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回忆之三
吃 肉
我生长的村庄，人们一年中基本上每月要过一个节。如农历正月春节，三月祭祖节，四月播秧节，五月牛毛节，六月梦那节，七月鬼节，八月拜月节，九月摘收节，十月糍粑节等。70年代时，村民们穷，平时吃青菜玉米木薯糊就算了，唯独过节要吃一点肉，尤其是小孩，长期吃不上肉怎么行。
那时，村民能搞到肉的途径有二：一是到黑市买猪肉。但当时黑市猪肉价格昂贵，一般人吃不起。二是宰杀自家禽畜。自家养的猪，倒是每户或大或小有一头，但政策规定要先完成生猪上缴任务后才能宰杀。家禽呢，因为缺少饲料粮，加上常闹禽疫，家禽很少。部分节是没有家禽可杀的，即使有，顶多也只能杀一只，这对于有五六口人的长期缺食少油的一般家庭而言，也是太少了。
节日没有肉吃怎么办呢？一个偶然事件让村民找到了办法。
某日，一农户的一头猪突然不吃东西，好像得了病，这猪毛重八九十斤。这家人赶紧把猪抬到公社食品站要上缴国家。他们想，如果公社食品站收购这头猪，他家这次生猪上缴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他们再养一头，养大了就可以自宰。当时上面规定，一个农户每两头猪上缴一头，自宰一头，先上缴，领到“准宰证”后才能自宰，没有完成上缴任务的不能自宰。用当时的官话，叫“购一留一”。缴生猪和缴公粮是当时村民肩上的两大任务，提到上纲上线位置，是含糊不得必须完成的。镇上广场久不久有批斗会，每次，来自各大队的被斗人员集中起来有长长的一排，批斗内容多与两大任务有关。
这农户想把这头猪上缴顶任务，不料公社食品站的人说，你这是病猪，国家不收。无奈，这家人只好把猪抬回家。回家后，为减少损失，趁着猪还没病死，把它宰了，猪肉以低于黑市价，又高于公社食品站收购价向村民赊销。虽然这家人没有完成生猪上缴任务就宰了自家的猪，但因为是病猪，没人说他家违反政策，也没人追究他家人的责任。
这事，被村里的聪明人概括提炼，成为：病猪可自由宰杀。接着就继续演绎：一头好猪，只要说它病了，就可自由宰杀了。渐渐地，每到节日，就有宰杀“病猪”的情况出现。到后来，每当节日临近，村中总有几个不怕事的长者，大概肚子里的油早被刮净咕咕直叫了，就秘密策划，说“某家的猪病了”。宰杀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的，技术精细到村民们听不到猪叫声，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之后把痕迹处理干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分配下来，每户能拿到两斤左右的猪肉。再后来，干脆“病猪”肉钱统一由生产队垫支，账挂到农户身上，年终结账。这样，村民过节都有一些肉吃。
村里人视我为危险分子，这事一直对我保密。我那时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对冒犯上头的事不敢做，村民就认为我不可靠，包括我父亲。记得有一次节日，我好奇地问父亲：“哪来的猪肉？”父亲摆摆手，不让我问下去。不过后来我还是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懂得乡亲们的苦衷，就装着不知道。
那时村中有告密的。曾经有人私自在深山开荒种粮，另有人贩卖农具，都因为是“资本主义行径”而被告发，结果是当事人被送进“学习班”受训诫，其所得收缴集体。唯独吃“病猪”肉这事没人告过密，到1977年我离开村庄时还维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