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次出行。到一个地方笔者总是转转当地超市和背街里巷，熨帖自己内心的怀旧心情。全球受疫情影响经济萎缩，无论是到超市亦或偶遇小贩，笔者发现买主儿结账时总是嘟嘟囔囔说一句：同样的东西，怎么一次比一次贵啊？哪怕是一把青菜，一个苹果，十个鸡蛋，也常要在静悄悄间“调整”价格。这就是经济学理论“通货膨胀”吧！

这时突然想起了民国文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香港知名统计学家宋以朗说的：“因为超级通货膨胀，才成全了张爱玲的一部《传奇》。”这话多年前看了只当是玩笑话，现在想想，并非不无道理。

张爱玲一生中最精彩的短篇小说都在1943、1944这两年发表，后来并出版成短篇小说集《传奇》。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中对张爱玲的创作过程做了有趣的分析。在宋以朗看来，民国那时上海货币贬值太快，张爱玲若写长篇，无论预支或连载后付稿费，一定是她吃亏，还不如打游击写短篇。因此，张爱玲当时的写作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环境。

又想起少时读过张恨水的《我的写作生涯》一书，其中提及，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币制紊乱，物价狂涨，造成自由职业者非常痛苦，“尤其按字卖文的人，手足无所措”。张恨水说了，卖文的人是把稿子寄出去，一月之后才能接到稿费，可“月初约好了每千字的稿费，也许可以买个两三斤米。到了下月初接到稿费的时候，半斤米都买不着了。”到了后来，几乎寄一次稿子，就必须商量一次稿费。到了民国36年，“纸价已经贵得和布价相平了。上海的书商，有了纸张在手，宁可囤纸，也不印书”，因为这个原因，张恨水在上海出版的二三十种书，全不再版。

过去笔者读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看她语带自嘲地写道：“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由于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张爱玲于是省下几百元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了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再把衣料送到寄售店去。张爱玲虽然是以戏谑的语气谈自己囤货之事，读来却颇堪玩味。

中国在抗日战争、内战前后，因通货膨胀等等金融问题，引发了种种社会怪现象，其中包括囤货、炒金，甚至因炒金发生了震惊一时的黄金舞弊案等等。当代学者梁实秋在《回忆抗战时期》记下这一段：“在物质缺乏，通货膨胀之际，发财易如反掌。有人囤积螺丝钉，有人囤积颜料，都发了财。跑国际路线带些洋货也发了财。就是公教人员没有办法，中等阶级所受打击最大。”

在中国文学史上，1940年代出现了不少以通货膨胀为题材的小说，作家们通过当时的经济活动，书写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乱象。以言情小说起家的张恨水，其实并不仅仅是鸳鸯蝴蝶派那么简单。张恨水写于1948年的长篇《纸醉金迷》，就为那个战乱、通货膨胀的年代留下了精彩的记录。难怪张恨水提起《纸醉金迷》及自己另一长篇《巴山夜雨》时颇为沾沾自喜，“这两部书，都是以重庆为背景的，在别人看来，不知做何感想，至少我自己是做了一个深刻的纪念。”

《纸醉金迷》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抗战胜利前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在战时物资贫乏，物价飞涨的情况下，造成全民疯狂投机炒作黄金储蓄券，集体“纸醉金迷”一番。当时官方和黑市的黄金价格相差许多，政府为了“回笼法币”，发行黄金券，价格是黑市价格的一半，但必须半年之后才能兑现。小市民看到金子卖到四万几一两，黄金券只要两万元一两。于是纷纷把金子拿到银楼去换现钱，再把现钱拿去买黄金储蓄券。六个月到期后，凭储蓄券去兑现金。也就是说，卖掉一两金，六个月之后，就变成了二两金子。

小说中一群贪婪的投机商人，如黄金投机商范宝华，把黄金券拿到手，送到银行里去抵押借款。借了钱，再作储蓄。一张储蓄券，套借个三次四次，一赚再赚。可就在大家期盼着兑换黄金劵，幻想一夜致富的时候，政府突然出了通知：买得黄金储蓄券的人，到期只能六折兑现。一时之间，那些因黄金涨价而疯狂的人，又为了黄金六折兑现，因蚀本而发狂了。

读过《纸醉金迷》，不会再将张恨水定位为“言情小说家”。作为小说家的张恨水有其社会意识与是非判断，小说写了乱世中政商的贪婪腐败，小市民首当其冲，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通过书中人物胡太太之口，张恨水仿佛给我们上了一堂小小的财经课：“法币发得太多了。这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东西要涨价，这叫法币贬值。政府不愿法币贬值和东西涨价，要把市面上的法币收回去，这就叫回笼。让法币回笼的办法很多，不一定是出卖黄金。比如抽税，发公债票，抛售物资都可以。”

惶惶间，我们也来到了所谓“通货膨胀”的年代，那天突然想起了少年时候读过，却不甚了了的《纸醉金迷》，很想找来再读读，寻寻觅觅下，终于翻箱倒柜在箱子底儿找到了久违的“老朋友”，重读一边温故知新，真是应了五代李煜《相见欢》一首词：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