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王华的去世让王阳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看淡了官场，也看淡了名利。纵然是讲学，王阳明也只求多收门徒，以传播自己的思想。从两京讲学来看，王阳明并没有收到多少门徒。就算是在北京收的门徒，也多是南方人，比如方献夫、薛侃。在赣州、南昌时，王阳明收的门徒多为江西、浙江、广东、湖广等地的人。

从王阳明所收门徒的籍贯地，就能看出王学当时传播的地域多在南方几个省份，王学在西部和北方很多省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等到王阳明去世后，王门才逐渐形成了江右王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

可偏偏在嘉靖二年（1523年），朝廷在当年的会试中出策论题，特意让考生阐释对心学的看法。当时的主考官为大学士蒋冕和礼部尚书石瑶，这二位都是遵从朱学、相当保守的人。他们是司马昭之心，主要是想通过会试，对王阳明的心学进行批判。而从反面也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学说已经在朝廷引起了很大反响，足以威胁到士子们对朱学的信仰。

中国古代人也好批斗，特别是对被认为异类的人物。陆九渊和朱熹处于同一时代，思想学问上可以相互切磋。陆九渊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有各自的特色，都不失为后人仿效的圣人之学。但毕竟一山不容二虎，在思想认识上如果要斗起来，比现实中的战斗更为激烈。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武夷山拜会朱熹，两人共同读周敦颐、张载、二程的书，编辑了《近思录》。朱熹将吕祖谦送到信州鹅湖寺，经吕祖谦建议，约陆九渊、陆九龄（陆家有六兄弟，最出名者为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到鹅湖一会，讨论对理学的认识。在鹅湖之会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尊德性”和“道问学”等关于为学方法的问题。

朱陆初次交锋就互相看不起，不过只是在学问上。学问如果不争论，就不会有进步，这是宋儒的可贵之处。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得知朱熹知南康军，便去拜访。朱熹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再次进行切磋。陆九渊给白鹿洞书院的学生们讲了《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陆九渊的“义利之辨”得到了朱熹的赞赏，两人的关系一度缓和。

之后的“无极、太极”之争，涉及了朱陆学说的本体问题，就引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朱熹强调对理的认识，陆九渊强调对理的真实性体验。两人对理的问题虽然立场不同，却已经开始认识到与对方本质上的分歧。朱陆争论日久，逐渐交恶，互相称对方偏离了圣人之道。

两种思想同时存在于朝野，对统治者来说非常不利。宋理宗在位时，将理学定为儒学的正宗，也将朱熹奉为圣人，朱学从此成为南宋、明两朝顶礼膜拜的儒学正宗，相反陆学则被雪藏，直到王阳明重新发扬陆九渊心学的价值。陆学衰落并非因为陆学本身，很大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压制。

王阳明重新提出心学，引起了很多正统儒者的反对，他们想将王阳明的学说压制下去。如果朝廷对王学进行诋毁，必然能起到压制的作用。正德十一年（1516年），湖广乡试就出了“格物致知”的策论，让学生发表论述。冀元亨正好参加乡试，不仅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对王阳明重新训诂的“格物致知”学说进行了深入阐释。冀元亨就是想力挺恩师，不在乎乡试成绩的好坏。没想到冀元亨非但没有落第，还获得了考官的赏识。

不过这次在京师举行的会试非同一般，考验了王阳明的学生和王阳明自己。王阳明的好多门徒参加了这次会试，有徐珊、欧阳德、王臣、魏良弼、钱德洪。他们在考场上分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徐珊是浙江余姚人，看到策论题主要针对恩师的心学，便选择了弃考。徐珊是以自己弃考的行为，力挺恩师王阳明的心学，不屑于朝廷的功名。很多人都认为徐珊是一时冲动，浪费了大好前程。可徐珊却认为自己用行动表明了对恩师学问的坚守，并不觉得放弃仕途有什么可惜。

坚守一种学说，就是表明内心已经有了信仰。有信仰的人就应该为信仰做出一些刚烈的事情，坚守自己的立场。就像在战场上，如果没有那么多冲锋陷阵的战士浴血奋战，就不会有后边的将士前仆后继。最早的信仰者守住了信仰的阵地，才会有这种信仰继续传播的余地。徐珊真不愧为王阳明的追随者。

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继续参加了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他们三人对朝廷以心学作为策论题，也感到十分气愤。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考试，而是想通过这次考试，向朝廷阐述心学的可贵之处。其实心学和理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只要阐述得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心学在策论中，如果被重新阐释，也可以得出很精彩的结果。

他们认为弃考事小，失节事大。作为王阳明的学生，就不能选择退缩，要时刻为王阳明的学说申辩。如果别人要抹黑王阳明，他们就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如果别人要诋毁王学，他们就要站出来对王学进行阐释；如果有人要雪藏王学，他们就要不遗余力地传播王学。就是这样的信仰者给王学坚定的支持。

钱德洪参加了会试，却以落第告终。钱德洪与欧阳德等人的想法也许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行文上可能存在偏差。欧阳德等人之所以被录取，很可能兼顾了朱学，并对心学进行了合理阐释。钱德洪很可能直爽地说出了朱学的缺点和心学的高明，如此反差必然得不到考官的青睐。

在信仰上，钱德洪有些不知道变通。他是一个太真太善的人，不屑于对别人耍伎俩。从后世传道中，也可以看出只有钱德洪对王学的坚守最为纯真。

面对朝廷的诋毁和弟子们的反应，王阳明却有着自己的一种心境。钱德洪来绍兴探望恩师，并对朝廷的行为大加抱怨。王阳明却笑着说：“圣学从此大明于天下了。”钱德洪认为朝廷如此混乱，不能宣扬圣学，而王阳明进一步解释了这个问题。

王阳明说自己的学说原来只是在门人弟子中宣讲，其他人并不知道，如今朝廷会试却将心学作为策论的命题，无疑是将心学传播给了天下的举子们。无论这些举子是赞扬心学还是批判心学，都不得不了解它。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也必然要绞尽脑汁研究王阳明的学说，然后才能加以批驳。如果是持赞同意见的，必然会感同身受，尽心尽力地将这种学说传播出去。无论结果如何，朝廷都是在帮着王阳明传播他的学说。

王阳明的解释揭示了两个真理。其一，一种新思潮的产生，总是会惹来守旧势力的诋毁。儒释道在起初的传播过程中，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思潮。就算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是将真正的儒学阉割后重塑了一种有利于统治的儒学理论，所以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佛教、道教所威胁。到了宋代，大儒们才创立了理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可就是朱熹的理学，起初在南宋也是被斥为祸国的学说，直到宋理宗时期才被立为正统之学。

到了明代，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重新阐释宋儒理学，又推进了儒学的发展。但是朱熹的学说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王学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认同。实力弱小就很容易被别人欺负，王学就是如此。王学被诬陷为异端邪说，难以跻身儒学正宗，这就是王阳明在宣传自己学说的道路上遇到的坎坷。

其二，只有国家机器才能起到巨大的传播作用。一种学说只有与政治结合，才能起到最大的宣传功效。儒学与政治结合后，成为正统思想，一直被广泛传播。朱学不也是在宋理宗时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才蔚然成风吗？在明代，王阳明的学说也被朝廷有力地宣扬了一把，只不过是作为反面教材罢了。

王阳明听到朝廷将自己的心学理论作为会试策论的题目，顿时感到非常兴奋。如果按照寻常的途径，个人的思想传播必然是自下而上，由底层影响到上层。只有下层的传播蔚然成风，才会被朝廷重视。此时的王学只是在江南几个省份传播，并没有影响到北方。朝廷此举算是将王阳明的学说当成种子，发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然而朝廷利用会试批判王阳明学说的效果也不是没有，各种诽谤和质疑接踵而至。王阳明早年的知音湛若水与王阳明同在京师讲学时，二人就有过分歧，只是那个时候王阳明还没有明显地背弃朱学。湛若水虽然对朱学有诸多不满，但还是不赞同王阳明将良知说成天理。对于湛若水的发难，王阳明并没有与其争辩，反而是让自己冷静。湛若水与王阳明都是君子，在论道上可以针锋相对，但绝对不会污蔑对方。

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能够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不嫉妒，不贪婪；小人却是拿得起，放不下，爱嫉妒，更贪婪。古有“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的话，正是说小人的可怕之处。王阳明在学问和军功上获得了双丰收，惹来了很多小人的嫉妒。比如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元和户科给事中毛玉，就对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进行了诬陷。

这二人伪造的主要证据有：宁王曾经聘请王阳明，说过王阳明的好话；王阳明曾经派冀元亨到过宁王府；王阳明到丰城，是为了给宁王拜寿；王阳明在吉安起兵是被迫的，主要是受都御史王懋中和知府伍文定的影响；王阳明入南昌后，放纵士兵烧杀抢掠；王阳明贪天之功，故意将宁王能力夸大，给自己冒功。

王阳明的弟子听到别人对恩师的诽谤，非常不满。时为南京兵部主事的陆澄想上一道《辨忠谗以定国是疏》，被王阳明阻止了。王阳明针对接踵而至的诽谤，与众弟子进行了讨论，解释他为何会遭到如此多的诽谤。

原因一，王阳明功勋卓著、官爵显赫，惹得别人嫉妒，故而遭到诽谤；原因二，王阳明学问做得太好，不仅指出了宋儒的很多弊端，还创立了新的学说，引起了恪守旧学的人的嫉妒，故而遭到诽谤；原因三，王阳明招收的门徒越来越多，难免良莠不齐，缺乏素质的弟子以王阳明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给王阳明抹了黑。

王阳明觉得这些原因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事情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了“乡愿”和“狂”的概念。“乡愿”就是跟君子在一起，要变得忠信廉洁；跟小人相交，要免去固有的清高，表现为同流合污。这样既能讨好君子，也不得罪小人，是典型的谄媚虚伪。但这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有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伪装自己，在交际场上更换着不同的角色。

王阳明认为“乡愿”会让自己表里不一，不能归于本心，也就远离了圣人之道。为此王阳明提出了“狂”的概念。狂者就是要以古人为楷模，以古人圣言为规条，依照自己的内心行事，不在乎外界的诋毁和诽谤，走自己的路。虽然这样做就能成为圣人，但往往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物，难免受到别人的诋毁。这里的“狂”并不是本身狂妄自大，而是别人把这种掸去陈杂的行为误认为狂。

伪装自己、左右逢源固然能博得一个好名声，却失去了成为圣人的机会。做“狂人”虽然被别人非议，却能成为圣人。为了学为圣人，王阳明宁愿遭受别人的诽谤，便显出狂野之气。只有能忍受别人的诽谤，甚至达到超脱，才能在思想上有所精进，最终成贤成圣。

接着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的界限又进行了精辟的论断。弟子张元冲曾经听王阳明说过佛老与圣人之学只差毫厘，都有得于“性命”，只是因为佛老在“性命”中注入了私利，才会差之千里。张元冲认为佛老有利于圣学，也有利于自身的修为，问王阳明是否可以将佛老融入圣学。

对于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差别，王阳明以前就有过论述。特别是他在阳明洞参透了佛老之非，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可是无论是在阳明洞的参悟，还是在滁州讲学，王阳明都是将三者分开来看，不能将其融合到一起。他也曾想过张元冲的这个问题，并为此绞尽脑汁。不过经历了官场上的大风大浪之后，王阳明的心境大开，得以顿悟。

他回答说，圣人之学不需要兼容佛老，因为圣人尽性至命，无所不包，无所不具，根本就将佛老囊括在内。佛老二家之用，都为我所用。在尽性至命中完善自我之身，就会成仙；在尽性至命中不受尘世烦累，就会成佛。圣人之学本来就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后世儒者却自作聪明地将儒学中与佛老相似的部分剔除。

大儒者将剔除后的圣学与佛老对立，也就形成了社会上儒学对佛老的歧视现象。王阳明将现有的儒和佛老编织在一起，重现圣人之学的全貌，这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常人不敢做的。王阳明经过对自己千万次的否定，才一步步地开阔了眼界，敞开了心胸，还原了自己内心所塑造的圣学。

王阳明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在思想上获得了超脱，完成了华丽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