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花是在指甲花前很多年的故事，那时的我刚记事不久，爷爷奶奶健在，邻里或是瓦房或是草房，那花儿的味道不知算香还是臭，我只能说她就是这个味儿，特别是长出来的黑色小颗粒，花谢后裂开了小口子那气味更重，里面白色的粉末，我一直在想：这难道就是“涂脂抹粉”里说的脂粉吗？记得家里见过最早的一株是哥哥去朋友家找来的，此外还有几个破瓷盆装着的小盆景，好像是种在房前那块菜地和场坝交界处的洗衣石台上。命运也和前面讲的指甲花差不多，刚开始还挺稀罕，后来长势越来越旺盛，在心中便成了野草一样的存在，最后仍是三五刀变为春泥去护花了。
⑥.艾条和清明草——两个节：在我家的背后生长着很多艾草，每年过端午节，爸爸都会用艾草扎成艾狗并在它肚子下吊一小块肉，乡里乡亲们也都有这种门前悬挂艾狗的习俗。那时的我不懂习俗的含义，倒是挺相信神话故事的。爸说艾狗会在人们睡着的夜晚，当有妖魔鬼怪想入宅时，艾狗就会驱逐它们，保护家人的平安。听到这话后，我好多个晚上起床撒尿都惦记着大门外高挂着的艾狗，慢慢地打开门缝，偷偷地看着，生怕被它发现而瞬间一切消散，亦或是趁没人看见的时候扔一坨粽子在它下边，期待着一早开门奇迹的发生。
除了扎艾狗成为端午节的象征之一外，艾草本身是一门常见的中药，现在多用作艾灸穴位以达到放松肌肉和舒经活络的功用。
艾草让我不由想起的是端午节的粽子，而清明草则是清明节才特有的食材。现在已经记不清有十几年没吃过地道的纯手工农家清明粑了。由于清明草那雪白色的茎叶上覆盖着一层毛茸茸的丝线，这是做清明粑的关键，不然就不会有那样软糯中不乏劲道的口感。每年去上坟祭祖的路上总会见到路边生长着很多清明草，年复一年这种草成为了上坟的记忆：我、哥、爸和几个亲戚，我们从家里出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露气未干时便提着妈妈做的香肠、腊肉、花生、酒和糖果，几刀纸钱和几盘鞭炮、几张坟飘行进在田坎上，在草林间，走访我未曾谋面的先祖们。作为年纪最小的我，也是最勤快的！装贡品的竹篮我总是会抢着提，走在后面，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往嘴里塞些吃的。在我们那时的眼里，更多的成分不是祭祖，而是一边看着花红柳绿的美景，沐浴着温度暖和、夹杂着泥土和百花香的春风，还能走走玩玩，还有随身携带的美食，一切构成了一次完美得有些梦幻的春季郊游。而路边的清明草更像是阴界精灵们的化身，穿着灰白的羽绒服欢迎子孙们一年一度的到来、欢送烧纸钱放鞭炮期间为先祖磕头致意和许愿求保佑后意满而归的后继人。别以为它们只是植物，其实把时间和生命看的更清楚和明白的并非我们，而是这一群身着白羽绒，头顶黄花冠的小仙子们。
⑦.紫苏、白茅、廷胡索——味道：对紫苏的最早印象是家附近小路边生长的那两丛，那小孩子巴掌一样的紫色叶片散发出的香味让人不敢相信这是来自土壤中生长出的气味，那种香更像是锅里炒出来的香味！对它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公家客厅墙上挂了一幅梦幻的油画：画中的路灯杆是树的样子，那树的颜色、枝叶和家附近生长的紫苏一模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树？我从未问过大人们，只是在心里保守着这份好奇和神秘感，每次路过那儿，总会驻足停留，摘下一片叶子放在鼻前仔细地、慢慢地品着那特有的浓烈香味。蹲下来看着紫苏丛，幻想着自己能变成日漫里的阿莉埃蒂，或者它们能变成地心历险记～神秘岛里的植物那样该多好，那样就可以晒着太阳，吹着风躺在其中一片芳香的紫叶上。
对紫苏情有独钟的香味，如同一位只可远观暗恋的少女，而白茅与廷胡索却能满足好奇之余还能尝到点儿甜头，这两种四处泛滥的野草，直到现在才知道它俩的根是中药成分。在我的童年，记得是一次在房后边坎上的一块菜地里除杂草，那时的我说话还有些发嗲，除了会小跑和玩泥巴外估计就是好吃了。母亲挖到一把白茅根，看起来和扎耳根差不多，但没那种浓烈的特别香味。听她说这东西能吃，像甘蔗一样甜，我也就跟着拿手上抖了抖泥便吃了起来，味道确实有些甜，除了嘴里一些沙子外。白茅的另一个印象是后来六姑家的三老表来我家玩，在房后一处白茅丛边，他教我用白茅叶做箭：把细长光滑而又微硬的叶子摘下一条，掐掉叶尖，丛叶头左右两边撕开，撕到叶条的三分之一长，把两条叶片放在左食指和中指间往下快速一拉，中间的叶杆子便像一支箭一样直冲上天。就这一招，直到现在我还没玩腻，虽然其间也吃过几次苦头，手指不小心被叶片划破，不过对于家乡的山村娃来讲这不过就像被蚊子叮了一口的事情。
廷胡索是前不久用谷歌智能镜头APP扫描才得知的这个名字，而前不久腰突复发后，中医开的药里就有这一剂药。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它的花长得非常特别，花的嘴头上掐一个小口，用嘴一吸里面像蜂蜜一样的甜，虽然就很少的一点儿糖水，好在每一株的花序上都有很多朵，像一串烧烤一样被串在上面，而极其迷你的小花朵又像极了萨克斯，我试着吹过，却发不出美妙的声音，这一丁点儿的甜足以让那时的我、现在的我铭记。白茅和廷胡索成了我们那批小孩子嘴里最廉价和丰盛的糖源，不知为什么，即使家里逢时过节也会吃到糖果，但仍恋恋不忘那土地里长出来的丝毫未受人工干预的天然甜味。
⑧.车前草、节节草和粘连子：对车前草，印象中似乎它们专挑路道上生长。夏季地上都干得裂开了缝，但它们仍能完好地生长着，就像个倔强的孩子在叛逆着，任凭你怎么踩踏它。它还是一种中药材，这是我小时候就知道的，此外它叶子里的经脉非常强韧，摘下一片叶子后，只要一拉那几条经脉，叶片就会像一支在招手的巴掌。在我童年记忆里它指引着一条从家里通往西面的小路，路边有瓦房、菜地、草丛和几所坟地，路的尽头是一所在竹林下的草房，用的是谷草，墙是土墙，那里也是我们生产队和另一个队的交界处，印象中的那里如此幽暗，就像格林童话里的秘密基地一样。
节节草是我见过最不像草的草，因为像竹节一样的枝干同时也算是它的叶子了，它不能食用，也不好看，也没啥可玩性，唯独给我的印象是六姑家不太说得清话(大舌头)的二表姐和我爸妈、几个姑姑一同在小地名叫和尚榜的路边锹扎耳根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节节草，把它拔下来一节一节地扯开再合拢，觉得好神奇，就像人工做的拼装玩具一样。她闭上眼睛，我用两节合拢把她睫毛卡在里面，这样眼睛就只能眯一条缝，看起来既沙雕又好笑和好玩，我也尝试了一回，让她用好几根效果更好。如果说节节草是我们快乐的道具，那粘连子就是父母劳苦的证据。每次见他们干活回家，总能在衣服、裤子上，甚至鞋子里见到许多。特别是蓬乱的头发上，那粘连着的不仅是粘连子，更是劳苦的农活、生活的无能和无奈。
C篇：物
很久前，在打算专门写一本童年回忆录时，我在一个新买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
“记忆被物化，物被时间所幻化”
也许在我的童年，在那时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人眼里，一切只是吃饭睡觉一样平凡、简单而又无趣。现在还能回忆得起的、现在还幸存的一些老物件，在零零后看来，很多东西也许还停留在父辈的言传之中，也许连咋用的，长啥样都不清楚，但对我们这批八零九零后而言，这些是我们童年生活的点滴记忆，随着越长越大，时间流逝转为飞逝，不知不觉，许多曾经美好的、伤心的…像梦一样，突然的某一刻恍然醒悟，回首往昔时才发现能经受住岁月洗礼的记忆如此的少却又那么的珍贵，而能够至今保留的就更是古董一样的无价宝了。
下面的回忆，只能想到哪儿算哪儿，毕竟现在单凭个人记忆还能回忆的，必曾深深烙下过印迹。
1，竹器生活：
我的家乡紧挨着蜀南竹海——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竹海，所以乡下的很多生活物件是用竹子做的。小到牙签筷子，大到围栏房屋，几乎遍及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家里还有并且使用的必备用具：
箩筐：这家伙几乎是家里主要劳动力所独霸的盛物器具，因为若是装满一挑红苕的话，两百斤以上是没问题的。作为八零末出生的我，看着父辈们比谁挑得多跑得快，在孩子眼里就像玩一样有趣，似乎他们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劲，不怕腰扛不住，不怕肩膀压得痛，只怕扁担不够结实，只怕庄稼地里收成太少。记得我小时候，爸能够一头装满包谷，另一支箩筐除底部一些包谷外，我坐在里面，他笑嘻嘻地哼着歌，打空手一样自在地行走在几十米高的石梯子陡坡上，这便是我对这个竹具的印象，看到它就会想起父辈们光着黑黝黝的膀子，嘿咻嘿咻地挑着冒尖的一箩筐包谷红苕或是谷子，汗水像刚冲完澡还未擦干便从浴室出来一样。现在想起电视里古装片常用的一句话“我敬你是条汉子”，回想起刚才那些画面，汉子二字真的是用汗水泡出来的。而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汉，应该是浑身充满着热气腾腾的汗咸味。
鸢篼：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半边天”，作为一位农村妇女，除了会烧锅做饭和喂猪养鸡鸭鹅狗猫外，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也得和老公一样在山地里种地挑背。这就不得不提母亲辈们专属的“鸢篼”这种盛具了，同样是用竹条编织而成，但它比箩筐要温柔和轻巧多了，因为是畚箕形的开口，所以一担顶多也就装个百斤出头。不过挑到家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可就比箩筐方便多了，只要提着篼屁股一拉就全倒的一干二净了。
现在回忆起来，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给这两种盛具取这样的名字，我只是小时候就知道箩篼的另一个含义是人的屁股，特别是很大的那种。难不成先辈们发明这种男子汉才能驾驭的东西时被背后的人看到他们那冰糖葫芦一样的胳膊、熊一样的腰背和箩篼一样大的屁股所以才把屁股也叫箩篼不成？
而鸢篼的鸢是一种小型猛禽，一方面象征着村子里生性彪悍的妇女们，另一方面它的形状确实也和这种动物有神似之处。
背篼：如果说箩篼是盛具界的皇帝，鸢篼是王后，那背篼就算是我们这些小王子的象征。父母用的都是各自一边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而作为子女的我们，则可以用双肩尽可能地为父母分担。
虽说装满一背篼的重量和鸢篼差不多，但我们更多的是用它装猪草，比如红苕的藤叶，要是用挑的话就不好装，也装不下多少。那时候，背篼里装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全是荣耀，一种年纪和身子虽小却已成熟为大人的成就感。
簸箕：这也是老家的常见用具之一，且几乎每个家庭总会有巧匠之手变戏法一样把竹条做成可方可圆、可大可小各式各样的簸箕，要是中间的间隙留大些就变成了筛子，把各个边角做成往上翘中间窝进去就成了蒸米饭或洗菜沥水用的筲箕。
不过在我们这一批孩子长大后的现在，这些技艺早已成为街上竹木市场上的商品，已成为父辈祖辈们遥远的记忆。记得小时候，爷爷曾用多余的嫩竹条教我编织很多好玩的小物件，像小鸟、小人儿、四条腿的动物、可以弹射竹片的手枪…可惜现在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了。至今停留在记忆里的更多的是簸箕里盛装的红苕干和豆豉粑，它们的味道在岁月的发酵下早已不是街边小吃或超市里袋装瓶装的精致商品所能替代。似乎同样的东西，所在的地方不一样时，反倒是土味十足的簸箕里更具灵魂。
竹楼：知足常乐，现在回望曾经的父老乡亲们更像是知“竹”常乐，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给自足生活。作为土生土长的山区农村娃，可以说我的童年几乎是在竹子这种植物下长大的，因为家里的老瓦房通常都建得比较高，不像现在每一层就三四米高的商品房格子楼，所以绝大多家庭会在瓦房顶和隔断墙之间用竹子密密麻麻地排成一层竹楼在厨房的灶头上方挂上过年杀的猪肉，抹上盐，经过几天的熏烤后一块块腊肉挂在火灶正上方的竹楼下，放到来年吃上半年也没问题，而且还有鲜肉无法比拟的色泽和香味。此外竹楼上还会放一整年收获的包谷芯，在上面烤干后是极佳的烧饭做菜用的燃料。不过竹楼上也是耗子们过冬的极乐净土，特别是晚上睡觉时，窗顶的竹楼就成了它们的天下，不过也是它们天敌猫咪们打牙祭的娱乐场所。
2，木器家居：
除了竹子，在村子里的大山上，从半山腰开始，竹子便无法和既粗壮坚硬又高耸繁茂的野树林竞争，生存在山中上部的各式各样树木是人们建房时搭瓦、立柱的全部材料，特别是爷爷辈之前便流传至今的“立子房子”，全是铆合结构，那时的梁柱有我们的腰粗，长的可以达到十多二十米，经历几代人后仍完好如新。日常使用的大物件是竹子无法承担的，只能用各式各样的木料担当起这一份责任。
撵架：
这是收获的象征用具，写下这两字，一幅丰收的画面便回映在脑海：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爸妈把之前从地里收割的黄豆或油菜籽铺满房前的场坝里，手握着比锄头还长的撵架不停地在上面敲打，直到把几乎每一粒都从壳里打出来。空气中弥漫着扬尘和籽粒的气味，脸上流着汗，口鼻喘着粗气，心中却是无尽丰收的喜悦。作为小孩子的我，看到爸妈拿着一根头上用几排细木条和竹篾编织的东西，扬起时甩动着木条转一圈，啪的一声打在地上，晒干的庄稼一粒一粒被拍出来，一切就像一场游戏一样充满着乐趣，自己会经常忍不住尝试两下，但是看起来轻松好玩的活儿，在自己手里不一会儿就打了几个水泡。
风簸：这也许是我们农村生活中最具代表性的木制用具，不论包谷、黄豆、大米…只要是一粒一粒的东西都能往里倒，打开左手边的“撇子”，右手随即握着套在转轴把手上的小竹筒一圈接一圈地转，好像老式的柴油机打火时用kǎo手一样，控制好手速，把箩篼放在离风叶最近的那个出口槽下，无数籽粒便大雨般倾泻而下，多余的壳子、碎叶、小石子都被吹到更远一些的另一个下料槽和风簸的大屁股后面。在大人们眼里这是一个农具，而我们眼里却是一个特大号的玩具，一个工艺最复杂和精致的百玩不厌的玩具。只是除了空无一物地转着玩时，家长们极其不愿意被贪玩的我们捣蛋，因为摇风簸可是门技术活，不同的东西得用不同的手速，且速度得均匀，不然把辛苦收获的粮食给吹到渣滓里去了或是风速太小，搞得本应干净无杂质的粮食里跑进去很多杂质，又得重来一遍，费时又费力。现在全村里只有少数几家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物件，且几乎是放着吃灰当个摆件让家里的孙子、孙女们见识一下曾经的老古董和手艺。
桌凳门窗：小时候，农村最吃香的职业非木匠莫属，而且能在一个老师傅的手下当徒弟是很不容易的。除一些日用小物件外，像桌椅板凳、修房造物这些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帮忙，一方面是他们有整套的制作工具，更重要的是手艺这东西是既偷不走，短时间花钱也买不来的。
记忆中最早的一张木桌是爷爷放在堂屋里的那张方桌，什么木材那时我并不懂，只知道看起来用了很多年一样，从我出生以前就一直在用，直到爷爷奶奶都去世了很久，修新房子时因为太破旧才拆了当柴火烧。桌子的里面有八个抽屉，吃的菜、洗好的碗都可以方便地放在里面。每个抽屉的把手都有极其对称的雕花木块襄堪在上面。桌面的棱角和四边并非尖直的简单切削，而是打磨得像现在手机金属边框一样圆润，四边从桌面往下的过渡也有几道条纹状的凹槽，四条桌腿在地面上几公分处也做了雕花处理，像两双穿着漂亮靴子的大长腿一样，只是两三代人后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桌面上布满了爷爷奶奶脸上那样的皱纹。拼接成桌面的木板间隙也有了开裂的细缝，若是用现在的胶水粘合的话，估计早已变成一堆朽木了
我想，那桌子说不定是解放前地主家留下的老物件，不过与之配套的凳子却简陋和粗糙很多，共四条长凳，其中就有三条的腿是瘸的，坐的板面虽是整根木料做成，却并不平整，整体上看更不像桌子那样有精雕细琢的装饰木雕。估计是后来爷爷自己做的，这手艺和祖传的老手艺人确实差远了。
说到老房子的门，我印象有：其一是分家后紧挨着猪圈的那间耳房小木板门。上面喷的是青绿色油漆，是爸自己做的一扇门，一家四口，做饭、吃饭、烤火…都是在里面完成，由于是靠西南面，房子是冬冷夏闷，而那扇小木门在我印象里一直是由好几条裂缝组成的，而且在一年四季的日晒雨淋下，门板越来越破，缝隙越来越大，冬天得在外面糊上几张报纸才能安然度冬，不然风指着屋里灌。
第二扇门是爷爷家的那扇大木门，据说那是解放前的产物，因为我家老房子是斗地主时给分配的祠堂，所以那扇门在幼小的我那时眼里就像电视里紫禁城的大门一样威武和神圣。
对于窗的回忆，也有其二，一个是刚才说的那扇大门斜上方的两处木窗，像监狱里的一样，是没有窗门的口子，只是窗条由精雕的木料横竖卡扣而成。另一扇是将要分家前夕奶奶专属的那扇双开门带木栓的小窗户，因为房墙太过破旧，爸把奶奶做饭的灶头那壁三合土垒的墙给拆了，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修了一堵红砖墙，在灶头上方留了个口做了这扇小窗户。
水桶、木盆木桶、甑子、板桶和柜子：这里说的水桶并不是去挑水用的桶，因为我家地处山区，我们吃水用的是山沟里的水，接一根手指大小的塑胶水管，分发到相邻的几家缸里，所以这里说的水桶有三个功用：一是洗脚桶，一是喂猪桶，还有就是挑粪用来浇菜的粪桶。木桶结构并不复杂，但要做圆，做到滴水不漏，在不用胶水和钉子的年代，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木盆和木桶差不多，只是底部更大，盆身也就十几公分高，小号的用来装汤水，比如做甑子饭时用筲箕过滤的米汤就盛放在里面，坐豆腐时滤出的豆渣，剩下的豆浆就盛放在里面，而更大号的木盆功用是淘洗红苕和用宰刀把放大木盆里洗净的红苕宰稀碎后煮猪食。
刚提到的甑子，现在已被电饭煲替代，相比甑子，它做出的米饭既简单又香浓，不过少了许多做饭的乐趣，也少了煮米饭剩下的米汤，那种营养丰富、入口浓滑、口味微甜的汤品。由于那时大家都干农活，饭量比现在大的多，特别是家里来客人或办酒席时，电饭煲难以满足量的要求，而用甑子时，沥出来的汤还能加些富含维C的叶子做个菜汤。上小学的我们，能否用甑子做一顿饭成了是否成熟懂事的标志。
板桶和柜子算超大号的带盖的木桶，里面装的是全年的粮食收成，我们家每年入冬前装满的两大木柜包谷和一满板桶的谷子只算村里的中产阶层。
柜子是一个长方体，将近一米高，板桶有一米多，长度也比木柜更长，椭圆形的外表有三圈竹条箍紧四周的每块木板，每次家里的粮食快吃完时需要去板桶里舀出来挑到几公里外的地方去把谷子打成大米或者把小麦磨成面粉时，成全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刻，因为只有我那猴子一样小巧灵活的身体才能钻进去把站在外面舀不到的弄出来，只是包谷，谷子还好，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小麦被磨成面粉后也许还余有一些脚汗味儿吧…
3，石器时代：
石磨：它就像木器界里的风簸一样，是农村的历史缩影，现有的也是古董级存在，绝大多成了奠基石，成为了艰苦岁月里或悲或喜的回忆。
那时的石匠师傅是仅次于木匠的大神级存在，泥水匠们只是普工一样的活儿，而石匠师傅们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大户人家堂前的护门石雕神兽、庙里的菩萨众神石身无不出自工匠师傅们手口相传的凿下技艺，所以石磨对他们来讲只是邻居间几顿饭、几瓶酒后的消遣和举手之劳，其实更多的是体力活，一个石磨，光磨盘就得好几百公斤重，磨片一个壮汉也未尝能拎得起来，磨槽更是得三五个劳动力用抬肥猪的木棒子加上手指粗的麻绳才能抬放在石墩子上。
如果小学前的孩子能帮家长磨出一盆豆花，那可是比能蒸甑子饭还要能干的指标，会被邻居颂为佳谈。从电视上看，北方的石磨是用驴子拉或人站在那儿直接用手推动磨片，不知是不是地方特色，我家乡的石磨清一色是在竹楼或梁下横木棒上系一根粗麻绳，另一端系在由两根大圆木组成的丁字形“磨搭钩”上，一个人负责在磨前添入要磨的东西，推磨的两手搭在吊着的横棒上，一推一拉，石磨就完成了一圈的碾压。脸盆大小的一盆泡水黄豆磨完得花一个多钟，磨糯米浆做年糕是最费劲的，推起来就像磨盘把石磨给粘住了一样，每次推上十分钟就大汗淋漓。通常得两人轮流推几个来回才能完工，不过累是累些，磨出的不论豆腐还是年糕，味道总会比机器打磨出的味道更好吃，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机器里钢磨片和高转速产生高温与石磨一圈圈磨出的味道确实存在差距。
每年的中秋节，全国各地的习俗都大同小异，月饼是通用时令食品，而糍粑算我家乡的“小异”吧。作为主料的糯米和调味的白糖或加盐的炒黄豆粉都是很常见的，但没有一个怼窝的话，这个极富地域特色的风味小吃就做不成了。
怼窝，顾名思义就是把蒸熟的糯米倒进一个石窝里用一根两头大中间细小的木棒使劲往里怼，直到把一粒粒的糯米打得稀烂，然后把它们揪出来捏成月饼的形状，蘸糖或黄豆面吃。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打糍粑。刚开始的几下还算轻松，越往后，糯米的粘性就越强，就像一坨加了强力胶的橡皮泥，打一场糍粑的劳动量可以用石磨推两三顿豆花吃了。不过这也正是家里劳动力们秀肌肉的好机会，有时由于粘性太强，父辈们用力又猛，七八十斤甚至更重的怼窝连同里面的糯米团子一起拉了起来。累是累些，不过抄起十多斤的怼窝棒，放开了使尽全身力气往里打，这种暴力劳动会使超载的荷尔蒙得到最大化的发泄，简直让人欲罢不能，而作为孩子的我，晃晃悠悠地好不容易抬起了大木棒，打下去就像轻轻地给屁股拍拍灰一样，提起来时几乎是整个身子踮着脚抱着手都握不完的怼窝棒往上扯。在大人们看来就是专门搞笑的，除了负责搞笑，能做的也就是大口大口地坐享其成了。
大人干大事，我们这些小孩子虽然大号的搞不动，但小石臼还是玩得转的，比如舂花椒粉、辣椒粉之类的，只是小号的石臼用的就不是怼窝棒了！老家山间有小河，人们通常用河里捡来的黑色鹅卵石作为舂具。
猪槽：我们通常把工作比喻吃饭的饭碗，而在八九十年代里，猪作为一户农家里最值钱的财产，它们饭碗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们现在谋生计的工作。所以每家每户都会以槽为单位，比如今年养了几槽猪，这个槽不光是猪宝宝们吃食的盛具，更是一家人一年到头来收益的主要保障。从山里寻一块质地不错的条石，约上邻里三五壮汉，用棒子抬一小段路又歇一歇，遇到不好走的地方还得煞费苦心和周折，历尽千辛万苦搬到家门口，再请村子里的石匠师傅帮忙花上几顿饭几瓶酒的工夫才能一锤一锤地凿出这么一个简约却不简单的石槽。这一用，几乎就是几十个春秋，之所以为这么点儿东西大费心力，却是几乎一劳永逸的事，猪的一个恶习是好拱东西，见什么拱什么，也只有几个壮汉费尽全身力气才能挪动的石槽能扛得住这些畜生们长期的摧残。
4，土制生活：
苕窖：
我的家乡所在市别名酒都，不论西方的红酒还是我国的白酒，好酒都离不开窖藏二字，我们乡下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在地坎上或平地下挖一口小窖，只是用途与酒无关，全是用作冬季贮藏红苕的专一功用。冬季虽不像北方那么冷，但阴雨连绵不绝，山风也有些刺骨的湿冷，地窖里却要好的多。这里不光是红苕的安全处所，更是小虫子们绝佳的安乐窝，所以春天播种时节下探到窖底时，会发现很多平时少见的蜈蚣、地乌龟这类可入药的活宝。
灶头：
现在水电气全村每家都已成为了标配，虽不知别家如何，母亲却依旧坚持着每年的年前送灶神姥爷和年后接他下来的传统风俗仪式。我猜现在的灶神也穿西装打领带了吧，毕竟灶头都已经进化得如此简洁实用和漂亮。不过这话可不敢让母亲知道，作为主灶掌勺的一家之主，在她和她们眼里，敢拿灶神姥爷开玩笑，万一惹得大神不高兴了，来年得不到保佑，可就闯大祸了！
不过这也是题外话，不论怎么变，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手艺仍没变，只是想到和看到母亲每年行那仪式时，点上香蜡插在一块白萝卜或一碗干包谷米上并放一盘所谓的“干盘子”，孝敬灶神大人，一旁的燃气灶和中学时代的土灶头相比，总觉得十分违和…
最早的灶头是和爷爷分家后耳房屋墙角那个带风箱的柴火灶，在我童忆中极其短暂和模糊，后来奶奶去世了，便迁移到了爷爷家，重新做了个双炉灶。两个灶头间放了一个大水坛堪在里面，这样每天的洗用热水都是用一小节细水管，一头放在坛里，另一头用嘴使劲一吸便引流到灶下的桶里，每天早上“抽长坛”和“掺长坛”成了一个专属动词，也是被父母夸赞乖巧的常用技能。长坛外留有一个灶龛，里面通常是母亲放的辣椒花椒一类调料，因为里面常年温和，所以是贮藏这些东西的好地方，此外灶头的侧边还有个能一次能放两双鞋的鞋龛，洗好的或打湿的鞋子睡前放进去，一早就能变得暖和干燥，特别是冬天穿起来非常巴适。
灶头底下是碳灰，在里面放上几个红苕，过几小时吃起来香甜可口。到了晚上，会用附近地里找的黄泥巴加点儿水，混上没烧过的碳灰，做成“碳粑”，分成四小坨放在燃着的煤灶上，十个八个小时都不用管，一早仍不会熄火。不过有时候初学的我会搞得掉链子，那就得搭着木梯子爬到竹楼上去捡上几个烤干的玉米芯，添火容易，生火却很难，特别是炉心里全灭后一点温度也没有时，得把炉里的煤灰用火钩全捅下去，放上一半的玉米芯到灶心的炉桥上再用打火机点上一根干竹片放到里面，待燃起来后再把敲好的碳块放在上面，灶底用棕榈叶做的扇子使劲不停地扇，直到下面的炉碳变红，炉上不怎么冒青烟了才算完工。
在三九严冬里，老家几乎每天都是绵绵细雨，气温也就在个位数徘徊，我喜欢偎依在灶前矮凳上母亲的怀里，听她哼唱那些毛主席年代的革命歌曲，给我讲集体记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