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死了，没有了生机 ，他形同枯槁，枝条败落，只剩下一副骷髅，俨然是一具竖着的尸体。他从小苗开始生长，逐渐变大，变长，但仍然是死亡之结局。虽不知其消亡时年方几何，然而，终究是立完了一生。他有生命吗？如果没有，那么言其死亡即是矛盾；如果有，他为何在生与死时好似无差。之所以说他死了，这只是一种自然的认知，也与科学相符合。因此，这个问题是对他作为本体的追问。一个没有意识的生命固然感知不到生与死之别，也无法让作为理性存在的人了解他（这棵树）在生死之间的差异。我们终究只能在思辨理性中认为他死了。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棵树是有意识的主体，那么他生时何想，死之前又何念？假如他不告诉我们，那便永远无法知晓，作为自在之物又如何被认识。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思维他的思维，这是一种假设，与自然关系甚少，而与本体联系较多。他希望自己存在吗？渴望活着吗？也许其根本即是生非所愿。可惜，无论他作何思想，即使他拥有理性，又或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律完全一致的至上之者，终无法行动。思维无实践即是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在设想中构思他的意识世界。

       进一步想象，如果他能行动，那么我们便可在现象界观察到他是否能德行一致。若是他的思维真如上述如此，且无自爱与偏好之动机，那么他便与上帝相差无几了。原本在彼岸的上帝出现在了此在的经验世界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即使果真如此，他可能不被容许存在，至少不被他人所许诺可此在。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所认为的彼岸之神会出现于此在的空间中，若是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世界又会如何呢？

       为什么会因为一棵消亡的树而谈论如此之多？原因很简单，我们与这棵树有相似之处。与他一样的是，我们是自然认定中的生命存在群体，与他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行动，更与他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自由行动，最与他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根据自由思维而自由行动。该如何自由？该如何思维？该如何行动？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原本具有崇高的道德水准，可他的追随者终究将之倾倒进了纵欲主义的深渊，斯多亚派的坚毅隐韧则无法彰显人应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于是乎，康德说“你该如此行动，使你愿意自己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在此，人的自由意志应与道德律划上等号。这是一件好事吗？我想是的。他指出了理性的法则，也是行动的至上理想，可是人做不到。虽然如此，但理想终究可以作为一个目标而使此在之人朝之无限趋近。

       自由应当是崇高的，那颗树已经死亡，即使他无法行动，但却可以有自由思维的权利。无论在自然中他是否能够做到这些，亦无论他存在于此在还是彼岸。然而，当可以行动、实践的理性主体，即人，利用这个崇高的自在之物本身来掩盖自我之贪婪、道德之败坏，将逃避罪罚之由归之于自由时，便是在侮辱、消解其本身。自由之崇高即在于它是属于人的自由，属于理性主体的自由。它之所以高尚，更是因其从根本上把人与动物相区别。当自称极端合理的功利主义者为自由加上善良意志的帽子时，就意味着这个崇高的理念将为激进、狂飙、跌入深渊的自然本性买单。然而，它在此并不能彰显出其真正的内涵与作用，反而会成为他人依据上述摆脱制裁的合法之由。对于人之自由的亵渎即是对人权之旁落，自由之人应当遵循理性的法则，抛开后者而论自由的实践，那便是将之视为与任意的行动无二。如此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人还需要自由这一理念？我们只需用自然本性即可解释所有的行动，并赋予其合法性。

        一棵树死了，我们假设了他是可思维但却无法行动的主体。一个人如果死了，我们就必然认定他曾是可思维、可行动的理性主体，而此刻我们只知道他在现象界已经无法行动了。是否还可以思维，我们不得而知，不去判断。然而，毕竟自由地思维，我们是可以赋予每一个实体的，无论其本身是否可能。在这棵死亡的树身上，我们便如此实践了。相反，作为一个存在的，尚未消亡的人之生命主体，我们可以认定其行为由思维所致。由此不得不问，自由之行动、自由之意志与自由之人将何以可能？上述已思考了这个问题。需要承认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乃因其有自由之意志，这是人与动物在实践上的区别，所言之自由亦是与动物区别之理性本身。理性法则为自由意志相适合，也就是德福一致的实现，亦是至善之法则。我们着眼于道德法则的形式，向着理性王国前进，赋予自由最崇高的敬重。

       一棵树死亡了，但他仍是自由的，我愿意认为他是自由的。人无论生与死，我亦愿意相信人之自由是永恒的，与生俱来的，无论此在还是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