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家园】年轮故事征文大赛
一.
2005年8月~2006年4月，我在北京。
那时自己在一家杂志社任职，每个月负责出两期期刊，当然还有一些临时性额外性任务，例如增刊，例如年度调查报告等。
在一起工作的共有六名同事，一名是大老板，一般不从事具体的文字工作，只负责外部公关和最后定刊，真正负责具体工作的实际是我和其他五名同事。
五名同事中有两位40后，属于资深前辈，一位曾经任职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一位长期在食品厂工作，退休后来到杂志社发挥余热。
先讲讲陈工往事。陈工最初在食品厂工作，后来企业经营状况不好，他既懂技术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加入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在协会期间，陈工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与许多企业的领导都能切磋专业技术市场知识。陈工大长脸，凸眼睛，头发稀疏，颜值不高，但学富五车。
有一次我们一起吃橘子，年轻同事们剥开橘子后都在撕扯橘瓣上缠绕的白色经络，这时陈工发话了：“小年轻们，你们这么吃可就不对了，这个橘络，有清热去火之功效，单吃橘肉可会上火的，所以橘肉和橘络要一起吃才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橘络的概念，原来这些丝丝缕缕的白色脉络还有学名，称为橘络。这时我们的一名小编辑女生呵呵呵地笑起来了：“陈工就是专业，啥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紧跟着竖起了大拇指。我内心也不由得对陈工多一份敬重。
陈工是个心细的人，对于什么事都喜欢深究内里。2005年底他乔迁新居，为了买到真材实料的家具，他曾深入研究了三个多月实木家具，最终才把家具买回家。他的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学习，可惜我一直也没真正学到皮毛，更别说精髓。
陈工和我们一起工作时六十多岁，已有些许白发，那时他退休金一个月三四千，在杂志社月收入有万八千的样子，可能不算金领也能沾边了吧。
陈工是老北京人，又比较资深，因此我们对他有一些景仰，又有一点隔阂，觉得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人。
另一位40后来自湖北黄石，我们尊称为高工。高工属于技术人员，长期在食品厂工作，杂志社专业性文章需要专业人员把关，高工就不远千里来到了杂志社。
按说有陈工在为什么不让陈工把关？因为陈工最大的优势在人力资源，因此他把大量的工作精力放在了广告创收方面，在专业性文章方面自然精力不及。
高工作为工厂退休人员，待遇与陈工比差了一大截，因此没有陈工的优越感，我们的距离就近了一点点。
坊间有句话形容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意在言说湖北人特别精明。工作后我曾接触过五六位湖北人，聪明自不待言，但是高工属于聪明而不外显的那种。
高工工作非常认真，对于专业性稿子必一字一句深究有无谬误。还好专业性稿子在期刊中所占比重不大，否则高工的老花眼必得加重几分。
高工颜值很高，白白净净的皮肤，瓜子脸，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60多岁的年纪活成了40多岁的样子，真是谦谦君子之风。我们有专业问题一般请教高工，打扰陈工的少一点。
2006年春节过后，高工从老家回来，给我们带回来一点黄石烧饼。高工讲是黄石特产，烧饼的味道已经忘了，但是高工带烧饼这件事我倒是记下了。
今天看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忽然想到了自己在北京的日子。其实每年自己都会在北京驻足，只是从来没有梳理和北京千丝万缕的关系。
北京啊，北京，你是多少人心中的梦想，又让多少人无奈中离你远去。
二.
那时，我们住在蒲黄榆。
顺着蒲黄榆路一路北行，过了玉蜓桥、天坛、东单，走到建国门内大街西拐不多远，就到王府井商业区。王府井新华书店，那时我经常去。
在北京印象深刻的是赶车。那时我的工作单位在芳城园，离我的住所很近，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所以不用赶公交。
和我一起租房子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他的工作单位原来离住所很近，由于公司人事变动他离了职，再找工作找到了北三环外，工作就异常辛苦。
每天不到六点，他就匆匆起床，简单洗漱，从蒲黄榆往南三环走。到了南三环，看到300路车拼了命地往上挤，司机在驾驶室喊：“等下一辆吧，等下一辆！”然后强迫关门。随着咣当一声车门关上的声音，300路绝尘而去，甩下一堆上不去车的人在马路上甩手顿足。
蒲黄榆位于北京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接近二环，离三环远一点。那时还没有共享单车，不方便坐公交的两点之间或者徒步走过去，或者骑自行车蹬过去。我的朋友每日早上骑自行车放到三环桥上公交站点，每日晚间下班再把自行车骑回来。
只是当时北京的治安委实说不上好，短短不到一年时间,我俩丢了六辆自行车。经常上班时把自行车放到了熟悉的老地方，下班时自行车早已不见踪影。我们非常气愤，又毫无办法。很想以暴制暴，又没那个胆量，只好自认倒霉，换一辆了事。
北京的街道非常有特点，东西走向，南北走向，基本横平竖直，转向的人一般不会找不着北。
但是如果要记北京的街道名称，那是一件非常头大的事。因为北京的街道以段命名，仅以我们熟知的长安街举例，即可从东到西分为：建国路、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其实都是同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不同段名称不同而已。
与街道同样难记的，是北京的桥。北京立交桥众多，二环、三环、四环，每个环路上都有几十座大桥，加起来就有百余个，如果不是出门带地图，那些桥的名称我是断然记不得的。
当时我的生活非常单调，每天两点一线，早上从家里到单位上班，晚上从单位回家。每逢周六日到天安门广场转转，或者去陶然亭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附近散心。
北京太大了，过于宽敞的街道、街道两边厚重的建筑，无不让人意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而满眼急匆匆的行人、地铁里睡眼惺忪的职场人，又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窘促。
每次期刊定稿后，我们会到胶片厂出胶片，然后印刷成刊。每次拿到胶片，基本都是深夜。我们或者坐地铁，或者打车，到家基本深夜一两点。
但是想到又一期期刊终于出来了，内心还是松一口气，起码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第二天，我们基本都会睡到自然醒，下午赶到单位，开始下一期期刊内容的筹备。
三.
继续聊聊北京的同事。
单位里除了两名40后资深老前辈，其余的三位算是年轻人，一位卢先生，一位李小姐，还有一位姜诗人。
卢先生年龄最小。大老板刚刚创业，卢先生就入了职，可算公司元老级人物。卢先生没有学历，主做广告业务，兼着干点跑腿活儿。
卢先生业务能力说不上好，人也有点慵懒。大老板心上多少有些意见，又念及初始创业一起打拼过来，辞掉心有不舍。
那时我们的工作时间朝九晚五，中午一小时吃饭休息时间。每日早上，卢先生提前两三分钟匆匆到岗打卡，笑吟吟对着大伙说：“哎哟喂，电梯等了老半天，差一点没赶上这拨儿，要不是我使劲挤，准得迟到了。”话音刚落，一头扎进厕所，没了声音。
李小姐和卢先生邻桌，瞥一眼卢先生的桌子，一纸装着鸡蛋灌饼的袋子正腾腾冒着热气。陈工、高工都在埋头整理资料，李小姐哗啦啦翻着一本杂志，正在找从前的一篇稿子，姜诗人凝着眉毛，眼神深邃透过窗子看向远方。
半点过后，伴随一阵哗啦啦啦水流声，卢先生轻轻关上卫生间的门，蹑手蹑脚回到自己座位上，开始吃鸡蛋灌饼。不消几分钟，鸡蛋灌饼的香味满屋子飘起来，所有人跟着享受福利。
李小姐本不很懒散，但也不勤快。李小姐祖籍山西太原，后随父母进京。年龄二十四，还没结婚，在北京仍属妙龄女。由于有些贪吃，身材微胖，圆圆脸蛋圆圆眼，笑起来呵呵呵非常友好。
李小姐性格确实善良，偶然背后说点八卦轶事，但是绝无埋汰他人之心。她在卢先生之后来到公司，也算资深。我是后加入者，所以蒙他们照顾，一点点熟悉杂志社各项业务。
我和李小姐是邻桌，她经常给我递零食，还要伸出食指做一个“嘘”的小手势，配合撅起来的小嘴唇。有时候我会接过来把零食压到杂志下，有时候直接摆摆手委婉回绝。当然这都不影响李小姐偷偷往嘴里塞一粒话梅糖，或者巧克力。
姜诗人是最晚到公司的。他入职时带了几本书，是他出的诗集，公司里人手赠送一本，那本诗集至今还在我书柜一隅安置。
姜诗人来自山东青岛，2005年刚刚毕业，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要在北京圆自己的文学梦。向几家文学杂志社投了简历，可惜杳无音信，只好屈身进了专业期刊杂志社。
姜诗人一边做着杂志社的工作，换取面包糊口；一边不断投稿，继续自己的文学梦想。他有着胶东人特有的国字脸，高眉骨，还有一双浓眉毛、大眼睛。
姜诗人有时候给我们讲他的成长故事，讲他住的地下室，讲哪些人搬了进来，哪些人又搬了出去。北京的地下室，曾经承载着许多北漂的梦想，在那里确实也有一些人一朝声名鹊起，直至鸡犬升天，只是所占比例极小。
社会上总有两类人，一类人生下来嘴里叼着金钥匙，一类人生下来掉到了柴草堆，只能一切靠自己。对于北漂一族来说，住地下室算什么呢？阳光，白天能看到就可以了，晚上，有没有阳光又有什么意义？
那时我们一整天都在办公室蒙着，只有中午饭后才会偶然下去放放风，十几分钟后又回到办公室。每当此时总会想到我们多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一关就要被关八个小时，只有中间十几分钟的时间放风。可是，为了生活，又能怎么样呢？
四.
2006年春节过后，由于家中房子装修，和我一起租住房子的朋友返回了老家，我们的两室一厅剩我一人留守。
一起租住房子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上班走得太早，下班回来得太晚。周末时，是少有的我们可以共处的时光。
我的室友来自陕西宝鸡，我喊他小杜。小杜圆头圆脑，个子不到一米七，有着陕西人的憨厚和豪放，心情好时给我做陕西刀削面、臊子面。
他是厨房里一把好手，穿一单薄短裤，光着膀子在面板上对着一块面敲敲打打，活好面后左手持面伸至锅沿，右手持刀上下翻飞，眼瞅着一坨面块一点点变成一条条小鱼，在锅内翻滚雀跃。几分钟后刀削面新鲜出锅，我俩一人一碗，头碰头吃得满头大汗。
只是这种时候并不多，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单独进餐。早上他吃饭时我在床上，晚上我吃饭时他在路上。中午，我在单位吃工作餐，他在外边吃百家饭。
销售工作就是如此，赶到哪里就在哪里吃，哪有什么固定场所？我倒是有固定地点吃饭，但过的是笼中鸟一样的生活，所以自由自然有好处，但也必然有坏处。
小杜本有公职，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所以停薪留职一年，出来闯荡世界。他眼睛小，圆润的鼻头，有着一对性感的嘟嘟唇，配上他的圆头圆脑，看上去很有几分诙谐。
我俩一起骑着单车游北京，他经常和我发发感慨：“赵哥，你做啥子来北京？回你老家不好么！”“赵哥，没走出来的时候总觉得一辈子不出来走走，心有不甘，这一出来么，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闯世界！”
他有着浓重的陕西口音，抑扬顿挫，个别词发音很重。我用陕西话回他：“谁说不是么，你说你出来做啥子？好好地工作不做，受这幺蛾子罪！”他嘿嘿嘿地笑起来，一边脸被阳光晒得闪亮，一边脸遮在路边电线杆投射的阴影里。
小杜回去后，没有再回来，妻子怀了孕，他需要相妻教子。我们始终是北京的过客，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这座城市，即使在这里生活了几百个日日夜夜，终归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人啊，总是这样，就像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对于婚姻的论断：“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工作与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小杜回去后两个月，我于五一前回到了自己生活了8年的城市。在那个城市，有我更多的同学。它没有北京的厚重，没有北京的恢弘，没有北京的多元化，没有北京的名胜古迹，但在那个城市我有一种踏实感、归属感。
此后我与北京的交集，或者到京参加展会，或者清明节前回老家上坟在京倒车，但再无长久逗留。只是每到北京，总会心生感慨，觉得异常熟悉。
我还会利用边角料时间，去到蒲黄榆、芳城园，陶然亭公园、王府井书店，北海公园、三里屯，看一下北京的日新月异，感怀下曾经的逝去青春。
而在北京有过交集的人，除了大老板和小杜偶有联系，其他人都已杳无音信。如今想来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曾经的陈工、高工，现在已然年近八十了吧？不知是否依然健在？卢先生、李小姐，估计都已儿女绕膝了吧？姜诗人，不知他的文学梦是否已经成真？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偶然撞见，又悄然走失。许多人许多事都远去了，年轮不会放过置身于其中的每一粒棋子。
小杜曾经和我说：“身在北京，才知道什么叫孤独！”我回他道：“只要你可以和自己对话，那你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北京会感到孤独吗？在漫长的时空隧道里，她一步步走来，缓慢又稳重。曾经荣耀，曾经屈辱，曾经苦难，曾经繁华，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版图一扩再扩，大到自己都无法一眼看清自己的身体。但在深夜，她会静下来，她会自己和自己对话，絮絮叨叨诉说三千年来的流年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