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8年的新年，我老家——一个浙北十八线的小县城——第一次出台了关于燃放鞭炮的禁令。

除夕夜的倒计时刚过，关掉电视，春晚的热闹在房间里一缕缕地散去，周围素白的墙壁包围着我。屋外，夜晚深沉寂静，对楼的灯光早已熄了，一如往日。新农村没有犬吠，今夜也没有鞭炮声，事实上已经没有店家敢于销售了。看了一眼手机，群发的祝福数个，罢了，睡了。

政府说，燃放爆竹是一种“陋习”。污染环境，甚至要产生二噁英，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点吓人。极不安全，为此论证有往年本地居民受伤事故若干。而且扰民，大概耳朵是关不上的，你要放，就要扰人清梦。

看到此处，已经是脸上一热，背上一凉。终于端坐起来，去查访更多的资料。不完全地收录如下：1994,年，北京市实施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全城禁放，却引起了民意的反弹，除夕当夜，全城笼罩在火光与硝烟之中。2004年，成都、南京率先“改禁为限”。2006年，北京取消该规定。有人称之为：“法律与民俗文化博弈了12年，文化获胜。”后来却有反复了，至少2018年北京依然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二）

近年来有很多人说，年味淡了。

年味确实淡了，不单如此，整个民俗文化都在走向没落。

看到过哈尔滨禁止清明烧纸，看到过更多地方春节禁止燃放鞭炮，端午中秋成了法定假期，不过多了一个由头吃吃喝喝。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的折扣遍地，不够，电商发明了双十一、双十二。与清明去做一次团子，端午去包一次粽子相比，还是商场的折扣更吸引人。

确实是这样。

鞭炮没了只是年味淡了的表征，年味淡了又是民俗文化式微的缩影。

（三）

确实，我们的文化里有过许多陋俗。民俗文化，听起来就俗不可耐。对于失去社会认同的文化，自然不必抱残守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贴春联费纸费墨不环保，放鞭炮扰民伤财不安全，泼水节犹如无理取闹，清明节给祖宗烧纸简直就是交了两千年的智商税。看见民俗就大加挞伐，理由听来振振有词。

可我想起西班牙的西红柿节，西红柿被以吨为单位的用掉，砸在别人身上。想起印度人洒红节，天然的彩色云母被磨成细粉，成千上万地被用来讨一个彩头。想起巴西人的狂欢节，费时费力去操办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奇装异服，去浓妆艳抹，去彩车游行，伴随而来的是三天噩梦般的社会治安。

有时候我看着他们理所应当的样子，常常觉得我们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节日更宽容一点，如果要换一个词，我希望是“更自信”。

我们可以把一个个文化符号逐渐抽离，今年禁止放爆竹，明年限制年夜饭的规模，后年禁止摆流水席。但我觉得害怕，我想起《一九八四》里面写，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逐年缩小的语言。

（四）

我觉得，相比起具体民俗文化内容的缺陷，我更宁愿承认是我们的文化里有着其他更隐蔽的缺陷。

我们这个民族其实非常不善于快乐。我们在快乐面前手足无措。不许调皮，不许吵闹，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生下来就进入竞争的斗兽场，还没离开家就是现实的残酷逻辑。我们是如此地放不开，一如公开场合接吻的情侣少不了引人侧目。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往往难得完全放松，可能是年前的工程款没有结完，也可能是来年的前途依然渺茫，大龄青年被逼婚，小孩子被追问成绩如何如何，大人们在酒席间有着各自的牌面需要维护。

我们的文化里有着一种天然的二元论倾向。从历史上来看就是如此，我们乐于判断这个人是黑是白，是善是恶，是忠是奸。因为我们觉得他们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忠即奸。其实每个人都是一边肩膀上站着天使，一边肩膀上站着魔鬼，同时向我们窃窃私语。

如果拿鞭炮来举例，是不是除了可以燃放，就是禁止燃放？可不可用电子炮？可不可以改良配方？可不可以提高鞭炮市场准入门槛？可不可以规划燃放地点与时间？

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面写道：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可能并不缺乏对一个温馨幸福的“年”的期待，也并不缺乏对其他民俗文化的期待，但我们确实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智慧在这个时代与之相处。

（五）

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不久以前，大人们在冬天的暖阳里眯着眼，孩子们变着法儿地点一元一盒的小炮仗。坍圮的老墙上残雪未消，水杉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村口支起石臼，石锤抬起落下，年糕一锤一锤地被打出来，一块一块地被点上红花，我端着碗等在旁边，等着爷爷分一小块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