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相信很多人对“万元户”这个词儿是陌生的。
这个词，大概盛行于八十年代前后，我之所以对这个词记忆犹新，是源于我们家当年就曾经是响当当的“万元户”。
那时，我们生产队还是集体所有制，队长是我老姨夫。我至今都认为我老姨夫是我们生产队发家致富的功臣。
说起老姨夫，当年心里对老姨夫的惧怕，现在还是记忆犹新。说来也是奇怪，老姨夫从没批评过我，不知为什么，就是惧怕。现在想来，惧怕里，敬畏占一半因素，另一半，大概是老姨夫批评社员的严厉劲儿，把我给惊着了。
老姨夫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头，身材魁梧，一双眼睛虽不大，但却是炯炯有神，目光如炬，好像一眼能看到人心里去。多吵闹的地方，老姨夫一到场，立刻鸦雀无声。用现在的话说，老姨夫就是气场大，我妈当年的说法是“压茬”，我爹则不懈，说是狐假虎威，连芝麻粒大的官都不是。
每次去老姨家，或者老姨夫来我家，都是我最打怵的时刻。我小时候胆小，家里来了生人就躲到炕上立柜边的旮旯里，老姨夫一来，我也是这样，气的我妈经常吃饭的时候把我薅出来。
印象中，老姨夫不爱笑，常年都紧绷着脸，说话声音总是盛气凌人，常常会让和他对话的人，话到嗓子眼，刚刚露个头，就咕噜一声噎回去了。若是再有点小是小非，别说说话，还没到老姨夫跟前儿，脚就挪不动步了。老姨夫说话掷地有声，全队老老少少几百口子，除了我爹，没有不怕他的。也不怪老姨夫脸冷，管着那么大一个生产队，再没有点威严，还不乱套了才怪。
那些年，我们生产队，民风极好，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家户户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都能和睦相处，和老姨夫的威严不无关系。
我爹不怕老姨夫，有是连襟的因素，也有艺高人胆大的优势，我爹比我老姨夫有文化，上过私塾，在同龄人中凤毛麟角。讲起道理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把老姨夫听的一愣一愣的。
我爹经常说起一件事，说破四旧的时候，老姨夫做了一件蠢事，带头把队里的古书、戏装、锣鼓等老物件儿都烧了。当时，为了保住这些在我爹看来是宝贝的东西，我爹和老姨夫在队部院子里，扯着脖子争论的面红耳赤，眼睛一个比一个大，连旁边生产队牛圈里那头因为眼睛大，被叫做“电灯炮”的老黄牛，都惭愧地把眼睛悄悄闭上了，甘拜下风，自愧不如。
“斗资批修，与古书戏装有什么关系？”
“批林批孔破四旧，这些都是毒草，必须破除。”
“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我反对。克己复礼，乃为人尺度，何错之有？”
“你别跟我扯犊子，我是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谁阻拦就要打倒谁。”
“我就是反对，你能把我怎么地吧？”
……
结果，那些老物件儿还是都被烧掉了，我爹当然也没被打倒。
老姨夫再铁面无私，也还是不能把连襟咋地，老姨夫心里还是很敬佩我爹的，这大概就是知识的魅力。
当然，这都是老黄历了。
我们生产队家家户户，能够成为方圆百里响当当的“万元户”，都是老姨夫独具慧眼。
为了让全体社员都能发家致富，老姨夫和我爹等几个队委会成员没少开会。老姨夫敏锐地感觉到，发家致富不能光靠种地，要有新的途径，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老姨夫提议，把有能力的社员派到市里或城乡搞副业，让能力弱的社员在家务农种庄稼。
出去搞副业，可不能仅仅靠手搬肩挑，要有现代化的设备，当时最先进的农业设备就是拖拉机。
我们生产队当年的拖拉机是多少马力，我现在是说不清的，反正都是大个头的大家伙，不是手扶拖拉机，记得我爹当时把手扶拖拉机很不懈地称之为“蚂蚱子”。
我爹有文化，学什么会什么，就被派到吉林农安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当几个月后，我爹拿到了驾驶证，开着庞然大物的拖拉机轰轰隆隆回到我们队的时候，简直就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拖拉机在场院还没停稳，男女老少就啧啧着嘴围了过来，淘气的孩子，像耗子一样，出溜出溜就爬上了车厢。老王家小五子个小，爬到半截没抓住车厢板，扑通一声掉了下来，还磕掉一颗门牙，尽管小五子惊天动地地扯着嗓子干嚎，也没人理他。
这台举全队之力买回来的拖拉机，成了我爹的宝贝，保养维护比经管我家菜园子还上心。
从此，我爹就开始了新的工作，每天开着拖拉机城里城外跑运输，拉煤拉沙子拉钢筋拉水泥。我爹出车，要带两个帮手装车卸车，那时我大哥已经初中毕业了，就跟着我爹跑车，不久大哥也学会了开拖拉机，拿到了驾驶证。
拖拉机跑的虽是副业，给队里带来的经济效益，比主业种田多的可不是一点。老姨夫于是就开会征求大家伙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再买一辆拖拉机，大哥理所当然成了驾驶员。
后来，二哥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也是先跟着我爹我大哥跑车，考了驾驶证，成了驾驶员。到我二哥这个时候，我们队已经有了六七台拖拉机，徒弟都是我爹带出来的。
每天早上出车，一辆接一辆的拖拉机，从车库开出来，呼呼啦啦，浩浩荡荡，那叫一个气派。惹得其他队的人，个个都红了眼。那时候，谁想把户口迁到我们队，连门儿都没有。
我爹是个很有情趣的人，每天跑车回来都不空手，饼干江米条槽子糕常往家带，最不济也是水果糖。我每天黄昏会沿着土路去迎我爹，想我爹不假，想好吃的也是事实。一边拉着我爹的大手，一边吃着饼干什么的，我爹给我讲城里的新鲜事儿，我给我爹讲学校的事儿，那是我童年最美的回忆。
以前，要吃冰棍都得去城里才可以，自从我爹开上拖拉机，我们家隔三差五就可以吃上冰棍。我爹出车习惯带一个暖壶，到了收车时，开水也喝完了，我爹就会买几根冰棍，放到暖壶里，回来给我们几个孩子分着吃。我妈的东西也不少，今天雪花膏，明天尼龙袜子，后天花手绢。
那时候，都是年终开资，记得是我大哥当驾驶员那年，因为我爹和大哥是两个壮劳力，年底开资，我们家成了我们队第一个“万元户”。我当然无法换算出，八十年代的一万元，是现在的什么标准。总之，我们家，我们队，在方圆百里一下就摇了铃了，让人啧啧称慕。那一年，我们队的其他人家，虽没过万，工资也都不低。转过年，家家户户，就都成了“万元户”了。
“万元户”让我们队名声大噪，最直接的体现是，小伙子不愁找媳妇了，本队的姑娘都不愿意外嫁。我大哥的女朋友，就是本队的，比大哥大三岁。他们俩自由恋爱，尽管我妈再三干预也没拆散，大哥的理由是“女大三，抱金砖。”抱没抱金砖，我们没看见，他俩隔三差五吵架，倒是看见了。最直接受益的是二哥，娶了邻县如花似玉的二嫂。“杨柳细腰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队里人经常这样夸赞二嫂，美的二哥合不拢嘴。我大姐嫁给了本队也是跟着我爹跑车的老冯家的大儿子，大姐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嫌贫爱富，没有嫁给在我们队插队的知青王新华。也是，我大姐当年那么漂亮，怎么就看上了“大喇叭”呢？大姐夫说话声高，动不动就扯着嗓子喊，得了“大喇叭”一名。
我和我老弟也是沾了大光，上中学每天不带饭，天天中午一放学，就直奔供销社，一个面包1角钱，一瓶汽水7分钱，每天固定2角午饭钱。衣服不是涤卡，就是涤确凉。
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两个外号。那是上小学时，我妈给我做了一件，金光闪闪的缎子面的棉袄，因而得了一个“地主婆”外号，我嫌这个外号磕碜，常和一些男生打架，不但没能去掉“地主婆”，反倒又多了一个“小辣椒”外号。领头起外号的是老姨夫家的小栓子，他大我一岁，我俩一个班，他经常被我不是挠破脸，就是告老师。我怕老姨夫，小栓子怕我，一物降一物。他对付我最常用的招数，就是往我文具盒里放毛毛虫。我至今都害怕毛毛虫，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儿。
好在那时我没有被富足蒙住眼睛，享受生活的同时，没耽误念书。我老弟可是没好好念书，穿着喇叭裤，骑着一两二六自行车，整天东游西逛。
大概九十年代初，老姨夫由于成绩突出，升官了，先是大队书记，后是镇长，还当过人大代表，到北京开过人代会。
“万元户”家境下长大的我，最大的特点是，从小到大蔑视金钱。特别是年轻时，当文艺青年那会儿，视金钱为粪土。如今也是，骑个自行车也想捎人一程，吃个馒头恨不得也掰人一块儿，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全然不知。
我老公经常调侃我，说我穷大方。
这一点，我承认。我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
“万元户”，作为曾经一个时代的符号，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我们生产队，如今变成组，已进入另一个发展时期。遥望那远去的时代背影，仿佛那拖拉机的轰隆声还回响在耳畔……
注释：我们那儿，习惯这样的称呼，比如，父母会把家里最小的儿子，叫老儿子；最小的闺女，叫老闺女。于是，就有了老姨，老姨夫。老姑，老姑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