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法官找我解释案件不得不判我方输的事情，并不是只有那一件。
有一个案件，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画了图，写了分析意见，找了案例，找了最高院公开发布的指导意见，信心满满地去找法官。
我们慷慨激昂，滔滔不绝，法官听得频频点头，连连称赞：刘律师确实水平高！分析得很透彻！论证得很充分！现在像刘律师这样的律师不多了。
于是，窃喜！颇有些“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感觉。
于是宾主十分轻松地闲聊，法官问我一句：听说你们的律师带领法官保全的时候，被对方追得到处跑？亏跑得快，差点挨打？我说：是啊，这您也听说了？他说是当事人给他说的，他找保全法官落实了。
然后，法官又问我一句，这种情况，刘律师，让你来做法官，你敢判吧？ 我丝毫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我敢！
法官笑道：你不是法官，所以你敢说敢。一旦你做了法官你试试。你不说真话，我没办法。
后来我知道，对方多次集结多人到法院，即使法官不让进去，他们也在法院门口高声喧闹，逼的法官多次出来向他们做工作。据说，有不少人是黑社会背景的。也有人电话吓唬过法官。
我直想套用一句歌词，审我的案件，你怕了吗？
后来，与别的法官聊起类似的话题，法官说，我们只是一个普通法官而已，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工作得要，生活也得要。正义？如果与生活想矛盾，还是要生活吧。我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仔细想了想，如果我是法官真的敢判，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不是法官，我还真的想象不出来。
类似的案件还有，一个股权案件，一个有限公司从老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上百职工几乎所有人都向公司出资，但受公司股东法定人数的限制，无法成为登记股东，于是推举了50人做登记股东，一个登记股东代表N个出资人。
第一次召开股东会的时候，除了50个登记股东之外，其他出资人也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表决。后来的几次股东会多数都是登记股东开会，并没有非登记出资人出席。
争议的发生缘于一份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非登记出资人认为召开会议没有通知他参会，会议程序违反章程规定，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
从法律上说，公司有显名股东（登记股东）和隐名股东（非登记股东），召开股东会，只要显名股东参会就可以了，隐名股东不能直接向公司直接主张参加会议的权利。
这个道理别说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即使稍有点法律知识随便想想也想不出别的结论啊。可是，这个案件，我们这一方就被判输了！被判输了！！被判输了！！！
事后法官告诉我，他们被对方纠缠的受不了了。这是什么理由啊！
后来上诉，不知是委托人认为我代理不力还是怎么的，反正没让我代理二审，二审竟然又输了！又输了！！又输了！！！
好吧，看来我对法律的理解有误。
后来听说，这个公司因为这个案件，导致各方争权之战愈演愈烈，再后来我也不接触他们了。前几天听说，这个企业已经被宣告进入破产程序了。
我不敢说，法官会基于案件当事人的压力而对案件做出错误的判决，但是确实有不少案件的判决是缺少基本的法律素养的。他们在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判决时，究竟想了些什么，反正我有些搞不懂。
有时候我想，我对我代理的败诉的案件，有些一直耿耿于怀，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是案件败诉方的代理人才这么想，但是有部分案件的法官确实也给我说过难言之隐。
我感谢这样的法官的信任，我倒感觉他们之所以这么说，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心底还有一些正义感与是非观，要不他们何苦把他们的苦衷给我说？从另一个角度讲，给我说了又怎样，你都这么裁判了？
这些事情，严重打击了我办理案件的积极性，它们推着我，远离案件代理，远离法院，远离这一个个的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