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德的认识论

作为一个人们所熟知的常识，康德哲学对于各个学术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哲学、政治学、美学、伦理学、法哲学等文科领域，而对数学、物理等科学领域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间接影响。因而，对康德哲学做些若干考察是颇有价值的一件事，但考虑到康德哲学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限定于探究它的认识论中的若干问题，而暂时不考虑它的政治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其他方面。自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问世以来，在至今200多年的时间里，康德的认识论因为它的广阔、深刻、系统性和原创性而受到了各个领域的很多学者的重视（当然，容易明白的是，对它的考察主要仍是由哲学领域内的很多学者做出的），对它的相关阐释可以说已经是极其丰富、繁杂；在本文里，我们想对康德本人的思想和其他学者的已有研究做一些分析、总结并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一）康德认识论里的若干基本问题

显然，康德的认识论的范围是很广的，而且也有相当的深度；虽然它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这一著作里，但是一些早期论文，如《对活力的正确评价》（1749年）、《关于运动与静止的新学说》（1758年）、《论负数概念引入哲学》（1763年）等，以及《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年）等著作里也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认识论观点。作为康德认识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些早期著作里，康德在不断地扩大、深化和整合自己的思想；同时，我们也可容易看出，这些早期著作涉及到了物理、数学、地质等很多的自然科学，这也表明康德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精细的造诣（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在物理、数学等领域的造诣虽然比较广，但并不能说很深入，他对牛顿力学、微积分等的认识都只是文字性的，而不是符号性的，这无疑是康德的自然科学修养的一个重大特征，下文我们将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正如所熟知，自然科学构成了康德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背景。不过，尽管这些早期作品也有着相当的重要性，但是康德的认识论的成熟时期的思想毕竟还是主要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里，所以在本文里，我们的讨论仍将以它作为主体。

由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一向以晦涩、艰深、抽象著称，因而，很多人都对它颇感畏惧，其实，这本书的整体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为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整体架构，弄清楚这部书的外在形式对于理解它的思想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总的说来，这本名著的整体设计虽然有些缺陷，但大体上还是比较系统、清楚的；它分为“先验要素论”（这是主体部分）和“先验方法论”这两大部分，而“先验要素论”又分为“先验感性论”（主要探讨空间和时间的问题）和“先验逻辑”（这是主要部分，考察了“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纯粹知性原理”、“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等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大体来说，虽然这部著作经常有重复、矛盾和歧义的地方，但是，上述不同部分的区分还是比较清楚的，而康德在相应章节的阐述也大致上都围绕着特定的重要主题。

关于康德的认识论，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阐述方式，在本部分里，我们准备选取康德的认识论的若干中心主题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同时，由于康德的认识论植根于西方哲学的整体之中，因而，在此，我们也不想仅仅孤立地对康德的认识论进行探究，而是想将它放置在西方哲学的脉络中加以考察。

1经验论与理性论，感性与知性。如所周知，康德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调和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的矛盾，在康德之前，关于知识的来源以及人类的认知方式，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等经验主义者与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茨等理性主义者都是各执一词，而在康德看来，纯粹的经验论与纯粹的理性论其实都无法解决知识的来源等问题，他认为知识的来源在于感性材料与知性概念的统一，对此，在“先验感性论”部分，他写道：“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出概念。” [1] 总之，康德认为只有通过感性与知性的结合才能产生知识，这是康德认识论的中心论点之一；在“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部分，康德都在反复论证、阐述这个基本观点，在时间与空间、纯粹知性概念等问题上，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这也构成了康德认识论的一个基本主题。

当然，如我们所熟知，在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与理性论之间的争论其实自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对此，我们可以引用薛定谔的一段话：“大约在公元前480年（约在苏格拉底诞生于雅典之前10年，德谟克利特出生在阿布拉德之前10多年），活跃在埃利亚、意大利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第一个极端反经验主义的、仅凭演绎推理构造世界的人。……真实情况是，世界上本没有这些事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是‘一’；‘一’就是存在的东西，它与不存在的东西相对。” [2]   “关于纯感觉主义，我们以伟大的学者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作为一个突出例证。……普罗塔哥拉把感觉看作是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是构建世界图景的唯一物质。原则上说，所有的感觉必须被当作真实的，甚至在发烧、生病、醉酒或疯狂时被改变或歪曲了的感觉，也同样真实。”[3] 总之，在古希腊时代，巴门尼德、普罗塔哥拉等人就已经形成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总体看法；而到了20世纪的现代阶段，爱丁顿等科学家仍然重视这个基本的事实，如薛定谔所说：“爱丁顿主张，某些明显纯经验的常数，例如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总数，可以由纯理性推断出来。” [4] 即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既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跟18世纪时的康德相比，20世纪的薛定谔、爱丁顿等人在这个问题增加了多少新知识、新认识呢？恐怕并没有多少，而且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为康德对于感性与知性、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要比薛定谔等人复杂、深刻不少。

关于康德认识论的这个主题，著名的哲学家波普尔也做过一定的阐述，他写道：“应当对我们的理论负责的，并不是感觉材料，而是我们的理智，我们心灵的消化系统的组织活动。因此，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及其秩序和规律，主要是我们的心灵进行吸收和整理的产物。”“即使像我这样不能全盘接受康德的人，也可以接受他（爱丁顿）的这一观点：实验者决不能等待自然界高兴起来显示自己的秘密：他必须质问自然界。他必须根据他的怀疑、他的猜想、他的理论、他的想法、他的灵感来盘问自然界。” [5] 容易看出，波普尔在这里几乎是在重复康德的观点，但是他更注重康德认识论里的知性、概念的侧面，而不太注意感性、经验的侧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的第七章“康德的批判和宇宙学”里对康德哲学的阐述，我们会发现，波普尔对康德的认识论的掌握是片面的，他大概只了解时空观、感性和知性的关系等一部分内容，而不了解“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纯粹知性概念”等其他重要的部分，而且即使在时空观、感性和知性的关系等问题上，波普尔的认识也比康德粗糙、肤浅不少。即从18世纪到20世纪，关于康德的认识论所讨论的许多问题，哲学界的很多学者们的见解不仅没有多少进步，反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而且，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康德的认识论上，也发生在洛克、莱布尼茨等其他一些重要哲学家的认识论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现象。

关于康德对于感性与知性之间的基本划分，我们也可以参考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他写道：“名称与被命名的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唔，那是什么？看看语言游戏（2）或其他的语言游戏：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这种关系，除了其他许多的东西外也可能相当于：听到名称时，我们的脑海里便出现了命名物的图像；与相当于，除了其他，名称写在命名物上或当指向该物时说出这个名称。” [6] 即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与实际事物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跟康德认为知性概念是对感性事物的主动概括其实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维特根斯坦是在语言哲学的整体架构下处理的这个问题，而康德则是在认识论的架构下处理的这个问题，大体来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探讨也包含不少新意。总之，从此处的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出近代哲学的若干基本问题意识以及西方哲学的一些内在沿续、发展趋势。

同时，我们也应当指出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经验论与理性论的基本观点不仅在西方哲学界里是广泛存在的，在各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传统里其实都是普遍存在的，只是表述的方式、系统化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朱熹曾写道：“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曰：‘发育是理发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 [7] 朱子在这一段话里所表达的自然是理性主义的看法，这个看法跟柏拉图、莱布尼茨等人其实差别不大，总之，古代中国文化里其实也有关于理性与经验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而在其他文化传统里自然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个现象的产生自然不是偶然的，因为经验与理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实是人类社会、思想里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各个社会里，只是康德等人的有关论述要更加系统、深入一些。

2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的问题也构成了康德认识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它也是西方哲学界的一个基本主题，莱辛巴哈等哲学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康德对它们的内涵做过系统、复杂的探讨，在先验感性论里，他对它们的阐明都分为若干点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两个部分；首先，关于空间的本质，他写道：“空间无非只是外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形式，亦即唯一使我们的外直观成为可能的主观感性条件。”“所以我们主张空间（就一切可能的外部经验而言）的经验性的实在性，虽然同时又主张空间的先验的观念性，也就是只要我们抽调一切经验的可能性这个条件，并把空间假定为某种自在之物提供基础的东西，空间就什么也不是了。” [8] 而关于时间的本质，他则说道：“时间不过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即我们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因为时间不可能是外部现象的任何规定；它既不属于形状，又不属于位置等等，相反，它规定着我们内部状态中诸表象的关系。”“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的纯形式，它作为先天条件只是限制在外部现象。” [9] 总之，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有一定的差别，前者是外感官的形式，而后者则是内部感官的形式；同时，它们既跟经验事物有密切的联系，又是概念层面的一般形式，即它们既包含经验的成分，也有纯形式的特征，是二者的统一。简言之，康德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有着复杂的内涵，是经验与纯形式的统一，而它们合在一起则构成了数学的基础。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有关阐述是比较复杂、深入的，我们在此处只是选取了几个很有限的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纯粹理性批判》的相关章节；同时，康德在这个主题上的很多深入见解在其后的哲学界、科学界等领域也产生了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

关于康德认识论里的空间与时间的问题，波普尔也做过一定的阐述，他写道：“但是时间和空间本身既不是事物，也不是事件，甚至不可能观察到，因而更加难以捉摸。它们只是一种事物和事件的框架，有点像是放观测材料的鸽笼式分类架即文件架。空间和时间并不是事物和事件的实在经验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是我们的心灵装备、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仪器的构件。其专门用途是充当观察工具：我们在观察任何事件总要直接地、直观地确定它在空间和时间秩序中的地位。因此，空间和时间可描述为参照框架，这种框架不是以经验为根据，而是直观地用于经验，而且完全可以用于经验。” [10] 波普尔的这些看法跟康德是大体类似的，但是，我们也可容易看出，康德的相关认识要比波普尔系统、深入得多，即在这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上，20世纪的哲学界里的很多学者们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倒退。

康德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探究是颇有兴味的，但是，与之相比，现代数学、物理学界对空间、时间问题的探讨显然要系统、深刻得多；在这里，我们想举两个适当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哲学家们经常喜爱谈论的狭义相对论，如所周知，20世纪的哲学家们很喜欢讨论狭义相对论的所谓哲学意义，争辩它的所谓的时间、空间的哲学内涵；但是，当洛伦兹、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时候，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它的物理意义，而哲学思辨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以其中的洛伦兹变换为例，在建立这个基本关系式的时候，洛伦兹主要考虑的是参考系之间的定量关系、光信号的传播、时间变换等物理问题，然后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计算，才推出了洛伦兹变换，这个推导过程比较复杂，没有受过充分的数学、物理训练的哲学家不可能得到这个重要的定量关系式。再以其中的质能方程为例，爱因斯坦也主要是通过考虑力的做功、能量、质量变重等物理问题，才推导出了这个重要的关系式，里面也需要用到微分学、积分学的工具，而如果只是有哲学家们的这些空泛的哲学讨论根本得不到这个基本的物理结论。大体来说，我认为很多20世纪的哲学家其实都没有搞懂狭义相对论里复杂的符号推导，他们对狭义相对论的具体内容的掌握都比较粗糙、肤浅和笼统，大多停留在文字性的层面。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几何学的研究，现代几何学的研究当然极大地扩展、深化了我们对于空间问题的认识，在此，我们想引用伟大的数学家庞加莱的几段话做些说明，他写道：“在我们头脑中，早就存有一些群的潜伏观念，其理论已经黎曼研究过了。我们到底捡哪一群作标准，以比较那些自然界的现象？这些群选了之后，我们还要捡哪一小群，以表征空间之一点？经验用指示我们那一种选择最合我们的身体特性的方法指导我们。然而它的功用仅限于此。” [11] 即在现代几何学研究里，群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群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由群同态、群直积、群作用、正规子群、换位子群、正规化子等很多概念、方法所构成；而大部分的哲学家对群论只是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根本没有多少具体、系统的认识，而如果没有这些群论方面的修养，一个人大概理解不了很多现代的几何学观点。在另一处地方，庞加莱又说道：“几何学家通常在两类几何学之间作出区分，他们把第一类称为度量几何学，把第二类称为射影几何学。度量几何学以距离概念为基础；在度量几何学中，当两个图形‘全等’（在数学家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上）时，则它们被认为是等价的。射影几何学以直线概念为基础。因为在射影几何学中，认为两个图形等价不一定要它们相等，只要它们通过射影变换彼此相应（即一个是另一个的射影）就足够了。第二类几何学往往被称为定性几何学，若与第一类几何学相比较，它的确是这样。显然，在射影几何学中，度量和量并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 [12] 即在现代几何学研究里，度量几何学（欧氏几何学）和射影几何学都是几何学的重要分支，以射影几何学为例，在18、19世纪等时期的几代数学家（如彭赛列、施泰纳、莫比乌斯等）的共同努力下，射影几何学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细节并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两类几何学对几何性质、空间结构等基本问题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而且都使用了大量、多样的符号；我们认为这样的几何学研究才真正增加了人类关于空间的具体知识，而所谓的哲学思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的个人看法是，绝大部分的哲学家都不太清楚度量几何学和射影几何学的具体、复杂内容，而只是有一些很笼统的印象，但是，如果对这些现代几何学不了解的话，一个人大概不太有资格谈论所谓空间的本质之类的问题。

简言之，我们认为现代数学、物理学等才真正增加了人们对于空间、时间问题的理解，而所谓的哲学探讨其实意义有限。因为，很多哲学家们的思辨存在两个基本的缺陷：第一，这些哲学思辨大部分都比较空泛、笼统，不是系统的、符号性的推导，而只是文字性的东西；第二，这些哲学讨论又经常重复，其实在根本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做了一些细节的改变。总结而言，对于康德（和哲学界）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的很多探讨，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

3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先天综合判断问题也是康德认识论里的一个基本问题，整体来讲，康德认为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综合判断，同时也都是先天判断，对此他写道：“1数学的判断全部都是综合的”，“真正的数学命题总是先天判断而不是经验性的判断，因为它们具有无法从经验中取得的必然性。”“2自然科学（物理学）包含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自身中的原则。我只想举出两个定理作例子，一个定理是：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另一个定理是：在运动的一切传递中，作用和反作用必然永远相等。”考虑到数学、物理的这些基本性质，康德认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考察先天综合判断命题（如数学、自然科学命题）为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原因，他认为：“纯粹理性的一个工具论就将是一切先天纯粹知识能够据以获得并被现实地实现出来的那些原则的总和。” [13] 总之，第一批判的很大部分其实就是针对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如我们所熟知，康德认为数学命题的普遍有效性来源于空间和时间作为感性直观形式（先验感性论），而自然科学命题的普遍有效性则来源于知性领域的范畴和“先验统觉”的“自我意识”（先验分析论）。

关于康德认识论里的综合判断，现代哲学家罗蒂也做过一定的阐释；康德曾写道：“时间和空间是一切感性直观的两个合在一起的纯形式，它们由此而使先天综合命题成为可能。” [14] 而罗蒂也说道：“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读过洛克和休谟，我们怎能知道心灵中呈现出多种多样事物呢？我们何以应当认为‘在其原初可感受性’中的感性供给我们一种杂多，而这种杂多‘不可能被再现为一种杂多’，直到理解力使用概念将它加以综合以后？我们不可能内省并理解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意识到未经综合的直观，也不会意识到概念，除非当这些概念被应用于直观时。” [15] 即罗蒂也重视综合判断的重要性，他也认为正是通过综合判断，概念才统一了很多杂乱的直观表象，从而使得人类的认识成为可能。

对于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为何可能这一问题，即数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为何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我觉得康德的这些认识论的复杂讨论大概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实际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看法则更加有力一些，如著名数学家外尔所说：“公理化方法只不过是找出基本概念与基本事实的一个完备的集合，使得一门科学的所有概念和定理都可以分别由定义与演绎导出。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谈到的科学理论，按胡塞尔的说法，就是确定的(definite)。”即外尔认为，现代数学的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公理化定义基础之上的（如群论里的群的定义即需要满足结合律、恒等元和逆元这三个条件，然后在群的公理定义的基础上建立了群论的整个理论体系，环论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进而基于几条简单的公理，通过严格的逻辑推理构建了整个体系，所以，它们当然有普遍的有效性。外尔进一步解释道：“要得出相容性的绝对证明，我们只有使用直接法，其着力之处在于证明：若遵从演绎推理的法则进行，我们决不会得出两个命题，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完备地列举出逻辑的游戏规则是必要的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各命题应用我们的方法，而全然不顾其意义，正如棋手应用弈棋的规则一样。” [16] 即所有的数学公理体系（如点集拓扑空间、希尔伯特空间等）都需要保证命题的相容性，不能有逻辑上的任何漏洞，这样遵从严格的相容性的数学体系当然会有普遍的正确性。总之，关于所谓的先天综合判断命题的有效性问题，康德的很多认识论观点大概有一定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我想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方面需要考虑数学、物理学等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内容等（如数学的严密逻辑性、公理化，和物理学上的实验对理论的检验、实验物理学作为物理学的经验基础等）。

4纯粹知性概念、范畴。

但是，纯粹知性概念只是一个抽象的一般事物，作为它的具体构成，康德提出了著名的十二个范畴，即：“1量的范畴，单一性、多数性、全体性，2质的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3关系的范畴，实体、因果、交互，4模态的范畴，可能性/不可能性、存在性/不存在性、必然性/偶然性”。康德认为，这十二个范畴是纯粹知性概念的具体化，也正是它们保证了自然科学命题的普遍必然性，他写道：“这就是知性先天地包含于自身中的一切本源的纯粹综合概念的一览表，知性也只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一种纯粹的知性；因为它只有通过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杂多上理解某物，也就是才能思维直观的客体。”“上述那些范畴无非是在一个可能经验中的思维的诸条件，正如空间和时间包含有对同一经验的直观的诸条件一样。”同时，康德认为，虽然这十二个范畴是最重要的一些范畴，但它们还是有些一般化，因而还有很多从属于它们的更加具体的知性概念，“范畴作为纯粹知性的真正的主干概念，也有自己的同样纯粹的派生概念”，“让我把这些纯粹的、但却是派生的知性概念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宾位词”，作为这些派生概念的一个实例，康德写道：“例如把力、行动、承受的宾位词从属于因果性范畴之下”。 [17] 总之，康德认为十二范畴是纯粹知性概念的具体化，而且这十二个范畴都有着丰富、具体的内涵（如实体性、因果性和交互性这三个最核心的范畴），康德对它们的含义也都做了比较详细、深入的阐发，因而，十二范畴是康德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们所熟知，康德的十二范畴在物理学界、哲学界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复杂的影响，很多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等都对这些问题做过深入的探讨。

5“自我意识”、“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如上文所说，为了探究知性领域内的认知根源，康德引入了纯粹知性概念和十二范畴等要素；但是，康德认为只靠纯粹知性概念和十二范畴来论证自然科学知识和人类感知的普遍有效性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刻的探究，需要将很多知性概念归结于“自我意识”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这两个更为本质的东西。关于“自我意识”的内涵，康德写道：“‘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在任何一个给予的直观里，我的一切表象必须服从这个条件，惟有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才能把这些表象作为我的表象归于同一的自己，因而才能将其作为在一个统觉中综合地联结着的东西用‘我思’这一普遍的表达方式总括起来。”“这个持存常住的自我（纯粹统觉）就构成了我们一切表象的相关项，只要这些表象能够被意识到，并且，一切意识都属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纯粹统觉”。即康德认为，“我思”整合了人们的杂乱的直观，而且它在个体的意识中是持恒存在的，因此，它保证了人类知觉领域内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

而关于“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康德写道：“一切直观的可能性在与知性的关系中的这同一个最高原理就是：一切直观杂多都从属于统觉的本源——综合的统一的诸条件之下。”“只有统觉的先验的统一性才是客观有效的；统觉的经验性的统一性则只有主观的有效性，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它，它也只是在给予具体条件下从前者派生出来的。”“在一个感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东西必然从属于统觉的本源的的综合统一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统觉的统一性才可能有直观的统一性。”“但这综合的统一不是任何别的统一，只能是一个给予的一般直观的杂多在一个本源的意识中按照诸范畴而仅仅应用于我们的感性直观上的联结的统一。”通过康德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反复强调“统觉的综合统一”在整理经验材料方面的本质作用，更详细地说，“先验统觉”是通过“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的再生的综合”、“概念中认定的综合”（这三种综合都有主体能动性的特征）等具体过程将经验材料整理成了知性概念；在做了很多晦涩、复杂、冗长的讨论之后，康德概括道：“没有那种先行于直观的一切材料、且一切对象表象都惟因与之相关才成为可能的意识统一性，我们里面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发生，也不可能有这些知识之间的任何结合和统一发生。现在，我们要把这种纯粹的、本源的和不变的意识称之为先验统觉。” [18] 在先验分析论里，康德显然非常重视“统觉的综合统一”，把它称为“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总之，康德认为“我思”和“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是范畴和纯粹知性概念的基础，因为十二范畴等可能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仍是杂乱的，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知性领域内的知识的客观性，而“我思”和“统觉的先验统一”则既有内在的统一性、连续性、融贯性同时又有认知上的客观性、主动性，因而它们可以在本质层面保证知性领域内的知识的普遍适用性。显然，康德在这里所做的探讨是很深刻的，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有价值的认识论、心理学课题，我觉得其中的很多内容都值得后继学者的继续探讨。

6关于康德的科学功底。最后，作为康德认识论的基本构成之一，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康德的科学功底的问题；人们常常说，康德有很好的自然科学修养，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常见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即我们认为康德的科学修养只是有广度，但缺乏必要的深度。为此，我们可以将他与牛顿做些比较；例如，关于物体的运动与相对运动，康德曾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以这种态度认识到，运动就是位置的改变。但是，我也马上就领会到，一个事物的位置是通过该事物的环境、通过它的地位、通过它与它周围其他事物的外部关系被认识的。于是，我可以在与紧紧围绕一个物体的某些外部对象的关系中来观察该物体。这样，如果该物体不改变这种关系，我就说它是静止的。但是，一旦我在与一个具有更大范围的领域的关系中观察该物体，那么，就这个领域来说，该物体就有可能连同它邻近的对象一起在改变着自己的地位。……例如，假定我在一艘停泊在普雷格河上的船里。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球体。我根据桌子、墙壁和船的其他部分来观察这个球体，并且说它是静止的。紧接着，我从船上向河岸望去，发现用来固定船的缆绳已经解开，船正在缓慢地顺流而下。我立即说，球体在运动，而且是自东向西沿着河的流向运动。” [19] 康德的这段话是饶有趣味的，既包含了一些物理理论，也谈到了一些具体的经验常识。

而关于物体的运动，牛顿也写过类似的一段话：“绝对的运动是物体从一个绝对的地方移动到另一个绝对的地方；相对的运动是物体从一个相对的地方移动到另一个相对的地方。由是在一艘航行的船上，一个物体的相对的地方是船上的那个区域，它被物体占据，或者船的整个空腔的那个被物体充满的部分，因此与船一起运动：则相对的静止是物体在船的那个相同的区域或者空腔的相同的部分持续存在。” [20] 如果只是到这里，那么我们会认为康德和牛顿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但是，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后续部分，牛顿的阐述就跟康德很不一样了，即牛顿开始使用大量的几何证明和符号证明来阐述很多物理定律，这就与康德纯粹文字性的叙述很不相同；以他们二人都讨论到的运动为例，牛顿提出了如下的定理：“诸量，以及量的比，它们在任何有限的时间总趋于相等，在时间结束之前它们彼此之间比任意给定的差更接近，最终它们成为相等。” [21] 关于这个定理，牛顿使用内接图形与外接图形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在其中用到了复杂的几何图表和极限的思想，这就是康德无法做到的了。总之，通过这一个显著的对比，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康德的科学功底的深度是不太足够的。进一步来说，康德对于当时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的微积分、分析力学等数学、物理学科并不是太了解，对于欧拉、拉格朗日、达朗贝尔等当时的重要科学家的认识也比较浅（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自然都是以符号性的推导为主的），从这些事实亦可看出，康德的科学修养有些浅显。

在上文里，我们粗略地考察了康德认识论里的一部分核心主题，康德对它们的具体叙述要比这里的分析更为详细、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康德的相关原著和康浦·斯密、帕顿等康德专家的著作，同时，我们在此处的阐述也没有包括原理分析论和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等其他重要的内容，但通过这些简略的论述，我们还是能显著地感受到康德认识论的宽广、深刻，因而，康德的哲学确实值得人们的不断研读；最后，作为一个适当的总结，在结束本部分以前，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康德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如我们所熟知，康德的哲学一向以高深、晦涩、佶屈聱牙著称，这不仅是很多普通民众的看法，而且也是大部分文科学者的看法，对此，文学家房龙曾写道：“我充分意识到像伊曼努尔·康德和巴鲁克·斯宾诺莎这样的人对我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但当我读上几行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或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就迷茫了。” [22] 我想房龙的看法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即康德的认识论（以及美学、伦理学等）非常艰深、费解，甚至很多哲学系的从业者都感觉康德的书很难读。我觉得产生这个基本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要想搞懂康德的认识论，需要在西方哲学上有比较深厚的修养，需要对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应了解这些哲学家的问题意识、概念、理论等，因为康德的认识论里的很多概念、问题、思想等都是建立在这些以往的哲学家们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相应地，如果一个人缺少系统的、必要的哲学功底，要弄懂康德的认识论确实会比较困难。第二，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里，康德自己也原创了很多的新东西，如很多新术语、概念、方法等，因而，如果对康德本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不熟悉的话，也难以搞懂第一批判的很多内容。第三，康德的认识论具有艰深晦涩这一特征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康德思想的原创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也跟康德的思想不够清楚、条理有关；这和数学家E嘉当的情况很类似，嘉当的数学著作也以难读著称，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嘉当在数学上的高度原创性、深刻性，另外一方面也跟他的思想不够清晰透彻、条理融贯有关，显然，康德的情况跟嘉当有些相似；进一步而言，关于康德的认识论，我觉得他在很多问题上其实都没有考察清楚，如“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知性的十二范畴等，即他的研究其实并不够完整、彻底；同时，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写作风格也有些曲折朦胧（虽然大体上还是比较清楚、有逻辑性的），这些也造成了他的认识论的艰涩、费解。总之，考虑到上述的种种原因，阅读康德的认识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如上文所陈述的，如果我们能搞清楚康德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和问题意识、思想实质这两个方面，阅读第一批判等著作也不会那样过于困难；同时，如果能花一定的时间仔细研读康德的认识论对于提升我们思维的思辨能力、提高我们的综合素养也是富于意义的。

（二）康德认识论的基本作用

总的说来，康德的认识论是非常艰涩、枯燥而又抽象的，因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纯粹的理论研究似乎对于实际生活没有多少用处，如房龙即曾说道：“当夜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尼采的书时，我问的唯一问题是这个人在我的一生中能给我什么帮助，使我对我及邻居有最大的用处，而和我的良心发生最小的冲突。”[23] 面对类似这样的质疑，我们就需要厘清康德的认识论对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所包含的基本价值。

总的说来，我觉得康德认识论的内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经济学、政治学、艺术等文科研究的价值，二是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领域的价值。首先，对于文科研究来说，喜爱哲学的文科学者是很多的，如杰出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即喜爱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哲学著作，我想这些著作对于培养他的思辨能力、提升他的经济学研究质量是很有帮助的；而对理科学者来说，爱因斯坦、外尔、海森堡等科学工作者也喜爱看哲学认识论方面的著作，我想这对于他们的数学、物理研究也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启发。总之，无论是对文科研究亦或理科领域，康德的认识论里都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概念、思维范畴、认识框架、思想内容等，这些对很多的从业者都能产生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良好启发。同时，除了对于文科学者和科学家们的深刻启发之外，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哲学认识论所具有的深层次价值也能对他们起到很好的积极影响，能提升他们多方面的思想素养。当然，除了对学者们和个人的影响，哲学认识论对于社会制度、基本世界观等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我们所熟知，不同个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往往会受到哲学认识论的巨大影响；例如，英美哲学大多是经验主义的，包括洛克、休谟、杜威、詹姆斯等都是这样，而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英美社会的经验主义的世界观；而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哲学认识论大多是理性主义的，如笛卡尔、黑格尔、莱布尼茨等人，而这些社会和国家的世界观则大多是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总之，哲学认识论、社会制度、科学观点等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深刻的相互作用。

的确，表面上看来很多哲学认识论的著作对于实际生活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社会运行是十分复杂的，虽然哲学认识论不能直接解决一些家庭事务、工作任务等具体的生活经验问题，但是，当我们在面对照顾亲人、买菜做饭、日常起居等家庭问题的时候，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文科学者等则正在努力地工作、创新，正在做出一些重要的科学、技术发现，而正是这些科学家、文科学者们的工作成果才创造了更多的就业职位，也保障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改善了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并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生活问题。总之，当我们考虑哲学认识论的内在价值时，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宽广的视野，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而当我们从这个视角来审视哲学认识论的作用时，我想我们对类似这样的问题能有比较合理的看法。

当然，另一方面，如上文第（一）部分所反复申说的，康德的认识论对于数学、物理等研究的影响只是间接的、有限的，更一般来说，很多哲学家的认识论看法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研究的影响也只是方法论层面的、间接的，因而比较有限。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现代数学、物理等研究要比康德的认识论（如空间和时间部分）复杂、困难得多，而很多认识论观点（如库恩的“范式”理论等）都将实际的科学研究做了过度的简化，以数学中的抽象代数为例，其中的群论、环论、域论和伽罗瓦理论等都非常得复杂、深入和系统，里面都使用了大量的、多种类型的符号、概念、技巧、工具等，这些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不懂现代科学的哲学家们很难认识的；概言之，实际的科学研究要比哲学认识论的很多看法困难、精细得多，这些科学探究也往往需要耗费很多科学家的大量思考和心血。总之，哲学认识论对于科学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但也不能过于夸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评估哲学认识论的作用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

（三）哲学领域的发展特点

在结束本文以前，我们也想对哲学领域的整体发展特点做些探讨。首先，我们想从哲学著作的角度来剖析一下哲学领域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将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1963年）或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跟洛克的《人类理解论》（1690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或黑格尔的《小逻辑》（1817年）做些对比，我们就能感受到哲学认识论在过去的200余年间到底有多少进步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就康德的认识论来说，一方面，波普尔、罗蒂等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只是集中在空间与时间、感性与知性等一小部分上，而对纯粹知性概念、自我意识、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等其他的重要问题则不大熟悉；另一方面，如第（一）部分所阐述的，即使在空间与时间、感性与知性这些基本主题上，这些哲学家的认识也要比康德肤浅不少；总之，在广度和深度这两个基本方面上，上述哲学家们对康德认识论的认识都产生了较大的倒退。波普尔、罗蒂等都是很杰出的哲学家，尚且如此，大部分的普通学者对康德认识论的掌握自然要更差一些了。其次，就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来说，波普尔、罗蒂等人的很多具体认识也要比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人的思想更为肤浅。总之，对每一代的哲学家来说，他们大多都要研读亚里士多德、洛克、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但是，他们的很多有关思想比起洛克、康德等本人来却变肤浅了；大体来说，很多20世纪的哲学学者对这些重要哲学家的认识大多都有着简单化、肤浅化的基本趋势，我觉得这是哲学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特点。

再以具体的哲学家为例，由于哲学领域的宽广性、复杂性，因而，导致了很多哲学学者其实不大了解某些哲学分支、哲学家；如杜威、海德格尔等对同时代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就很少关注过，而杜威、艾耶尔等也不大熟悉同时代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学说。这跟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首先，以经济学为例，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其实就不太懂李嘉图、凯恩斯、奈特等人的思想、主张（原因是他有些学究气和理论化，而这几位经济学家则比较重视实践），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萨缪尔森等熟悉经济模型的学者，其实也不大了解密尔、斯密、熊彼特等偏重理论的经济学家。再以政治学为例，对于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德沃金等人激烈争论的公共理性、交往行为、正义与善等政治哲学的课题，摩尔、达尔、亨廷顿、利普哈特等政治科学学者则很少关心过，而查尔斯·泰勒、德沃金等人其实也不太懂这些政治科学家们所关心的多元民主、民主化过程等政治科学类的课题，即这两个政治学家群体之间的交集其实也比较小。总之，对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文科领域来说，一个经常发生的基本现象是，很多学者其实并不太熟悉另一些学者的重要工作；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在于这些领域的广阔性、深刻性，由于这些领域都很广博、艰深，而每个学者的精力又比较有限，因而，很容易导致一些学者不大熟悉某些特定课题，也很容易导致一位学者不大了解另一位学者的思想、主张、知识背景等方面。总之，哲学领域内的这一基本现象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考虑到种种不同的情况，我觉得哲学领域有三个基本的发展趋势：进步、原创，静止不动和倒退；例如，如果阅读威廉·詹姆斯等人的著作，如《实用主义》（1907年），我们会看到，其中有许多崭新的根本思想，也有一些是基本思想一致，但加入了若干新的经验细节，还有一些则发生了比较大的倒退，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各种事实常常混合在一起。同时，由于哲学领域的很多分支、很多思想倾向（语言哲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常常混杂、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哲学研究的一定程度的纷扰性，所以人们似乎看不清楚哲学的整体轮廓和发展特点。总的说来，我觉得在很多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历代的哲学家们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多少变化，如经验与理性、存在、时间与空间、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真理、事实与价值等，各个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些哲学主题的讨论经常在大量重复；我认为哲学所以在很多学者看来名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哲学家们常常重复讨论很多问题（这跟数学、物理学等领域是很不一样的，在数学、物理等领域里，人们几乎不会重复做前人的工作）。当然，对于哲学研究来说，一个健康的发展趋势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如维特根斯坦、奎因、奥斯汀等20世纪的学者所系统探究的语言哲学在18世纪的哲学界里还没有受到普遍的、高度的重视（虽然洛克（参看《人类理解论》第三卷）、莱布尼茨（参看《人类理智新论》第三卷）等人也很重视语言问题），即将语言哲学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研究确实是20世纪哲学认识论的一大贡献。总之，我觉得作为一个范围很广的学术领域，哲学的研究范围、发展特点、研究方式、基本价值等宏观层面的问题都是一些很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

[1]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感性论”，第1节，页25、26，A19、20即B33、34，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自然与古希腊》，第二章，“竞争·理性·感觉”，页2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3] 同上书，页31。

[4] 同上书，页26。

[5] 《猜想与反驳》，第七章，第5节，页258、25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6] 《哲学研究》，第37节，页28，三联书店，1992年。

[7] 《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页1，中华书局，1986年。

[8]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要素论”，第一部分，第一节“空间”，页31、32，A26-28即B42-44。

[9] 同上书，第一部分，第二节“时间”，页36、37，A33。

[10] 见前引书《猜想与反驳》，页256。波普尔在该书第七章“康德的批判和宇宙学”里对康德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论述了康德哲学的诸多方面，对于康德认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1] 《科学与假设》，第五章，页65，商务印书馆，1989年。

[12] 《最后的沉思》，第三章，页30，商务印书馆，1995年。

[13] 《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第V-VII节，页11-18，B14-25

[14] 同上书，第一部分，第二节“时间”，页40，A39

[15] 《哲学和自然之镜》，第三章，第3节，“康德在述谓和综合之间的混淆”，页131，三联书店，1987年

[16] 《数学与自然科学之哲学》，第一部分，第一章，第4节“公理化方法”，页23-30，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

[17]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第10-14节，页71-85，A79-94即B105-127

[18] 同上书，“先验分析论”，第16-27节， A95-129，B132-169

[19] 《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I（1757-1777）”，“运动与静止的新学术概念”（1758年），页18、1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定义”部分，“解释”，页8，商务印书馆，2006年

[21] 同上书，第一卷，“论物体的运动”，第I部分，引理1，页34、35

[22] 《房龙论人》，“笛卡尔”，页234，海南出版社，2000年

[23] 同上书，页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