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白先勇先生的《树犹如此》，我细细读了四至五遍，后劲儿很足。
文章开篇写道，“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王国祥与白先勇，自十七岁补习班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
我想象中，两个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模样。相约考成大，后发现专业兴趣不合。一个重考台大外文系，一个报考台大的转学试。那时候，他们像是有金色的未来。
正要上大三的那一年，王国祥被查出“再生不良性贫血”。白先勇下课后会骑脚踏车去看他，和他说办杂志的趣事。
“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
后来还总是省出一半奖学金，寄给白先勇接济这本杂志。
那时候，王国祥遇到了救星。服用一位中医大夫开的药方，慢慢好转，药方中含有一剂犀牛角。后来在美国，两人一起去动物园，看到犀牛。
“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一九七三年春，白先勇迁入“隐谷”。王国祥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我那时就对“我属意”三字，格外关注。
一九八九年，王国祥旧病复发。旧方并无速效。白先勇携着重重一叠的病历前往大陆，辗转求医，无果。却想“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全然不提自己多少次怀揣希望又被打碎。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王国祥离世那天，我反复阅读白先勇笔下的描述。，发现他对那天的每个细节都记得极其清楚。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世界日报》”，越清楚越让人心痛。
“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王国祥旧病复发前，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的那一株，数日之间竟无故枯亡。
露出的一块空白，
“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