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名非常吸引人，这也是我最初读这本书的重要原因，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

村上春树在书中的最后一节写道“我认为这本书是类似‘回想录’的东西。虽不是传记那般夸张的玩意儿，但归纳到随笔的名号下似乎也颇勉强。重复前言中写过的话：我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

书中最吸引我的是村上春树关于小说创作的描述，比如他是如何决定写小说的，比如他以怎样的心态与习惯写小说的，比如他认为小说家需要怎样的资质等等。

村上春树认为对于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资质有才华、集中力与耐力。值得庆幸的是，集中力同耐力与才能不同，可以通过训练在后天获得，也可以不断提升资质：

“只要每天坐在书桌前，训练将意识倾注于一点，自然就能掌握。这同前面写过的强化肌肉的做法很相似。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写作，必须集中意识工作——将这样的信息持续不断地传递给身体系统，让它牢牢地记住，再悄悄移动刻度，一点一点将极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让身体发觉。这跟每天坚持慢跑，强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步者的体型是异曲同工的。给它刺激，持续。再给它刺激，持续。这个过程当然需要耐心，不过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优秀的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曾在私信中说过：“哪怕没有东西可写，我每天也肯定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独自一人集中精力。”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完全能理解。钱德勒通过这样做来提高职业作家必需的膂力，静静地提高士气。这样一种日常训练对他必不可缺。”

在我们的学习或工作中，也可以尝试培养这样的集中力吧。

1、享受折磨（enjoy suffering）

    有一次，我躺在巴黎的酒店客房里，阅读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碰巧那报上刊登着对马拉松运动员的专题报道。采访了好几位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逐一向他们提问：在比赛途中，为了激励自己，是在心中念诵怎样一种咒语真言的？这个策划相当有趣。读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当真都在心中想着形形色色的事情，才跑完这42.195公里。全程马拉松就是如此苛酷的一种比赛，不念诵咒语真言，便无法坚持到最后。

    其中一位选手，自从开始跑马拉松，每次比赛都要在脑中回味哥哥（此人也是一位长跑运动员）教给他的两个句子：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这便是他的真言。其微妙的含义难以准确翻译，明知其不可译而硬译，不妨译成最简单的“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关键词是这个optional。假如说，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啊呀呀，好累人啊，我不行啦”，这个“好累人”是无法避免的事实，然而是不是果真“不行”，还得听凭本人裁量。我以为，这两句话简洁地归纳了马拉松比赛最重要的部分。

印象中，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听过姚期智先生的一个演讲，题目是《科学家与科学之路》。他最后讲了一个享受折磨（enjoy suffering）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界上到处都有能够让我们学习，鼓励我们前进的人与事。今年年初的澳网决赛，是史上历时最长的网球比赛。在这场比赛里，纳达尔（Nadal）历经近六个小时的比赛之后输了。他在比赛以后讲的话非常令人感动。他说：你能在赛场上不断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这可以说是一个折磨，但是这个折磨是愉快的，这种感觉超越了网球比赛。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达到这个境界，只要尽你所能，不管是赢还是输，都会感到非常高兴。

我觉得他的这番话用来诠释科学家与科学之路，最恰当不过。

2、写作的习惯

当村上春树谈跑步时，他谈了些什么？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谈论自己，特别是谈论自己写小说的经历：

现在是坚忍地累积奔跑距离的时期，所以眼下还不必介意成绩如何，只消默默地花时间累积距离。想跑快点就适当地加速，不过就算加速也为时甚短，只想将身体感受到的愉悦尽量维持到第二天。其要领与写长篇小说一般无二。在似乎可以写下去的地方，果断地停下笔来，这样第二天重新着手时便易于进入状态。欧内斯特·海明威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持之以恒，不乱节奏。这对长期作业实在至为重要。一旦节奏得以设定，其余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然而要让惯性的轮子以一定的速度准确无误地旋转起来，对待持之以恒，何等小心翼翼也不为过。

3、不在意外界评价

村上春树认为写作就像长跑一样，不应该在意外界的评价：

    普通跑步者中，许多人都事先设定个人目标，比如这一次我要在多少多少时间之内跑完全程，然后再去挑战赛事。假如能在这个时间内跑完全程，就算达成了某项目标；如果未能跑出预期的成绩，就是未能实现某项目标。即便没能在预想的时间内跑完全程，只要有了业已尽力的满足感，或是为下次比赛奠定了基础，抑或有了某种类似重大发现的东西，大约也算大功告成。换言之，对长跑选手而言，在跑完全程时能否感到自豪或类似自豪的东西，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写作。小说家这个职业，至少对我来说是无所谓胜负成败的。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这些或许能成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却不能说是本质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达到了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至为重要，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怎么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在这层意义上，写小说很像跑全程马拉松，对于创作者而言，其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地存在于自身内部，不应向外部去寻求形式与标准。

4、跑步时，你思考什么？

村上春树说长跑是自己独处的一种机会：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就行。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每每有人问我：跑步时，你思考什么？提这种问题的人，大多没有长时间跑步的经历。遇到这样的提问，我便陷入深深的思考：我在跑步时，究竟思量了些什么？老实说，在跑步时思考过什么，我压根儿想不起来。

    在寒冷的日子，我可能思考一下寒冷；在炎热的日子，则思考一下炎热；悲哀的时候，思考一下悲哀；快乐的时候，则思考一下快乐。如同前面写过的，还会毫无由来地浮想往事。有时候，只是偶尔有之，也有关于小说的小小灵感浮上脑际。尽管如此，我几乎从不曾思考正儿八经的事情。

    我跑步，只是跑着。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即使在这样的空白当中，也有片时片刻的思绪潜入。这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心灵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空白。人类的精神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坐拥真空的程度，即使有，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话虽如此，潜入奔跑的我精神内部的这些思绪或者说念头，也不过是空白的从属物。它们不是内容，只是以空白为基轴渐起渐涨的思绪。

    跑步时浮上脑际的思绪很像天际的云朵，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它们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然而天空犹自是天空，一成不变。云朵不过是匆匆过客，它穿过天空，来了去了。唯有天空留存下来。所谓天空，是既在又不在的东西，既是实体又不是实体。天空这种广漠容器般的存在状态，我们唯有照单收下，全盘接受。

5、勤勉耐劳、不惜体力

村上春树回忆自己在国分寺开爵士乐酒吧的经历：

    跑步进入我的日常生活，是在很早以前，准确说来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三十三岁。

    稍早于此，我在千駄谷车站附近经营一家类似爵士俱乐部的店。大学一毕业（因为打工太忙，有几个学分还没拿到手，该说仍然在学），立刻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店，经营了三年左右，由于大楼改建，遂迁至市中心。店面算不上大，然而也不算太小。放了一架三角大钢琴，店里勉强可以容纳五重奏乐队演奏。白天供应咖啡，晚间改作酒吧。佐餐佐酒的菜肴也一应俱全，周末还安排现场演奏。这种店当时比较少见，客人顺利地增多，经营还算不错。

    周围似乎有很多人预测，这种业余爱好般的买卖注定不会成功，不谙世故的我不会有经营才干，然而这预测落了空。老实说，连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经营才干，只是觉得一旦失败了便是穷途末路，才不顾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劳、不惜体力，从前也罢现在也罢，都是我仅有的可取之处。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我本是工薪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对做生意可谓知之甚少，不过太太却是商家出身，她身上那种类似悟性的东西帮了大忙。任凭我多么优秀，仅靠一介驽马，也注定一事无成。

接近三十岁时，村上春树下决心写小说：

    工作很是艰苦。清晨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干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也曾遭遇种种严峻的局面，也曾抱头苦思却痛无良策，也曾多少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渐渐地收支趋向平衡，还雇上了帮工。在即将迎来三十岁的时候，好容易能喘口气了。此前从能借钱的地方借足了钱，偿还债务一事大致有了头绪，我终于感到算是告一段落。之前我一心考虑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将脸探出水面，几乎无暇分心旁骛。现在好歹算是爬过了人生中一段陡峭的台阶，来到一个稍稍开阔些的场所，心里也生出了自信：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今后就算路途多舛，大概也能对付过去。做一做深呼吸，缓缓地环视四周，回顾走过来的路，对该采取的下一步进行思考。三十岁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称为青年人的年龄。于是乎（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决心：写小说！

    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神宫球场距离我居住的公寓仅仅一步之遥，而我当时是个热情的养乐多燕子队支持者。天空中一丝云也没有，风儿暖洋洋的，是个无可挑剔的阳春佳日。那时候神宫球场外场上还没有设置座椅，只是一面斜坡，长着一片绿草。我躺在草地上，啜饮着啤酒，不时仰面眺望天空，一边观看比赛。一如平日，观众不多。养乐多燕子队在主场迎战本赛季开幕战的对手——广岛鲤鱼队。记得养乐多燕子队的投手是安田。他是个五短身材、胖乎乎的投手，善投一手极难对付的变化球。安田第一局轻轻松松叫广岛的进攻无功而返。接着，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棒击球手、刚从美国来的年轻的外场手戴夫·希尔顿打出了一个左线安打。球棒准确地击中了快速球，清脆的声音响彻球场。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恢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住了它。

6、《且听风吟》

1979年，三十岁的村上春树用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且听风吟》：

    我并没有野心要当个小说家。我只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小说，甚至连个具体的构思都没有，却觉得“现在，我大概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一千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那是春天的事。到了秋天，一部二百来页、每页四百字的作品写完了。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便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拷贝一份，由此可知，我当时一定觉得如果落选，这篇稿子去向不明也无所谓。这就是后来那部以《且听风吟》为名出版的作品。当时我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能否得见天日，毋宁说是能否写完。

    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当时我已将应征新人奖一事忘到了爪哇国，因为每天的生活实在太忙碌。猛然一听这话，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啥，如坠五里雾中：“什么？”总而言之，那部作品获得了新人奖，夏天还推出了单行本。对那本书的评价也算马马虎虎。我年届三十，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就成了一名新晋小说家。我自然惊愕不已，周围的人恐怕更诧异。

7、《1973年的弹子球》

    自那以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面写出了第二部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甚至还翻译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二者都曾被说成夺奖热门，然而最终均未得奖。但老实说，我觉得无甚大碍。得了奖，必然又是采访又是约稿，没完没了，应接不暇，只怕影响店铺的生意——我对这一点更为担心。

    经营店铺要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自己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我觉得自己活过了相当于普通人两倍的人生。当然，每个日子肉体都辛苦难熬。而一面写小说一面经营服务业，形形色色的麻烦也前来凑热闹。服务业是一种无法挑选来客的行当。不管来的顾客是什么人，只要不是太糟糕的，都得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出于这个缘故，我邂逅了千奇百怪的人物，也体验了难以想象的事情。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率真而积极地吸收了各色各样的东西。大体上说，我是本着向前看的态度，享受着新的人生和由此带来的新鲜刺激。

8、全力以赴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宏、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最初的两部小说《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基本是为了享受写作的愉悦而写的，至于质量，我自己也觉得留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利用工作间隙，摊开稿纸断断续续地抽空写上半小时一小时；支撑着疲惫的躯体，仿佛跟时间竞赛似的奋笔疾书，精力也无法集中。采用如此零散的方式写作，即使能写出新颖有趣的东西，也写不出内容深刻意味幽远的小说。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都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写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萌生这样的欲望原是自然而然。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肯定能写出更大气的作品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但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定，或是深表怀疑。“店铺好容易上了轨道，还不如交给什么人去经营，你自己爱去哪儿去哪儿，写你的小说得了。”他们忠告说。世俗地看，这想法的确合情合理。众人当时并没有预想到我能作为职业作家生存下去。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将店铺随意交托给某个人，自己躲到别处去写小说，这种讨巧的事情我做不来。竭尽全力埋头苦干还是干不好，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撂开手了。然而，如果因为模棱两可、三心二意以失败告终，懊悔之情只怕久久无法拂去。

    所以，我不顾周遭的反对，将店铺的权利悉数出让，尽管有些不好意思，还是决定打出“小说家”的旗号生活下去。“姑且给我两年的自由。如果不成功，再在哪儿开家小店不就行了？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我对妻子说。她答道：“好。”这个时候，还有好些欠债尚未还清，不过总会有办法吧。这是一九八一年的事。尽力而为吧。

9、《寻羊冒险记》

    我专心致志地执笔写作长篇小说。这一年的秋天，为了采集小说素材，去北海道旅行了约一个星期。这样在翌年四月之前，完成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我已孤注一掷，因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我甚至觉得连自己身上没有的解数也来了个总动员。这是一部比《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篇幅长得多、架构宏大得多、故事性也强得多的作品。

    当这部小说写完时，我有了某种感触，觉得找出了自己的小说风格。我深切体会到可以随心所欲伏案写作，不必介意时间，每日集中精力写故事，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又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我知道自己体内沉睡着未经挖掘的矿脉，也坚定了信念：“如此下去，日后我也能当好小说家。”于是乎，终于没有发生“再在哪儿开个小店”之类的事。虽然如今我还常常萌生这样的念头，很想重操旧业，在哪儿开上一家小小的舒适的店。

10、规律生活

    闭店歇业，开始了小说家生涯，我们（我和太太）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改变生活形态。我们决定，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起床，天色暗下来便尽早就寝。这就是我们想象的自然的生活、正经人的生活。不再从事服务业了，今后我们只见想见的人，不想见的人则尽量不见。我们觉得这样一种小小的奢侈，至少在短期之内无伤大雅。此话好像重复再三了：我本来就不是善于交际的人，有必要在某个节点回归原始状态。

    于是，我们从长达七年的“开”的生活，急转直下改为“闭”的生活。我觉得，这样一种“开”的生活，曾经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存在过，是一件好事。现在想起来，我从中学到了太多重要的东西，这类似人生的综合教育期，是我真正的学校。然而这样的生活不能永远持续。学校这东西，是一个进入里边学习些什么，然后再走出去的地方。

    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这样一种简朴而规律的生活宣告开始。一天中，身体机能最为活跃的时间因人而异，我是清晨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完成重要的工作。随后的时间或是用于运动，或是处理杂务，打理那些不必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日暮时分便优哉游哉，不再继续工作。或是读书或是听音乐，放松精神，尽量早点就寝。我大体依照这个模式度日，直至今天。拜其所赐，这二十来年工作顺利，效率甚高。只不过照这种模式生活，所谓的夜生活几乎不复存在，与别人的交际往来无疑也受影响。还有人动怒光火。因为别人约我去哪儿玩呀，去做什么事呀，这一类邀请均一一遭到拒绝。

11、“十分之一”

    只是我想，年轻的时候姑且不论，人生中总有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如何依序安排时间和能量。到一定的年龄之前，如果不在心中制订好这样的规划，人生就会失去焦点，变得张弛失当。和与周遭的人们交往相比，我宁愿先确立能专心创作小说的稳定和谐的生活。我的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并非同某些特定的人物构筑的，而是与或多或少的读者构筑的。稳定我的生活基盘，创造出能集中精力执笔写作的环境，催生出高品质的作品——哪怕只是一点点，才会为更多的读者欢迎。这不才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责任和义务，不才是第一优先事项吗？这种想法今日依然没有改变。读者的脸庞无法直接看到，与他们构筑的人际关系似乎是概念性的。然而我始终将这种肉眼看不见的概念性的关系当作最有意义的东西，从而度过自己的人生。

    “人不可能做到八面玲珑，四方讨巧。”说白了，就是此意。

    在开店时代，也是依据同样的方针行事。许许多多客人到店里来。假如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这家店很好，我很中意，下次还要来”，就已经足够了。十个客人中只要有一个回头客，这家店就能维持下去。哪怕有九个人觉得不中意，也没太大关系。这么去思考便轻松多了。然而得让那“一个人”确确实实地、百分之百地中意。经营者必须拥有明确的姿态和哲学，作为自己的旗帜高高地举起，坚忍不拔地顶住狂风暴雨坚持下去。这是我从开店的亲身经历中学到的。

    《寻羊冒险记》之后，我便以这样一种心态写小说。读者也随着作品陆续发表不断增多。最令人欣慰的是我的作品有了很多热心的读者，亦即说那“十分之一”的回头客扎扎实实在增加。他们（多为年轻读者）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一部作品，一旦作品问世便捧卷阅读。这种体系渐渐得以形成。这对我来说是理想的（至少是令我非常舒畅的）情况。不必成为顶级跑者，能按心里想的样子写想写的东西，还能过着与众人一般的生活，我便没有任何不满。然而后来，《挪威的森林》出乎意料地销路甚好，这种“心情舒畅”的标准被迫有所变更，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12、坚持

    这样的观点或许也适用于小说家的职业。天生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哪怕什么都不做，或者不管做什么，都能自由自在写出小说来。就仿佛泉水从泉眼中汩汩涌出一般，文章自然喷涌而出，作品遂告完成，根本不必付出什么努力。这种人偶尔也有。遗憾的是我并非这种类型。这不是自夸：任凭我如何在周遭苦苦寻觅，也不见泉眼的踪影。如果不手执钢凿孜孜不倦地凿开磐石，钻出深深的孔穴，就无法抵达创作的水源。要想写小说，非得奴役肉体、耗费时间和劳力不可。打算写一部新作品，就必得重新一一凿出深深的孔穴。然而长年累月地坚持这种生活，久而久之，就技术或体力而言，我都能高效地找寻到新的水源，在坚固的磐石上凿穴钻孔；感觉一个水源变得匮乏时，也能果决而迅疾地移到下一个去。而习惯仅仅依赖一处自然水源的人，冷不丁地这么做，只怕轻易做不来。

    人生基本是不公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便身处不公之地，我想还是可以追求某种“公正”。也许得费时耗力，又或许费了时耗了力，却仍是枉然。这样的“公平”是否值得刻意追求，当然要靠各人自己裁量了。

    我说起每天都坚持跑步，总有人表示钦佩：“你真是意志坚强啊！”得到表扬，我当然欢喜，这总比受到贬低要惬意得多。然而并非只凭意志坚强就可以无所不能，人世不是那么单纯的。老实说，我甚至觉得每天坚持跑步同意志强弱并没有太大关联。我能够坚持跑二十年，恐怕还是因为跑步合乎我的性情，至少“不觉得那么痛苦”。人生来如此，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怎么也坚持不了。意志之类恐怕也与“坚持”有一丁点瓜葛，然而无论何等意志坚强的人、何等争强好胜的人，不喜欢的事情终究做不到持之以恒；就算做到了，也对身体不利。

    再怎么说长跑和自己的性情相符，也有这样的日子。“今天觉得身体好沉啊，不想跑步啦。”应该说经常有类似的日子。这时候便会找出形形色色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想休息，不想跑了。在奥运会长跑选手濑古利彦退役就任SB队教练后不久，我曾采访过他。当时我问道：“濑古君这样高水平的长跑选手，会不会也有今天不想跑啦、觉得烦啦、想待在家里睡觉这类情形呢？”濑古君可谓怒目圆睁，然后用类似“这人怎么问出这种傻问题来”的语气回答：“那还用问，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如今反思一下，我觉得这的确是愚问。当时我也明白，然而还是想听到他亲口回答。即便膂力、运动量和动机皆有天壤之别，我还是很想知道清晨早早起床、系跑鞋鞋带时，他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想法。濑古君的回答让我从心底感到松了口气。啊哈，大家果然都是一样的。

13、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

    接受采访时，常有人提问：“对小说家来说，最为重要的资质是什么？”不必说，当然是才华。倘若毫无文学才华，无论何等热心与努力，恐怕也成不了小说家。说这是必要的资质，毋宁说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燃料，再出色的汽车也无法开动。

    然而才华的问题是，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的质量与数量都是主人难以掌控的。有时我们心想数量有些不足，最好再增加一点，或是寻思，节约点使，每次只拿个一星点出来，好使得长久些。哪有这等好事！才华这东西跟我们的一厢情愿毫不相干，它想喷发的时候便径自喷涌而出，想喷多少就喷多少，而一旦枯竭则万事皆休。像舒伯特和莫扎特那样，或某类诗人和摇滚乐手那样，将丰润的才华在短暂的时期内汹涌澎湃地使光用尽，然后戏剧性地逝去，化作一个美丽的传说，这样一种活法固然极具魅力，对我们大多数人却不具参考意义。

    才华之外，如果再列举小说家的重要资质，我将毫不犹豫地举出集中力来。这是将自己有限的才能汇集起来，倾注在最为需要之处的能力。没有它便不足以做成任何大事。好好使用这种力量，就能弥补才华的不足和偏颇。我每天在早晨集中工作三四个小时。坐在书案前，将意识仅仅倾泻于正在写的东西上，其他什么都不考虑。我想，哪怕拥有横溢的才华，哪怕脑子里充满奇思妙想，假如牙痛得厉害，那位作家也恐怕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因为他的集中力受阻于剧烈的疼痛。

    继集中力之后，必需的是耐力。即便能一天三四小时集中意识执笔写作，坚持了一个星期，却说“我累坏啦”，这样依然写不出长篇作品来。每天集中精力写作，坚持半载、一载乃至两载，小说家（至少是有志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必须具有这种耐力。姑且把这些比作呼吸法。假如说集中力是屏住呼吸，耐力就是一面屏气，一面学会安静徐缓地呼吸。这两种呼吸法如果不能保持平衡，就难以长年累月地作为职业作家坚持写小说。得一面屏住呼吸，一面继续呼吸。

    值得庆幸的是，集中力同耐力与才能不同，可以通过训练在后天获得，也可以不断提升资质。只要每天坐在书桌前，训练将意识倾注于一点，自然就能掌握。这同前面写过的强化肌肉的做法很相似。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写作，必须集中意识工作——将这样的信息持续不断地传递给身体系统，让它牢牢地记住，再悄悄移动刻度，一点一点将极限值向上提升，注意不让身体发觉。这跟每天坚持慢跑，强化肌肉，逐步打造出跑步者的体型是异曲同工的。给它刺激，持续。再给它刺激，持续。这个过程当然需要耐心，不过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优秀的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曾在私信中说过：“哪怕没有东西可写，我每天也肯定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独自一人集中精力。”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完全能理解。钱德勒通过这样做来提高职业作家必需的膂力，静静地提高士气。这样一种日常训练对他必不可缺。

    我认为写作长篇小说是一种体力劳动。写文章属于脑力劳动，然而写出一本大部头来更近于体力劳动。诚然，写书并不需要举起沉重的物体，也不需要飞速地奔来跑去，高高地蹿上跳下。世间很多人似乎只看到表面，将作家的工作视为宁静而理性的书斋劳动，以为有了足以端起一只咖啡杯的力量，就能写小说了。试一试立即就会明白，写小说并非那么安逸的工作。坐在书桌前，将神经如同激光束一般集于一点，动用想象力从“无”的地平线上催生出故事来，挑选出一个个正确的词语，让所有的情节发展准确无误——这样一种工作，与一般人想象的相比，更为长久地需要远为巨大的能量。这固然不必运动身体，劳筋动骨的劳动却在体内热火朝天地展开。当然，思索问题的是脑子，小说家却要披挂着叫“故事”的全副装备，动用全身进行思考，这要求作家无情地驱使（许多时候是奴役）肢体能力。

    才华横溢的作家可以下意识甚至无意识地进行这样的工作。尤其是年轻人，只要具备超出一定水平的才华，坚持写小说并非什么困难，形形色色的难关轻而易举便能闯过去。年轻就意味着浑身充满自然的活力。如若需要，集中力和耐力会自己跑过来。年轻而富有才华，就等于在背上长了一对翅膀。

    然而，这样的自在随着年纪渐长，逐渐失去天然的优势和鲜活。曾经唾手可得的东西，超过一定年龄后，就不能轻易拿到了。这好比速球派棒球投手的球速，会一点点地慢下去。诚然，人格的成熟也许会弥补才华的衰减，就好比速球派投手在某个时间改弦更张，转而改投以变化球为主的头脑派投球。这种弥补当然是有限的，从中还能感受到丧失优势后那淡淡的悲哀。

    不是那般富于才华、徘徊在一般水平上下的作家，只能从年轻时起努力培养膂力。他们通过训练来培养集中力，增进耐力，无奈地拿这些资质做才华的“代用品”。如此这般好歹“苦撑”时，也可能邂逅潜藏于自己内部的才华。手执铁锹，挥汗如雨，奋力在脚下挖着坑，竟然瞎猫撞着了死老鼠，挖到了沉睡在地下的神秘水脉，真是该说幸运。而追根溯源，恰恰是通过训练拥有了足够的膂力，深挖坑穴才成为可能。到了晚年，才华之花方才怒放的作家，多多少少都经过这样的历程。

    这世上的确存在才华永不枯竭、作品品质从不下降、真正才华横溢的巨人，尽管那般罕见。如何使用也不会枯涸的水脉，对文学来说实在是值得庆贺的好事。如果没有这些巨人，文学的历史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拥有如此灼灼才华，足以自豪。具体地举出名字，则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然而巨人毕竟是巨人，他们怎么说都是例外的神话般的人。世上大半的作家并非巨人，我当然也是其中一员，只能各自想方设法努力，从不同的侧面弥补才华上的不足。否则不可能持之以恒，写出多少有点价值的小说来。采用何种方法，从哪个方面来补足自己，则会成为每个作家的个性，成为其独特的妙味。

14、通过书写而思考

    前面也写过，职业性地写东西的人恐怕很多都是这样，我是一边写一边思索。不是将思索写成文字，而是一面写文字一面思索。通过书写而思考，透过修改而深化思考。组排了多少文字也得不出结论，如何修改也抵达不了目的地，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此刻便是如此。只能提出几个假说，只好说明几个疑问，再不就是将那疑问的构造同别的东西进行类比。

15、在世界各地的路上

    收在这本书里的原稿，正如各章起首处记载的，写于二〇〇五年夏天至二〇〇六年秋天之间。不是那种一气呵成的文章，而是在做其他工作的间隙，抽空一点一滴地写下的。每次我都问自己：“啊啊，我到底在思考些什么？”尽管不是太长的书，从动笔到完成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写完后又仔仔细细着手修改。

    我出过几本旅行记和随笔集，但如这般围绕一个主题，从正面书写自己，几乎从未有过，所以更需要细心地斟词酌句。我不愿意就自己谈得太多，但该谈的地方如果不诚实地谈，特地写这本书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个中微妙的平衡与兼顾，不搁置一段时间后重读几次，便很难体味到。

    我认为这本书是类似“回想录”的东西。虽不是传记那般夸张的玩意儿，但归纳到随笔的名号下似乎也颇勉强。重复前言中写过的话：我是想以“跑步”为媒介，对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比比皆是的人”，是如何度过这约莫四分之一世纪的，动手进行一番整理。小说家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固执于小说，又应当将心声公开到何种程度，恐怕因人而异，难以一概而论。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寻觅到一个对我而言类似基准的东西。是否成功，我不太有自信。不过写完的时候，我如释重负，心里涌出一缕细细的感触。对于写这样的书而言，现在恰逢人生的最佳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