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如果把现象看作是我们所能认识的唯一对象的话，那我们要追问现象背后的原因或者根据的话，我们排除物自体，跟我们排除上帝，跟排除任何其它可作为信仰对象的东西，是具有同等的本体论意义的。

换句话说，康德不过是把我们过去被奉为信仰的对象，改成了物自体。而这也是后来的哲学家，要反复的诟病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你不过是把信仰的换成了物自体，或者具体的说，把上帝换成了物自体，然后说，上帝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够思维它接受它，但是，你不能够怀疑它，你不能对它有认识。

因为，你要对它有所认识，就一定会有怀疑。任何被认识的东西，都会被产生怀疑的。只有那些不需要被认识和不能被认识的东西，才不会产生怀疑。所以，对这个不可怀疑的，当然也包括了不可认识的对象的确认，是成了所有的可怀疑和可认识对象存在的根据。

那样，这样说来，那康德所构建的关于知识的大厦，它的不牢固性就非常明显了，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大厦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之上，它与物自本具有同等的本体论意义的东西。比如说，上帝，因而，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所以，人类才能认识。

那如此说来，所有认识的活动，都基于我们已然先天存在的某种信仰，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认识活动来说，恰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费希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康德的这个不稳定的，不确定的，建立在沙滩上的这个基础，把它彻底的清楚。从而使所有的认识活动，都来自于稳定的确定性的基础。

费希特是如何做到的？

简单的说，费希特他以所有的认知活动的主体，作为一切认识活动的前提。但是，这个主体，就是所谓的“自我”。

这个主体，它不是在意识活动中的主体，因为一个主体一旦产生了意识活动，它就有了对象的存在，因为任何的意识活动，都是对象的意识活动。而只有在没有产生对象之前，所存在的那个主体，才是真正纯粹的主体，也就是在“前意识的主体”。

在前意识的主体，因为没有对象的存在，因而，这样的主体是最纯粹的。

因而，这样主体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的要求。这个主体一定是形式上的主体，而不是实质上的或者内容上的主体。

那我们理解康德的思路，康德所给出所有关于认识活动的解释，都是有对象存在的，因为感觉一定是对某一个物的感觉，所以，感觉存在虽然需要知性的形式去把握。但是，我们都是通过对物的把握，你不是通过对自我或主体的把握，也不是对意识活动自身的把握，它都是通过意识活动而把握外在的对象。

因而，对象的存在，当然这个对象在康德那里指的是现象，因而，现象的存在，就构成了所有认识活动的一个前提。

如果没有现象的存在，我们的认识活动如何生成，如何发生？

它就没有可发生的基础，所以，一定是有现象存在。所以，我们人去把握现象，去理解现象，这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个基本过程。

可是，这个现象的存在本身，它恰恰规定了我们的自我的意识活动，是有内容的。而意识活动的内容的不同，它决定了我们意识活动的形式。因而，在康德那里，对自我的认知，不是纯形式，或者说不是纯粹的。

所以，费希特它要指出，如果我要想彻底的清除康德哲学当中的这种不确定的，或者说不牢固的，这样的哲学的认识基础的话，那我们就必须从自我的纯粹性开始。而这样的纯粹性的根据，不是来自于内容上的考虑，而仅仅是出自于形式考虑。

所以，费希特说，康德仅仅给出了我们如何获取知识方法的学说，就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怎么产生的，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人们通过分析，综合，然后才能判断，最后形成结论。这是人类认识活动产生的过程，或者说这是“知识获得”的学说。

我们能够得到知识的过程，构成了康德学说的核心，所以，康德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知识。而费希特说，这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知识问题，最主要的内容，恰恰关注的是我们对知识本身的讨论。

因而，对于费希特来说，他不关注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它关注的是知识是如何构成的。

获得是一种过程，而构成是一种形式。我们也可以说，过程是一种活动的过程，而知识的构成是一种形式。

康德的思路是试图用形式的方式，来构造与说明一个活动过程。但是，费希特恰恰相反，他是以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形式，这个活动他叫做“事实行动”，也有地方把它叫做“本源行动”。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走向，所以，费希特自己说，我的哲学其实不是过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发展而已，所以，他认为是康德的一个学生，他从来没有脱离康德，虽然他的思路与康德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读出来，费希特的基本的理路，还是基本上按照康德的理路展开的。只是他更强调的是以一种事实行动，来达成对形式的说明。

所以，他的知识学的三个基本原理，都是“形式规定”，而不是所谓的活动或过程的说明，我们在康德哲学中，看不到这些关于形式的说明，我们看到的都是范畴的排列，比如，十二个范畴之间它们相互的排列，康德的目的并不是说明形式的过程，他要说明的是，以认识活动的方式，来揭示人类理性的基本的范围，而形式是为活动服务的。

而在费希特这里，活动是为形式服务的，正是由于不同的两种路径，由此导出两种不同的哲学。

不仅如此，费希特还认为，康德把实践的理性和理论的理性区分开来，他认为这个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把知性的跟理性的活动，也就是把在理论理性当中所谈论的纯粹理性活动，和在实践理性当中所谈论的关于自由理性的活动，两者截然区分开来，他认为这是康德的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根据，就在于他所设置的一个物自体的存在。

这里都表达出费希特对康德的一种批判，但是，也同时揭示了费希特是如何重新解读与构造康德哲学的一个努力。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康德哲学存在着两个问题，从物自体到现象的区分，以及从知性能力到理性能力的过渡，而费希特试图突破这两个问题，用他的关于知识的构成的学说，就是他所谓的“知识学”，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原话是，“知识学是关于知识的科学，它讨论的是关于知识本身的构成方式，而不讨论知识获取方式”，所以，这一点，的确和康德有很大的不同。

他不谈论知识是怎么得到的，今天我们谈到的认识论，更多的是认识的活动过程，比如说，认识的规律，认识的基本原则，以及认识的逻辑论证，等等这些东西都表明知识的获取方式，费希特说，我这里更关心的是知识的构成方式。这种构成是通过“形式”上如何通过“事实行动”而加以完成的。所以，这才是费希特所要关心的东西。

所以，他的知识学是突破了康德的知识论，而构建的一种全新的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

既然知识，它是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方式，或者说，它是用来表达外部世界的存在方式。因而，知识它当然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对象存在，知识当然离不开获取外部世界对象有关感觉经验也好，或者说信息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因而，知识怎么会是关于知识获得的问题，但是，在康德那里，即使他谈到了知识的获得，他关注的是知识获得当中的理性能力的存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他是从能力上，也就是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来规定了我们讲的理性的概念，因而，在康德那里，才会有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

理论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都谈的是一种理性的能力。

但是，关于理性本身，什么叫理性或者理性应当如何加以规定，康德在他的三大批判当中，对“理性”这个词的使用是相当不统一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他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理性”的概念，所指的内容，都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地方指理性能力，有的地方指理性经验，有的地方是理性的形式，有的地方是指理性和知识与其它能力的关系，所以，表达出他对理性概念的理解，是相当混乱的，而正是这种混乱，导致他不可能对理性本身要去进行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