戴夫·默恩斯：对我来说，它把“无条件积极关注”翻译到了这一背景中。

米克·库珀：对我来说，这一现象更多的是关于它印证了以人为中心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它如何改变了我的工作。因为，如果我能体验到与来访者的“我-你”联系的时刻，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内化这一点，并且他们的不同部分可以以一种“我-我”——一种互相珍视和尊重——的方式相互关联。换句话说，我和他们的关系有可能被内化，这让我对自己作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师所做的事情有了很大的信心。

        这也帮助我意识到，病人带进治疗关系中的自我可能并不是他们栖身的唯一的自我(I-position)。可能只有理性部分的自我进入了治疗中，但他们还有，比如说，一个非常恐慌的自我，我需要以某种方式与那一个自我进行连接，并建立起一些“我-你”类型的关系。这让我意识到治疗是多么地困难，因为真正的挑战之一是找到一种方法，不只是确认、接纳和认可来访者在那一时刻处于治疗室之中的自我——来访者可能对该部分很满意——还要把被推开的部分和可能性包括进来。

玛格丽特·沃纳：那么，你要怎么触及另一个自我呢，如果它并不在治疗室里？

米克·库珀：当他们谈论那些极端脆弱或极端愤怒的时刻时，真正与这些经历待在一起，鼓励他们打开它们并真正进入这种体验中：“在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怎样的？”“那会儿你怎么了？”然后，在打开这些体验的过程中，将无条件积极关注扩展至那些部分，因为最需要它的往往是那些声音。

比尔·斯泰尔斯：是的，我同意我们正在谈论多边偏爱(multilateral partiality)（Boszormenyi-Nagy和Spark，1973）。我发现来访者经常会说，“好吧，我有那种感觉，但我有这种感觉。”回应这种表达是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要做到多边偏爱，需要着我们一次对一个部分作出反应（Stiles and Glick，2002）。我们听一听每一个自我说了些什么，然后选择对哪一个进行反映。多边偏爱意味着做到精准地共感，一次一个声音，一个自我。当一个自我受到的伤害被反映出来，其他自我就可以听到它。另一个声音被涉及，然后出现。作为治疗师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说出了一些共感的话，接着另一个声音做了回答，并且可能说出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

戴夫·默恩斯：这就像以人为中心的家庭治疗中的“共感中介(empathic mediation)”（O’Leary, 1999）。人们发现很难相互共感。而治疗师的共感帮助了他们每个人更好地倾听对方——治疗师促成了家庭成员之间或不同自我部分之间的共感。

比尔·斯泰尔斯：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自我多元性引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对谁做出反应？”实际上，在我们讨论自我问题的许多背景中，它都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在另一次会议上，巴里·格兰特从一些道德原则中——其中包括自我决定的重要性——得出了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方法（Grant, 2002）。我认为自我多元性的概念真的挑战了这类论点。是哪个自我在做决定？

关于合成和同化

参与者：我想就做决定这一点接着说：我们谈到了来访者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冲突，而我的经验是，当各个部分都被以这种现代的方法共感地听到时，其结果是合成。一些不同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了。

玛格丽特·沃纳：在某些方面，我认为在分离的与统一的自我感之间来回摇摆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节奏。也许，一个人发现他或她自己的一部分在说，“我总是以一种稳定的负责任的方式组织我的生活。我的婚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和孩子们一起度过的生活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而现在我感觉到自己的另一部分想要变得更活泼、更自发一些。”在治疗过程中，这个人在两种自我感之间来来回回——这些自我感似乎是围绕着完全不同的原则和感受组织起来的——有时甚至到了近乎无法抗拒的地步。而作为一名治疗师，我同时接纳着这两种自我感。但在某个点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自我感编织了成了某种新的东西。然后来访者说了些这样的话：“忽然间，我觉得我不再是那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而是进入了拥有一个全新存在的第三种存在方式”；安·威瑟·康奈尔(Ann Weiser Cornell)（1996）在探讨内部关系时谈论了这个过程。

比尔·斯泰尔斯：我认为这是同化了分裂的经验。例如，在我们研究过的一个案例中（Stilles，1999），一个年轻的女人表现出了言语上的爆发。偶尔她会发怒，但大多数时候都很温顺。在这个案例的治疗过程中，我会说，她同化了自己愤怒的部分，把它变为了一种适当的坚决和自信。所以她把问题转化成了资源。

玛格丽特·沃纳：整个有机体被——以一种金德林(Gene Gendlin)称之为“隐含的”的方式——复杂地组织起来（1964；1997），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活着的有机体都在寻找生命元素，以在不同水平上揭示它。有一种特殊的使用词语的方式，可以生成一整个有机体反应，当治疗工作进行时，你通常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他没有注意到、或是无法理解的深层的组织。当人们尝试就这些现象赋予文字或图像时，他或她将经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在某一时刻感觉起来像是新的自我部分，稍后又可能感觉起来像是一种新的、统一的自我感的一些方面，但其实整个有机体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当一个人找到了一个揭示了其经验的一些隐含方面的词或图像时，体验本身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创造性的，交互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把词语赋予一些只有唯一正确命名方式的东西。

把情绪转换成声音

伊恩·卡蒂(Ian Carty)：我倾向于围绕情感展开工作，所以，我在思考我自己身上各个情感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怎样与声音的概念相关联。

比尔·斯泰尔斯：我会说，“是的，它们确实是有联系的。”这么说已经开始逐渐超出已被研究数据证实的范围。不过，我认为情绪是不同声音之间相遇的一种表现（Stiles，Osatuke，Glick and Mackay，即将发表）。我们不同类型的感觉反映了声音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

玛格丽特·沃纳：所以，是不是可以说，你会想办法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比尔·斯泰尔斯：呃，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试着选出一些相对重要的问题体验并跟踪它。悲伤的感觉会是关于两个声音及其关系的线索。

米克·库珀：我会给出一个相反的答案，并说“不”，因为我觉得这么做有一种危险，你把模型推得太远，以至于它变成刻意人为的了。如果你在谈论情绪，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把它转化为“声音”。

玛格丽特·沃纳：对我来说，我只是把这看作是一种策略选项。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说这种“部分”的事情会发生，而且它们往往是相当富有成效的处理方式，那么问题是：你是采取某种会强化这种“部分”体验的态度，还是说，只在它自发出现时对其进行共感调谐？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的地方。

戴夫·默恩斯：对此我真的很小心。当它确实存在时我努力地去倾听它，但是，伙计，我不会在它或许存在又或许不在时把它发明出来。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太容易受到治疗师的影响了。把新东西放进去太容易了。我的意思是，我曾写到一个到我这里的来访者（Mearns，2003），在第一次会谈的第一分钟她就说，“我有一个内在的被虐待的孩子，而它不是我的。我想它属于我以前的治疗师！‘内在的被虐待的孩子’是她的东西，我认为她把它加在了我的身上！”

跨文化思考

恩森·朱(Eunsun Joo)：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想过多元自我或声音中的权力问题，因为我来自韩国，在那里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而和谐是由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角色是什么这样的东西来维持的。但是当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人挑战一个强大的人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此，当人们意识到不同的自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问题开始的时候，因为当它顺利运行时，我们就不会真正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或我们是谁。

玛格丽特·沃纳：恩森说的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处于一个较低的权力位置，并与我的讨厌我老板的部分取得了联系，在这样的文化中可能很难办。

罗伯特·艾略特：我们一直在谈论西方的自我概念。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在其他文化——比如说亚洲文化中，是否有一个更加分布式的自我（Markus and Kitayama，1991）？

恩森·朱：关系的自我……

罗伯特·艾略特：所以这是超越单独一个人的延伸自我。这非常有趣，文化因素，这就要作为另一次讨论留待下回了……

原文：Mick Cooper , Dave Mearns , William B. Stiles , Margaret Warner & Robert Elliott (2004) 'Developing Self-Pluralistic Perspectives Within the Person-Centered and Experiential Approaches: A round-table dialogue', Person-Centered & Experiential Psychotherapies, 3:3, 176-191

本文来自《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期刊，详见我的“《以人为中心与经验心理治疗》期刊简介”。

我的朋友雅綺在原文理解上为我提供了一些帮助，祝越帮我审阅了译文。我的老师潘旭光帮我审阅了译文并提出了一些建议。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