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些就是要坐得住。”
“要磨性子。”
“做学徒三年至少有一年半是在做这些。”
……
对于修复文物这样一种特殊却又平凡的工作，几乎每一个文物修复工作者都是这样说。这些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人群，在故宫的小平房里从事无纹修复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第一次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时，我曾想象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工作环境又是什么样的。然而，当画面中一个又一个与普通人无异的面孔呈现在眼前时，当画面中老旧的红色平房出现在视线里时，我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心情。
木器组的屈峰说，当时他签三方协议时，在老巷子里，走到了门口又回来，又走到门口，如此反复，大概有一个小时吧。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余生的职业生涯都要在这里度过，必然是少不了一番内心挣扎的。然而，今时今日，他在故宫，坦然地向人们诉说当年他的犹豫与挣扎。
“我是活的，可是这里的东西是死的，好，我斗不过它，那我就静下心来做。”屈峰这样说。他还说，自己当年是专业第一，来到这里却无法在进行创作，而自己的同学仍然在创作这一条路上走着。不难看出他内心曾经有过的复杂，是啊，换做任何一个人，心里到底有些意难平吧，幸运的是，他坚持下来了，不仅仅是为文物的修复，更是为一代技艺的传承。他是活泼的，也是沉静的。
“中国有种说法，叫‘玉有六德’，这玉就是块石头能有什么德行，不过是人从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古人说的‘格物’，就是由人及物，又有物到人。”镜头里的他边雕琢着手里的佛像边说。“这佛的雕刻也是一种境界，有的人雕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难的是刻出那种沉静安然的笑。”
另一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是钟表组的王津。岁月虽然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隐约可见，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好看。他或是坐在工作室里琢磨着钟表该琢磨修复，要么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街道里寻找所缺的材料。“他们对钟表的要去只有四个字‘恢复机能’。这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挺难的。”他说。他也曾在镜头里对着巨型钟表皱眉，“一个翅膀能动，一个翅膀动不了。”“最近天气不好，现在又不行了。”当一组铜镀乡村音乐水法钟恢复机能，呈现出让人惊叹的美丽时，我能想象他那微笑的脸。这大概就是一个文物修复者，又或者说是一个工匠最畅怀的时刻吧。
面对钟表收藏家黄嘉竹先生所说的“我要是能有两三件故宫没有的（钟表），我就很高兴了”，王津只是笑笑，说故宫肯定有很多（别人有而它）没有的钟表。他尊重一个收藏家对藏品的骄傲，也清楚故宫的过人之处在哪。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他站在展馆内，叹惜自己修好的钟表没法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都有点心疼，费了那么大劲修的。”镜头里的他笑容里带着一丝无奈，让人动容。
“今天本来就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
“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
这是从事文物修复的女性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二十几岁三十岁的年纪，却无法在炎炎夏日享受空调，也不能随心打扮自己。她们一直都以最朴素的状态呈现在众人面前。
“不化妆还自然美呢。”陈杨如是说。镜头里的她正专注于手中的文物。
“现在不是有那种滑翔伞吗，我这个人容易想入非非，什么都想试试……”陶瓷组的王五胜，一边给半人高的唐三彩马上色，一边笑着说。他似乎没有他那个年纪应有的沧桑，反而怀揣着一颗年轻的心。
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值得被刻画，被尊敬，在此不再一一叙述。
让人欣喜的是，这座由诸多平房坐落而成的故宫小院，也围成了一座情感的院落。“以前我在木器组的时候，那时候还有许多老师傅，有什么事比如有小虫子什么的，我会叫他们过来帮忙……特别好。可能以后我们会有更好的工作环境，还是会互相帮助，但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陈杨回忆道。是呀，这些老伙子和小伙子还一起踢球，在球场上驰骋；几个人拿着宣纸去接打下来的杏子，其他小平房里的人也过来尝鲜。这里还有树，有花，有猫，有浓浓的生活气息。朴实而又温馨。
就是这样一群人，囿于故宫小小的平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专注于手上的文物修复，无论春去秋来，无论寒来暑往。也许其他人的职业生涯会经历不同的工作，然而，这群人一旦选择了开始便一生只做一件事，在这宫墙之内，每天打开七扇门，又每天锁上七扇门。
“当初想着，已退休就拍拍屁股走人。可是要是故宫要让我返聘，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回来。”这是一个匠人的执着，也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你在时间的那里
而我在这里
你已等候我多时
终于知己般相遇”
——《当我在这里》
昨晚看完《我在故宫修文物》，今天兴致来了又去看了电影。其实电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与三集纪录片相比，显得冗杂而松散。只是当陈粒的声音响起来时，当故宫博物馆馆长说着“守望与传承”时，更添了一份动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