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先生回忆了1918年-1923年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分两个阶段，1918-1920年，是在乌斯特城克拉克大学。李济先生在文章一开始就写，“在那个时候，每个留学生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美国学一点新东西，预备回国以后，能对社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我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度过了我的留学生生活。”所以，我们也能充分理解，李先生在留学五年后，回到中国，为中国考古事业所做的贡献，缘于为国尽责任的决心。
先生在乌斯特城先后共住了两年，第一年学心理学，因为感觉心理学所用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他所想象的科学标准，所以第二年转向社会学。在从事人口问题的研究中，他又转向人类学，继而决定前往哈佛学习。
1920-1923是他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时代。也是在哈佛，他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在哈佛，他认为个人最感珍贵的，而且值得回忆的，是做学问的境界：“第一，我切实地感觉学问内容本身所谈的，并不是离日常生活很远的事情件，凡是我们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它是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是没有先天的分别。第二，我所感觉到的，是做学术工作中，所谓方法论者，诚然是很要紧的项目，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一种常识的推广，绝不是与我们常识相矛盾的。它在各种学术上并无基本的差异，只有运用的不同。但我所最感深切及有兴味的一点是：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及若干历史的现象，方能得到（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现阶段论）有意义的结果。”
李济先生在文中详细回忆了他在美国的求学过程，包括几位对他有影响的教授，文笔朴素，深情厚意却洋溢其间。此文也可以做为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生活的历史文献。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李济先生回忆，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有些成就，是和丁文江先生分不开的，这里面有丁先生很大的作用。他讲述了和丁先生在美国的初遇，以及回国后，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包括最著名的安阳殷墟的发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