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大哥读完初中，回家侍弄庄稼，在那时，这不算低学历。

大哥21岁当上生产队队长，又能说会道，个子中等，但婚事要么高不成低不就，要么锅投笼不投。

眼看大哥迈进26岁的门槛，母亲急得坐不住了，四处请人给大哥说亲。

庄户人家，最怕儿子晃荡来晃荡去，最后晃成老大难的光棍。

这种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

可是，东谈东不成，西谈西不中意，母亲愁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抽烟袋。

那天，母亲在芦苇荡里给生产队割柴，有妇女悄悄地告诉母亲，大哥跟新荡的孙芳好上了。

两个村庄，间隔一条小街，街南是新荡，街北是马荡。

我家住小街北，孙芳家住小街南。

孙芳在中心小学做民办教师，父亲在中心医院做事，每月拿固定的工资，母亲担任新荡村妇女主任，孙芳三叔是公社干部。

孙芳的家境比我家好得不是一点半点，我家没法比。

母亲起初不相信她会看上我大哥，可那妇女言之凿凿，把两人相处的细节说得绘声绘色，母亲不得不相信。

这下，母亲笑得嘴角咧到脖子下，干活更有劲，挥刀砍割，噼里啪啦，芦苇瞬间倒伏一大片。

母亲回家问大哥，大哥把嘴撅得有八丈长，说孙芳家人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母亲紧张了一下，然后故作轻松地说，新社会，婚姻自由，父母不能强制包办。

大队广播上学来的词，派上用场了。

大哥阴脸皱眉，难不成我们直接私奔，找公社不能解决?

被大哥这么一反问，母亲慌了手脚，既不能叫大哥不跟孙芳谈，又不能跑去抢了孙芳回家。

有些事情嘴上说说可以，真要放行动上千难万难。

母亲一夜未睡，第二天，天色蒙蒙亮，母亲去找卸任的老大队书记，请他出面撮合。

老书记点头，说愿意卖个老脸，他了解母亲和大哥的为人。

母亲喜滋滋的，即刻跑去三十里外的集镇，买来四样重礼，送去老书记家里。

走得匆忙，母亲没有来得及带上干粮，也没有舍得在集镇买碗毛把钱的面条，空着肚子，赤足来回走了六十里，饿了渴了，就捧一口路旁的河水喝。

第二天，老书记拎着四样礼，去了孙芳家。

午饭后，老书记红着脸醉醺醺地走出来，母亲眼巴巴地迎上前。

孙芳父母好酒好菜地招待，给足了老书记面子，唯有大哥的亲事一句不让提。

没过几天，孙芳家放出的话，经过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加工，传遍小街的角角落落，到了母亲的耳朵变成这样：

就江家那个德性，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吃吨草放个轻巧屁……

母亲气得要往天上跳，要大哥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要和孙芳断绝往来，她是仙女，咱家高攀不起。

大哥不干，直着嗓子吼一通，然后抱着被子去了生产队牛棚住。

几天后的清早，母亲堵在牛棚，只见大哥胡子拉碴，脸色灰暗，萎靡不振，瘦了一大圈。

直到母亲答应他和孙芳交往，大哥才肯搬回家。

天下的母亲，莫不如此。

心里想着的都是孩子，为了孩子，愿意吞下各种委屈，愿意把头低下求人，甚至愿意让人啪啪打脸。

当天下午，母亲换了一身拿得出手的衣服，提着两瓶酒两瓶麦乳精，跨进了孙芳的家。

母亲思维清晰，说话掷地有声，向孙芳父母保证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江家人没有大本事，但是做人地道实诚，清清白白，永远不会做让人戳脊梁骨的事。

也许被我母亲的话说动，孙芳又哭着说非江家不嫁，孙家父母终于勉为其难地点头。

大哥和孙芳正大光明地交往半年之后，两家定下嫁娶的日子。

孙家提出聘礼，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六套衣服的布料，外加一件华达呢大衣。

母亲当即答应，认为孙家通情达理，没有提出过分要求。

聘礼的多少，自古是男女双方矛盾的焦点，女方要，男方讨价还价，难免发生口角之争，甚至互相谩骂，最后谈崩了，分道扬镳。

这些聘礼，对于有钱人家轻而易举，可对于我家难上加难，因为那会，我家才把盖房子的外债还清，一分钱积蓄也没有。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妈妈早有打算。

芦苇荡里的那群鸭，父亲当眼睛一样爱护，一听母亲说要卖掉，吼着要打母亲，被大哥拦住。

母卷起袖子，拿出要跟父亲拼命的架势，父亲骂骂咧咧，划着小木船，一头钻进芦苇荡。

母亲收拾两件换洗衣服，撑起长木船，去找父亲，父亲去哪儿 ，她跟到哪儿。

父亲当然知道儿子终身大事耽误不得，只是一时舍不得朝夕相处的鸭子，三天后，父亲红着眼睛卖掉那群整天绕着他呱呱叫个不停的鸭子。

卖掉鸭子，母亲转头要卖屋后的长木船，二哥一蹦三尺高，说什么也不同意，然后干脆吃住在船上，撂下狠话，谁来买船砍谁的爪子。

下芦苇荡割柴，离不开船，捞鱼摸虾，离不开船，运蒲包柴帘，也离不开船。

所有人都可以找到任性的理由，都有为难之的地方，只有母亲不可以任性，只有母亲不可以为难。

母亲撑着邻居家的木船，去芦苇荡里去找躲藏起来的二哥。

四野无人，星光黯淡，野鸟扑腾着，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

母亲没有时间害怕，只是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二哥的名字。

母亲的声音，被唧唧的虫声搅乱，又被杂乱无章的风带走。

母亲的脚，被收割后的芦苇根戳破，鲜血一路滴落，渗进败草丛中，又被滩涂收藏。

母亲保证，把大嫂迎娶进门，半年之后，一定给二哥打一条新木船，二哥这才回家。

母亲又跟亲戚借了一些，包括酒席的费用，这才差不离。

新瓦房的东房间，作大哥的婚房。

五斗橱，高低柜，榻米床，早已打好，油漆得铮铮发亮。

一切准备就绪，大哥的新衣服实在拿不出钱买，母亲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孙芳瞒着家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扯布给大哥做了里外两身新。

鞭炮响起来，孙芳的两个弟弟撑着木船停泊在我家码头，她的父亲从木船上小心翼翼地搀下她，大哥接过孙芳的手，二哥三哥跟在后面，一起踏着铺着的芦苇，走向我家。

此时的母亲，躲在人群后面，搓着皲裂的双手，强咽下逼上喉咙的泪水。

她这一个月，到了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编柴帘，到了大半夜，累了困了，吸一管烟袋提神，接着继续干活。

夜深人静，只有银白色的芦花陪伴着她，翻飞在昏黄黯淡的煤油灯下，悄无声息地落在母亲摞满补丁的衣服上，落在她枯乱的头发上。

东方鱼肚发白，母亲上床稍微躺一躺，公鸡打鸣，赶紧下床。

天天如此。

母亲常说，她没有本事，只有力气使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