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息来源有些杂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本屯的，还有外屯的，有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人数众多，名字无法一一列举，我姑且统称为“他们”。
他们说，我母亲是一名来自省城的知青，住在十里外的知青点。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车老板，经常赶着三挂马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拉脚。知青点是他的必经之地。那时候在农村自行车还没有普及，人们去县城办事一靠脚走二靠捎脚。脚走的好处是腿长在自己身上，想走就走，不用看别人脸色，坏处是速度慢且又耗费体力，往往是起大早贪大黑，事没办咋地，人却累个臭死。捎脚的好处是又快又省劲，坏处是得放下身段去求车老板帮忙，看人家脸色行事。所以说车老板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行当。我父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路人的捎脚请求从不拒绝，哪怕是自己一路跟着车跑，也要把位置让给那些捎脚的路人。因为这个缘故，知青们让父亲捎脚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车老板。父亲因此得以和知青们熟络起来，渐渐成了朋友。我母亲就是父亲诸多知青朋友中的一位。后来知青们始陆陆续续返回城里，有的是因为正常工作调动，有的是因为托了关系、走了后门，有的是因为被组织推荐到大学去读书，有的是因为高考恢复后，自己考上了大学。总之到了1978年冬天的时候，整个知青点就剩下母亲一个女生了。母亲没有返城的原因，据当年从知青点传出的小道消息说，母亲的祖上是省城出了名的大资本家，整个家族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父母尚未平反，元气还没复原，无力把她从乡下弄回城里。也就是在那个冬天，父亲赶着马车把母亲从知青点拉回了家。
他们说，我父母的婚事办得很寒碜，没摆酒席，也没收礼，只是象征性地做了几套被褥，顺路到公社拍个照、登个记、领个本。母亲过门不久就怀上了我。还有一种更为确凿的说法是，她过门之前就已经怀上我，因为她和父亲是冬天结的婚，春天生的我。众目睽睽，铁证如山。我没有在这件事上过于纠结。婚前婚后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他们的儿子，是他们生的我，这就够了。母亲过门后，由于怀我的原因，没有参加集体劳动，没有挣过工分，没有出过家门，甚至连饭都没正经八百做过几顿。她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她有很多书，有的是从从城里带来的，有的是朋友返城前送给她做纪念的。母亲看书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为了胎教，而是为备战高考。她知道，那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途径。母亲是在1979年清明节前一天生的我。当时，窗外的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地下个没完没了。母亲躺在屋内的炕头上，双手捂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嗯嗯啊啊、哎哎呀呀地叫唤个不停。雨水噼里啪啦地拍打着窗棂，母亲撕心裂肺的喊着疼痛，雨声和喊声混杂交织在一起，似喜似悲，既像是在为我的到来而欢呼，又像是为我的未来而哀鸣。一直捱到傍晚，雨渐渐住了，黑黢黢厚实实的云层，被晚霞撕开了一道裂缝，一轮红日半隐半现，渗出的霞光映红了西边半个天空，如炽炭般红红火火，如少女般羞羞涩涩。母亲的叫声这时候开始变得微弱，身上那座凸起的小山丘，渐渐凹了下去。随之而来的是我那响亮而又清脆的啼哭声，在昏暗的低矮的狭小的土坯房内时断时续地回荡。出生在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气里，让我的名字得来全不费工夫。母亲甚至连想都没有想，随口就给出一个我认为很俗气的名字：春雨。春雨贵如油。她望着窗外，喃喃自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