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给唐玄宗留下了很好的底子，经过武则天，关陇贵族遭受了重创，又从关东发掘出许多重臣可以抗衡关陇贵族的残余力量。但对玄宗来说还不够，关东贵族还是贵族，依然不怎么听使唤。于是玄宗便开始提拔平民和胡人，胡人出生的安禄山就登山了舞台。唐玄宗时期帝国北部有四个节度使（军区），安禄山就管了其中三个，帝国命脉在他手里。玄宗和太宗还不太一样，太宗是常年与草原部落打交道，对他们的逻辑知根知底，还曾单枪匹马痛斥突厥可汗，硬是把可汗说退了兵，后来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胡人。从唐高宗开始就没有了太宗的战争经验，从高宗的后期开始大唐失去了对突厥的控制，到唐玄宗的时候对草原就更没有感觉了，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太宗时期大唐是继承南北朝的北周以及后来的隋朝作为统序，而玄宗认为唐朝是从汉朝继承来的。可以看到大唐的二元性太依赖皇帝的个人能力，还远没有达到制度化的安排，这种情况下唐玄宗把帝国命脉交给安禄山就等于埋下了隐患。安史之乱发生时国内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只好借用其他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最后动乱是平定了，但帝国的命运也不由自己做主了。但安史之乱后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安史之乱导致了藩镇割据，使得帝国的财政中心华北地区大受打击，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于是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再到唐玄宗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终于来了，江南的经济发展是随着人口发展而出现的，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使中原人口大规模的南迁，而很大的区别在于永嘉之乱的时候处于乱世的人民非常有经验组织起坞堡经济。但是安史之乱不一样，他是在盛世突然爆发的，人们在仓促之间也来不及组织，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南下了，所以逃跑者到江南就基本安全了。于是在江南形成的是一个平民社会，安史之乱一下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分布结构，淮南江南这些地区一下从地广人稀变成了地狭人稠，使得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发生变化，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使人们开始使用水稻插秧这种精耕细作的技术。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甚至到了更晚的宋朝发展出了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人力越来越便宜。出现这样的变化，使成为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出了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终于找到了新的财政来源。晚唐时的大诗人韩愈曾说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差不多十分之九，数字肯定比较夸张，但也已经说明江南经济是帝国的重中之重。但是帝国虽然出现了新的经济要素，可要把他转化会可用的财政基础还得进行制度的改革。安史之乱以前唐朝是继承北魏的租佣调制，按每户每年交粮交捐服劳役，而到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了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交粮交捐服劳役都这算成钱，每年按照秋夏两次来征收。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几百年的食物财政转化成了货币财政。货币财政对皇上来说非常重要，皇上想搞点什么事拿钱可比拿粮食好办得多，而皇上要对付贵族的办法也就更多了，所以两税法在这之后构成了中国历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基础。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终于因为这些新的经济资源跟财政资源的出现获得了可能性，但大唐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安史之乱的打击让大唐帝国的威望已经所剩无几了，帝国已经没办法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剩下苟延残喘的机会了。但如果没有这些新经济，没有两税法的改革，估计大唐想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除了经济要素还需要人力资源新的秩序才能建立起来，而新的知识传播技术主要是靠印刷术，唐朝当时的印刷术主要是用来印佛经，是因为当时的大唐寺庙众多，而豪族社会对儒经的需求很有限。但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就出现了，到了宋代平民社会更加发展，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很多平民都能读得起书了，皇帝也有机会从平民中提拔官员来充实官僚体系。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到这终于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有力武器了，中原也从豪族社会不可逆的进入到了平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