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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以后，母亲所在的野战医院，驻扎在刚刚获得解放的常州。大军渡江后，除去主力继续向新的战场推进外，在刚刚解放的长江沿线城市都留下了一些需要休整的部队留守。父亲所率领的团队留守在苏州休整，团部就设在苏州一所著名的园林网师园。

我在母亲腹中，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个转折点，参加了解放战争最后一场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可以说他是听着渡江战役的枪炮声、闻着战火的硝烟，在母亲的腹中一天天长大，却又是在庆祝解放的锣鼓和鞭炮声中诞生。

9月中旬，母亲临产前，父亲特地从苏州赶到常州，等待自己新生儿的诞生……

我，曾经有过一个兄长，他的名字叫海燕。可惜，他生不逢时，出生在抗战时期的“皖南事变”。母亲在突围前，将刚刚满月的孩子托付给了安徽云岭的老乡。以后就失去了孩子的消息。接着，母亲又先后生下了三个女儿。看着身旁的三个女儿，父亲总会思念那个生死未卜的长子，也更加渴望这次可以生下一个儿子，来慰藉那种很特别的心情。

父亲早几天就从部队驻地苏州，赶回到常州，来等待第五个孩子的出世。1949年的8、9月，大规模的战事毕竟已经被和平所代替。驻扎在苏州的部队，主要也只是休整。他这个团政委请假离队，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了。

9月18日晚上，母亲开始阵痛，被送进了产房。父亲就一直在外面守着，一步也没有离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也更加焦躁不安。他不停的在院子里走动，看着那些医生和护士出出进进。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当东方渐露晨曦的时刻，产房里传出一声很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这“哇”的一声，让他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父亲很快又皱紧了双眉，低声嘟囔了一句。

“生出来就大哭，看来又是个小丫头。”

身旁的警卫员没有听清楚，忙问：“首长，你说什么？”

父亲挥挥手，“没有什么，快去问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子？”

父亲自己生怕得到一个失望的答案，便叫自己的警卫员去确认。不等他的警卫员上前询问，一个年轻的女战士已经打开房门，跑出来向他报喜了。

“恭喜首长。马政委给您生下一个儿子！”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开了花，几个健步跃上了台阶。

那个女战士一伸手把他拦住了，“首长，你现在还不能进去。”

父亲急得一把将头上的帽子抓下来，在手里攥成了一团。

警卫员上去对女战士说：“嗨，你这个丫头，我们首长要进去看自己儿子，你凭什么拦着？”

那个女战士一点不示弱昂起头回敬一句。

“喂，你这个兵蛋子，干嘛这么凶？这里是医院的产房！里面还没有收拾好，你们这些大男人怎么可以进去？”

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惊动了屋子里的其他人。

给母亲接生的院长走了出来，把这两个年轻的男女战士训斥了一顿。

“你们在这里吵什么？不知道这里是医院？耿秀英，你快进去先把马政委和孩子送到病房去。”又对急得抓耳挠腮的父亲说：“老严，恭喜了。你盼来盼去盼儿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先别急，我已经安排把她们母子送到病房去了。你等一等就可以抱你的宝贝儿子了。”

父亲喜形于色的说：“黄院长，谢谢了。谢谢你。”

“怎么样，给儿子起名字了吗？”

父亲拍了一下自己的头，“怎么把这个要紧事忘了？”

黄院长在他肩头轻轻拍了一下，“那就快想吧。等起好名字再去抱儿子。”

父亲又在院子里走动起来。

他望着越来越亮的天空，心中一动：儿子生在1949年9月19日的黎明拂晓。现在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中国的黑暗即将过去，对中国来说也是拂晓时分。儿子的名字里面应该用个“晓”字。长子叫海燕，那么这个儿子就叫“晓燕”吧。希望未来的中国像一只凌空的雏燕，可以一天天繁荣富强起来。

父亲怀着对祖国未来的憧憬，给新生的儿子起了个名字。他可能从来不曾想过，这是一个太过“女性化”的名字，是一个儿子一点不愿意接受的名字。他更加不会想到，儿子会因为这个太“女性”的名字，一辈子都在闹笑话。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母亲在分娩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她知道自己没有奶水，工作也不会允许自己有时间来亲自哺育儿子。便托人在常州城里找了一个奶妈。她姓陈，叫琴娣，在一个月前自己刚刚生下一个女儿。母亲在临产前已经叫人把她找来，让我一出世就可以吃到奶水。在我一周岁以前，都是陈妈妈用她的奶水在哺育着我。

大约在49年底，父亲和母亲先后奉命调往上海。父亲的团队，驻扎在上海市郊的松江县，担任松江军分区的政委。母亲担任了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军代表。

家安在老西门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楼梯是木质的，在木楼梯上上下下跑动时，总会发出“咚咚咚”的响声。

到上海不久，父亲从家乡南浔镇，把母亲接到了上海。挺大一个家，父亲的老母亲，还有专门给儿子喂奶的琴娣，家里平时人就不算少，除去祖母、恩娘、耿妈妈，还有两个分别带我两个弟弟的阿姨和两个弟弟。到寒暑假，三个在杭州西湖子弟住读的姐姐回来了，家里就更加热闹了。到处都是孩子的声音和身影。那座木楼梯在孩子们的奔跑中，整天都在“咚咚咚”的响个不停。母亲是每天都回家的，可总是很晚。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和她一起吃晚饭。父亲很少回家，除去逢年过节，总要一两个月才看的见他。

四岁的时候，母亲把我送进了幼儿园。

每天负责送我去幼儿园的，是我另外一位祖母，她是父亲的庶母。据父亲告诉我，我的曾祖父曾经是南浔镇很有名的大地主，号称“严十八太公”。在曾祖父那一代，“严氏家族”还是个人丁兴旺的望族。曾祖父在家族中排行十八，所以得了这个称号。他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祖父是长子。曾祖父为他在家乡娶了一房妻子，也是南浔镇大户人家的女子，姓陶。她就是父亲的生母，我的祖母陶娴贞。祖父却很不满意这门婚事，很快就丢下他们母子在南浔镇，自己去了上海。除去定期寄钱下去，很少回去看望。他在上海另外娶了个妻子，叫徐夷芬，是苏州人。她也生下一个儿子叫严志华，1948年去了台湾。

大约是我三岁的时候，就是这位庶祖母带着我，第一次去看望祖父。祖父看上去少言寡语，十分严厉的样子。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爷爷”。可庶祖母告诉他，祖父很在意他这个孙子。理由很简单：我是长子长孙，而且是严氏家族的长子长孙。在祖父去世前，差不多每周，都会让庶祖母来领我去他那里。

祖父是在我五岁时去世的，父亲和母亲都没有去参加他的丧礼。这里的原因很清楚，一是父亲和祖父关系一直不好，而更加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不愿意去充当，一个大地主的孝子贤孙。这应该是那个年代的一种革命思潮吧？庶祖母偷偷把我接了去充当孝子的角色，我是唯一参加过祖父丧礼的人。

丧礼是按照老派风俗办的，请了和尚、道士闹腾了好几天。庶祖母每天一早把我接走，晚上再送回来。母亲却一点不知道，直到几年以后，她才知道庶祖母买通了所有人瞒着自己。

祖父去世以后，母亲不知出于原因考虑，把我这位庶祖母接到了家里。从那个时候起，她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大家都叫她“好婆”。

在上海的时候，好婆对我是很好的。虽然不是她亲孙子，可她真的很宠爱我，每天都是她接送我去幼儿园。

记得他家的弄堂口，有个修鞋的铺子。铺子的老板养了一只会说话的八哥。每天都把鸟笼子挂在门口的屋檐下。八哥不停的说着“皮鞋擦伐？”。八哥尖利而清脆的说着这样一句上海话，总会吸引许多路人伫足。人们围着这只八哥不停的逗着它说话，也会有人就便走进铺子去擦皮鞋，或者修理一下自己的鞋子。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人们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可以继续逗八哥玩玩。这只会说话的八哥，成了鞋铺的活招牌。

八哥不止会说“皮鞋擦伐？”。它很聪明，会说很多话。它看见有人走进铺子，就会问一句“侬好，吃饭了伐？”客人走出铺子的时候，它又会说：“再会，下趟再来。”

八哥的上海话并不准确，带着一股苏北味。好婆说那是因为，这个铺子的老板是苏北人。我很喜欢去看这只会讨巧、会说话的八哥。只是这个弄堂口连着大马路，耿妈妈是不会允许我自己一个人，跑去看八哥的。三岁以前，都是耿妈妈抱我去看。以后好婆来了，抱我看八哥，成了好婆博得我好感的重要方式。

好婆一开始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好感。我小的时候最依恋两个人，一个是恩娘，还有一个是耿妈妈。

祖母虽然是最疼爱我的人之一，可我并不依恋。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很小，总想有人抱着自己出门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可我的祖母是个小脚，真的是那种“三寸金莲”。她自己走路都是颤颤巍巍的，特别是上下那座很窄又很陡木楼梯的时候。家里的人是不会让她抱着我出门的。在我的记忆里，祖母几乎没有抱过自己。

好婆不同，她是“解放脚”。就是曾经裹过脚，以后又因为种种原因放开的那种。那时好婆只有50来岁，还很年轻。

她第一次出现在我家的时候，我正在吵着要去看八哥。我又哭又闹，坐在地板上撒泼。偏偏大家都有事，没有这样的闲工夫，陪我去看八哥。家里的大人都知道，我只要站在那只八哥的面前，没有一两个小时，就休想哄他回家。

好婆进来看见我赖在地上，就想把我抱起来。我死活不让她碰，哭闹的更加凶起来。

好婆弄明白了原因，便对我说：“阿婆抱你去看八哥好不好？”

我一听就止住了哭声，自己爬起来。好婆把我抱起来，对大家说：“我带他去吧。”

……

以后，我就常常会盼着好婆来。因为她不仅会抱我去看八哥，还会抱我上街买些好吃的东西。就这样好婆渐渐博得了我的好感。

我小时候是不知道其中原因的。长大以后才明白了，她的身份决定，要想在这个家庭站稳脚跟，就需要找到一种依靠。我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和母亲对我从小特别宠爱。

好婆是有文化的，她对当时的形势看得非常清楚：共产党的天下越来越牢固，自己的亲生儿子在台湾。恐怕是一年半载回不来了。迟早自己要依靠父亲来赡养自己，要讨好这个非亲生的儿子，最有效的方法，自然是博取他这个宠儿的好感。

精明的好婆做到了这一点，她很快成为我最依恋的人之一。不仅从开始上幼儿园，接送我的就是好婆；直到以后，家搬到北京，我读小学了，接送我的还是好婆。甚至连开家长会，也总是她去参加的。

好婆不仅有文化、精明，而且长的很漂亮。她是苏州人，长的小巧玲珑，一口很糯的吴语。偶然的时候，还会哼上一段评弹。还会烧一手很出色的小菜，这一点恐怕也是她很快取得在家庭地位的理由之一。好婆的菜肴有浓重的苏帮特色。她做的“霉干菜烧肉”“栗子烧肉”“红烧狮子头”……这些品牌经典菜肴，让人回味无穷。

我从小是很顽皮的，记得在五岁的时候，曾经闯过一个挺大的“祸事”。那是夏季的一天，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已经安静的开始睡午觉。唯有我一点不安分，一直在动，而且还要去“骚扰”邻居。

无奈之下，值班的老师把我领出了班级，带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强迫他睡在沙发上，自己坐在旁边看守。我便假装老老实实的闭上眼睛。老师看他已经安安静静合上了眼睛，一动也不动躺在那里，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便起身走了出去。可能因为不放心，她翻身将房门在外面上了锁。

她一点没有想到，她刚刚离开，我就一骨碌爬了起来。跑到门前，拉了拉门，知道已经被老师锁了。开始四下打量着动起脑筋，很快就发现门的上面有个半开的气窗，心里就有了主意。

先是搬来了老师的椅子，放在门边，然后爬上椅子，又扶着门，居然站在了椅子的靠背上，试图爬上去。可个头还是太矮了，够不着门框。只好又爬下来，重新想主意。搬来一张椅子，打算把两张椅子叠在一起。可是发现椅子的四条腿间距和椅子面的大小差不多，上面的椅子在那里摇摇晃晃，是没有办法爬上去的。只好又把那张椅子拿下来，一面喘着气，一面擦着一头的汗，重新动脑筋。

我把目光停留在老师的办公桌上。这个办公桌，对一个才五岁的男孩子，算得上是个“庞然大物”，竟打算鼓起勇气，要把它搬到门边上去。我休息了一阵，然后走到办公桌旁边，用两只小手抓住桌子腿，试图将桌子移动。那桌子纹丝不动！是自己的力气太小了，刚才又折腾了一阵，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去移动这个“庞然大物”。我开始想怎样可以让它变得轻一点？搬掉了桌面上那些书报、文具。然后，又把几只抽屉一只只拉了出来。做好准备工作，我又擦擦汗，喘了几口气，休息了一阵，重新抓住桌子腿开始拖动它。这次居然真的拉动了。我就这样一点点，把这个大家伙移动到了门边。自己累得一屁股就坐到地上，靠着门喘粗气。

过了好大一阵，我才有力气站起来，然后爬上桌子，站在上面把椅子拖上来，靠在门边上，开始爬上去，一直爬上椅子靠背。这次终于可以扒住门框了。我双手扒住门框，把身体向上牵引，最后终于爬到了气窗的空隙里。接着再用双手抓紧门框，把自己的身体沿着门放下去。等身体完全放直以后，双手一松，“噗通”一声，跌坐在门外地上，也顾不得屁股摔得生痛，胳膊和膝盖也是火辣辣的痛，爬起来就往外面跑。我溜出了幼儿园，跑到了大街上。正好在马路边，看见了一辆停靠在站台上的有轨电车，直接就爬了上去。看见车后面的一个角落有个空位子，便上去坐下。

电车“叮当叮当”的开动了。他却连这部车是开往哪里？都没有搞清楚，已经被摇摇晃晃的电车，晃的睡着了。其实，这部车的方向是和我要去的老西门相反的。我实在是太累了，一下子就睡着了。可能因为我太小了，车上的司乘人员居然没有发现。车子开到终点，又开出来，打了一个来回，我还是在睡大觉。

这个时候的幼儿园和家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

老师在班上忙了一阵，到吃点心的时候，才想起办公室里，还关着一个小朋友。连忙让其他老师给小朋友们发点心，自己回到办公室去。她打开锁，一推门，发现门推不动，已经在心里一惊。再用力，门还是打不开，她用足力气才把门推开了一条缝，把头探进里面一看，吓得腿都软了。关在办公室里的孩子不翼而飞，竟搭着桌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溜了出去！

老师三步并两步，赶到院长办公室报告，院长也惊出一身冷汗，马上下令全院的老师和职工，在全院大搜查。院里院外找了几遍，也没有踪影。院长这一下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迫不得已打电话通报给母亲。

母亲已经转业到地方，在上海手工业管理局任书记。

母亲接到幼儿园的电话，同样大吃一惊。不过，她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很快就冷静下来。

她在电话里安慰院长，“不要太着急了，我这个儿子太淘气，也很聪明，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估计他一定是自己跑回家去了。这样吧，我现在马上回家去看看，你先通知附近的派出所，协助在周围找一下。”

院长连声答应着，母亲放下电话，赶回家去。院长也马上通知了派出所。就在我在有轨电车上“呼呼”大睡的时候，幼儿园、家里、派出所已经闹得不可开交，大批的人员出动，在四处寻找我，可谁会想到我却正在一辆有轨电车里睡大觉？我躺在后面的座位上酣然大睡，一直睡到这班司乘人员换班的时候，才被清洁车厢的售票员发现。她扫地扫到后面，发现昏暗的车灯光下，后排的座位上，竟然熟睡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由大吃一惊，连忙放下扫把，上前将我叫醒。

“快醒醒。你是谁家小囡，怎么在车上睡觉？你家大人呢？”

我懵懵懂懂睁开眼睛，看着她，又看看车窗外，发现天色已经暗下来，心里不由慌了，咧着嘴想哭。

售票员连忙把我抱起来，“不要哭，男子汉不能哭的。快告诉阿姨，你家住在哪里？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乘车子啊？还是你家大人把你弄丢了？”

我还没有醒过神，经她一问，才慢慢想起前面发生的经历。便开始语无伦次的把下午的事情叙说了一遍。售票员和司机一面听，一面问，总算大致弄明白了，原来我是个“私自”从幼儿园溜出来的孩子。

他们两个很认真的商量起来。

“小王，这个事情恐怕已经闹大了。这孩子的家里，一定已经知道他从幼儿园溜走了。”

“肯定知道了。按照孩子自己的述说，他是午睡时候溜出来的，也就是离开幼儿园才一两点钟，现在已经6点多了。他离开幼儿园至少有四个多小时了。幼儿园和家里肯定急死了，说不定已经惊动了派出所。要赶快把他送到附近派出所去。”

“你说的对。赶快送到派出所去，请他们想办法和孩子的家长联系。咱们现在就走。”

他们两人抱着我下车，朝附近派出所去。路过一家面包店的时候，那个售票员还特地进去给我买了一只面包和一瓶汽水。

他们一面看我狼吞虎咽，一面笑着说：“这小囡饿坏了，看看他这幅吃相。”

售票员对我说：“小朋友，慢点吃，不要噎着了。喝口汽水再吃。”又对司机说：“怎么会不饿？他还是中午在幼儿园吃的饭，下午又没有吃点心，早就饿坏了。”

吃完面包，我精神好起来，思路也清晰了。我对抱着我的司机说：“爷叔，让晓我下来自己走好了。”

司机依言将我放下。售票员牵着他的手，“小朋友，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叔叔、阿姨送你回家去。”

我仰起头回答：“小名叫阿毛，大名叫晓燕，今年五岁。家住在老西门。”

司机一听忙对售票员说：“老西门离开这里太远了，不能这样走着去。这样吧，叫一部‘的士’，到老西门附近，看孩子能不能认得回家的弄堂？如果还是找不到，就送他去老西门派出所。”

“张师傅，你这个法子好，赶快叫部车子吧？”

他们带孩子上了一部出租车，一路继续询问他家附近的特征。我便告诉他们，弄堂口有个鞋铺，铺子里有一只会说话的八哥。

那个售票员，连忙对出租司机说：“师傅，开到老西门，麻烦你留神路边，有没有挂着八哥笼子的鞋铺。”

鞋铺这个时候已经打烊了，八哥也早就收回去。出租车在老西门一带转了很久，我还是无法在夜色里，分辨那些似曾相似的弄堂口，无奈之下还是将出租车，开到了老西门派出所。

他们刚刚出现在派出所，里面的人就大声叫起来。

“你们是不是送来一个失踪男孩子？是不是这个孩子？”

送我来的三个人相互看看，笑起来，电车司机说：“就晓得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

那个售票员拿出钱对出租司机说：“谢谢你，耽误你许多辰光，车钱给你。”

出租司机笑着摇摇头，“你们做好事，我也是做好事，怎么可以收车钱？”

一个女民警蹲在我面前，“小朋友，告诉阿姨，你是不是叫晓燕？”

我点点头，说：“是啊，大名叫严晓燕。爸爸叫严治中，妈妈叫马莲珍。”

女民警笑起来，“你是不是今天中午，从武警幼儿园，老师办公室的气窗里翻窗溜出来的？”

我老老实实点点头。 一屋子人都大笑起来。

那个女民警拉起我的手，对其他人说：“这里的事情交给你们了。我和小刘赶紧先送他回去。”

两个民警将我送回家，家里早就挤满了人。幼儿园的院长，还有两位老师，连父亲也已经从松江赶回来。还有前几年已经回到常州的恩娘，刚刚新婚不久的耿妈妈，都在客厅里。

母亲一脸阴沉坐在那里，父亲则在客厅里不停转圈子。祖父、好婆、恩娘、耿妈妈都是眼泪汪汪。看见我在两位民警陪同下走进来，一屋子人都叫出声来。恩娘和耿妈妈已经冲到我面前，抢着把我抱起来。

母亲却阴着脸说：“你们还要去抱他！都是被你们宠坏了！宠得他这样无法无天！”

祖母和好婆已经破涕为笑，围到我的身边嘘寒问暖。

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好啦，孩子自己一定也吓坏了。不要再去骂他了，快给他弄饭吃吧，准饿坏了。”

母亲则不再理会我，转而向两位民警表示感谢。孩子一面回答这些长辈的问话，耳朵却在听母亲说些什么。他从小只有对母亲是畏惧的，最怕妈妈发脾气。

“谢谢你们。看这个孩子给大家带来多少麻烦。不知道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女民警笑着说：“不要谢我们了，是两位电车司乘和一位出租车司机把他送来的。现在还在所里，我看你们最好去一趟所里，向他们当面致谢吧。”

父亲插言道：“应该的，我们一起到所里去谢谢人家。”

一旁的幼儿园院长也说：“是要好好谢谢他们，我们也一起去。这件事我们有责任的，孩子毕竟才5岁，老师怎么可以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锁在办公室里？要是孩子在爬气窗的时候摔下来，或者在马路上出现意外，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们身上。”

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苦笑，“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这个儿子实在太顽皮了。谁会想到他居然会用这样的方式，从气窗里爬出去？”

老师擦着眼泪笑着说：“马书记，您这个儿子实在太聪明了。也亏他想得到，把办公室的抽屉都拿掉，就可以减轻桌子的分量，竟把这么大一张办公桌弄到了门口去！”

那个女民警也说：“下午去现场看过，还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不满四岁的孩子，有这样的创造性思维。”

母亲笑着用眼神的余光，看了我一眼，“你们还要夸他啊？他要一直使用这样的创造性，还不知道会闯出什么样的祸事来！”

我4岁的翻窗“壮举”，总算落下帷幕。

母亲这个儿子的顽皮，以及别出心裁的花样，不仅在学龄前，直到小学三年级，都是层出不穷，成了一个个祸事不断的“问题儿童”。

1956年，父亲奉命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官。母亲调任北京市电子管厂，任厂长办公室主任。家安在京西的政治学院。

我进的第一所学校，是西翠路子弟小学。

学校离开位于复兴路的政治学院比较远，每天早上我都是和二姐、三姐一起去上学。到北京的时候，大姐已经是初中生，她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读书。

举家北上的时候，恩娘、耿妈妈都没有随行，好婆已经正式成为家庭成员了。

我继续创造着童年的“丰功伟绩”，毫无收敛的顽皮，很快成了班上的“孩子王”。而我的顽劣终于酿成了一次大祸。

男孩子小的时候，总会对战争“情有独钟”，也许是源于男性那种争雄的本能吧？加上又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每天看见的都是穿着军装的军人，熟悉的是军队的环境，自然对玩打仗游戏更加感兴趣。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些逼真的武器，孩子们玩打仗的时候，手里多数是自己做的武器。孩子们天才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在他们身上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不仅会有各种废纸折叠出各种手枪、冲锋枪，而且会用粗细铁丝弯成各种枪支。

可别小看了这种“武器”，这种枪支可是当时孩子们的一项“发明创造”。它结合了纸折叠枪支的外形，以及铁丝弹弓的实战作用，是一种可以发射“子弹”的“新式武器”，而且非常“逼真”。可以扳机扣发，通过瞄准器瞄准的“先进武器”。当然，为了避免石子的杀伤力，把石子的“子弹”，改成了纸质的“子弹”。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再也不会做这样的玩具了。

“子弹”是用一般的废纸裁成6-8公分的正方形，先对折成为一个三角形，然后再沿着那条斜边，一层层向三角形尖的方向折，折的宽度大约5-6毫米。折到三角形的尖后再对折一下，就完成了一粒“子弹”。你如果在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套上一根橡皮筋，再把这粒“子弹”扣在橡皮筋上，用右手朝后拉紧。然后突然放手，这粒子弹就会射出去。一根橡皮筋一般可以将“子弹”射到3-5米外的距离。若是用几十根橡皮筋串并起来，那么“子弹”的最远距离可以高达20-30米。这种纸质的“子弹”，一般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杀伤力，只要做的好，就可以射得即远又准。

“枪支”是用来射击这种“子弹”的。先用铁丝弯折成驳壳枪，或者卡宾枪的样子。然后在枪头部分再弯折一副弹弓架子，橡筋就穿在这幅弹弓架上。在枪的后部弯折出一个“弹槽”，让扣着“子弹”的橡筋可以卡在这个“弹槽”里。“弹槽”下方是铁丝弯折出来的扳机，一头正好位于“弹槽”下方，另外一头就是扣动用的扳机。中间用橡筋缠绕在枪体上的，扳动后可以借助橡筋的弹力还原。当你扣动这个扳机的时候，上面那头就会向上翘起，使得卡在“弹槽”里的橡筋脱离了卡子。被拉紧的橡筋弹力得到突然释放，“子弹”就射出去了。发展到后期，这种“枪”不仅可以射出“子弹”，而且可以发出逼真的爆炸声。就是在安放“子弹”的“弹槽”里，再增加一个炸炮的安放位置。扳机也变得更加复杂，会做成两个头。一个用来释放橡筋，另外一个用来撞击“炸炮”。这两个头是通过一个扳机发动的，所以射弹和砸响“炸炮”，是同步发生的动作。“炸炮”是那时一种鞭炮，不需要用明火点燃的，在受到撞击力后会直接爆炸。

可以想像：假如有一群男孩子，人人手里拿着这种既有声响，又可以射出“子弹”的武器，玩起战争游戏，是一种怎样的情况了？一到放学以后，教室成了“战场”。到处是“噼噼啪啪”的爆炸声，加上四处乱飞的“子弹”，真的有点令人恐怖。

这天。我、肖军、张国林，还有另外十来个同学，同二班的十几个男孩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先是对方冲进了我的教室。在我指挥下，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然后我又下令反击，把他们打得一路溃败下去。他们逃出了自己的教室，向楼下低年级的楼层落荒而逃。我让肖军率领大部队正面追击，自己和张国林两人给他们来个迂回包抄。

两个人从另外一道楼梯跑下去，然后躲在二年级一间教室前门，靠近楼梯处准备伏击对方。却没有想到对方已经有两个人提前撤下来，打了一个反伏击。

这两个男孩子就埋伏在这间教室里，当我和张国林，贴在教室前门开始阻击对手的时候，突然从我身后射来一发“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估计距离很近，肯定打的生痛。我想都没有想，回手就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接着又是“哎呀”一声。竟是个女孩子的声音！我大吃一惊，回转身才看见，坐在教室前排的一个女孩子，正用手捂着眼睛，已经放声哭出来。

我连忙跑过去查看。“怎么啦？是打着你了吗？别哭啊，快说打到哪里了？”

那个女孩子哭着喊“眼睛好痛……”

这一下我吓的脸都绿了，怎么会偏偏打着她眼睛了？

说实话，这种“子弹”打在任何地方，都是不会构成什么危险的，因为毕竟是纸做的。可眼睛不同，那是人身上最脆弱的器官，打在眼睛上的纸质“子弹”，一样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一把拉住那个小女孩的手，“快，我送你去医护室！”

女孩子捂着眼睛，流着眼泪不肯站起来，只是“哇哇”哭。

张国林低声对我说：“哥们，这下闯大祸了！趁着老师没有来，你快跑！别管她了。”

我狠狠甩开他的手，蹲在那个女孩子身边，“小妹妹，快上来！哥哥背你去医护室。”

女孩子还在哭。

我又对张国林说：“国林，快把她扶到我背上来，咱们送她去看眼睛。”

张国林强制着，把这个女孩子抱到我的背上。我背着她冲出教室，张国林在旁边大声叫喊“让开！都让开！”

我背着这个女孩子一路跑，一路安慰她。“对不起，小妹妹，都是哥哥不好。你的眼睛不会有事的。‘子弹’是纸做的，不用怕……”

当我们把她送到医护室的时候，已经惊动了很多人。医生和护士把两个男孩子赶出护理室，开始给这个女孩做检查。

张国林拉着我躲在墙角说“你快跑吧。这个祸闯大了。要是她眼睛瞎了怎么办？你快先这个地方躲起来。你妈知道了，会扒了你的皮！”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

“还我什么啊，我？你趁着邢老师还没有到赶快走啊！你去哪个地方先躲起来，避避风头看看情况再说啊。”

张国林还是劝我逃走。

逃走？能就这样逃走吗？我心想：这个女孩子的眼睛，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真的瞎了怎么办？逃走就可以不负责了吗？学校肯定会通知妈妈的，能躲得了吗？再说，自己闯瞎的祸，就应该自己负责任！妈妈、爸爸说都过，我是军人的儿子！要敢作敢为！今天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做逃兵！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如果真的瞎了，我就照顾她一辈子！每天背她来上学，做她的眼睛……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可是有一点很清醒。绝对不做事到临头，逃避责任的小人！

我咬着牙对张国林说：“不行！我不会逃走的！你走吧。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闯的祸自己负责任！你赶快去想办法通知我妈妈，让她来吧。我就在这里等她！”

张国林看看我，跺跺脚，跑了出去……

经过医院的检查，这个小姑娘的眼睛，并没有受到十分严重的伤害。因为“子弹”毕竟是纸质的，加上这个名叫林玲的小姑娘，又坐在靠近窗户一面，离我所在的门口，有3、5米的距离。“子弹”打上去的时候，她又闭上了眼睛。“子弹”直接击中的是林玲左眼上眼皮，造成的只是外眼皮皮下出血，以及眼球轻微的充血。只要治疗和休息一段时间，很快可以痊愈，也不会留下后遗症影响视力。

这个检查结果，总算是让一直等在外面学校的校长、老师，林玲的父母和我的母亲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听张国林的，一步也没有走远，一直陪在医院。直到校长、两个母亲等大人都赶来了，也没有离开，垂头丧气的站在一旁。林玲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我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说实话：心里真的非常害怕。万一就这样打人家小姑娘的眼睛打瞎了，这个后果就太可怕了。林玲的一辈子就毁在自己手里了，她的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妈妈也绝对不会饶了自己！我心里明白这个祸闯得太大了，硬着头皮等待着暴风骤雨来临。此刻大人们全部心思都在林玲身上，还没有心思来责备我。只有邢思中老师，简单问了一下事发经过。

林玲经过初步的治疗，被她妈妈领回家去休息了。林玲的爸爸，我的妈妈和校长、老师们，一起回到了学校的校长办公室。我垂着头跟在大人们后面，听大人们商量这个事情下一步的处理。

母亲直截了当说：“校长、老林同志，我这个儿子这回闯下大祸，我有责任。平时工作太忙，他爸爸在部队，一个礼拜也不一定回来一次。对孩子们的教育有点放任自流了。这次回去一定要严厉的对他批评教育！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我谈几点个人看法：1、是林玲的医药费、营养费都由我来负责；2、请学校给我儿子一个严厉的处分以儆效尤；3、等林玲稍微好一点以后，让儿子登门道歉。你们看可以吗？特别是老林同志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好不好？”

林玲的爸爸也很诚恳地说：“主任，孩子的眼睛受伤，我和她妈妈心里的确不好受。好在现在诊断出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也就送了一口气。至于医药费、营养费也不会很多，我们担负的起。您的儿子闯下大祸并不是有意而为，严肃的批评教育是必要的，处分，我看就不必了吧？”

母亲又说：“医药费、营养费是一定要承担的。怎么处理，就听学校的吧。”

事情算是过去了，学校并没有给我处分，只是让班主任老师认真批评教育。回到家里，母亲没收了我所有的“武器”，然后，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只是，对自己这个“问题儿童”究竟怎么办？母亲自己也找不到好办法，这次她不能再不当事情了。 母亲再一次到学校，找到我的班主任邢思忠老师。

自从我转学到邢思中老师班上，他就在暗中仔细观察我的性格个和特点。他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师，很清楚像我这样的孩子，不是采用一般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比如，我虽然顽皮的出奇，可成绩并不差。凭着小聪明每次的考试成绩都可以在90-95分之间。如果不是经常因为粗心大意被扣分，就是考满分也完全做得到。我的问题在于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满足自己一脑子的“花样”。上课的时候，对老师的讲解很快已经领悟，自然就坐不住，开始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情。回家完成功课也是一样，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作业，不去玩才怪？

邢老师一直在寻找切入点，他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母亲正是这个时候找来了。我从一个“问题儿童”，蜕变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是因为母亲与老师邢思中的合力。契机恰恰就是这次“误伤事件”。

以后的事，不多说了吧，我很快成长为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四年级上学期入队了，下学期担任了小队长。五年级被选为中队委员，六年级出任了大队旗手，直到以后的初中三年，都是大队委员和优秀少先队员。从四年级开始，陆续六年都是三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