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及夫人于巴西去世，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大师举行国葬。
01
“死亡不是一件比绝望差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死亡不是一件比活着差很多的事情”，不知道这样说茨威格是不是合适。当我们面对一个自杀而亡的著名作家时，仿佛离他的内心总是那么遥远，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替他分担。而这，让我们在看完他那洋溢着尘世鱼腥和天国花香的作品后，莫名产生一种失落感。就像有人跟你说了一辈子的话，却没吭一声再也不回来，不管他事先有没有留下先兆，这种失落感都是难以压制的。
掩卷而思，都不能确定1942年的茨威格是不是真的绝望，尽管他的祖国早已沦陷，世界战火纷飞；也不能确定真正的明晓他是否在巴西找到了他新的关爱之所，尽管他“日益深沉的爱上了这个国家”。他没有对即将离去的世界抱怨太多，甚至六十多年里也很少。在他的作品里难见愤世嫉俗式的批判或某种难以实现的完美主义，他怎么会绝望？他是历经流浪才到了彼得罗保里斯，国籍几变，婚姻几变，他感到格外焦急不耐烦，感到欧洲自我毁灭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他又怎么会找到归所？
茨威格的《绝命书》看似无比清晰，但实则就是上面所说的纠缠不清，他绝望？还是没有？他找到了归所？还是没有？
这个看透世间男男女女、窥尽文人哲士的人，让我们与我们自己再也没有了距离，他深入我们的内心。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敏锐细密的观察，看透我们的爱恨，解剖我们的欲望，揭露我们的把戏。他看着我们之间一开始时的矜持、扭捏、装潢、绅士般的试探和尊敬，而当熟知就开始彼此爱恨肆意、偏见排斥、私欲占有里的拉扯，并捆绑家人直至世界。
而后我们却把他赶到遥远的地方并加以背对，就像我们18世纪80年代对待他笔下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一样，那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让我们远远的离开了他。茨威格了解我们的内心并加以展现，我们从他那活过来的、栩栩如生的文字世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却不愿承认，并对自己被如此赤裸的看透而感到恐惧。所以我们把他远远推开，未曾想过要像他了解我们一样了解他，或许我们相信他自己了解自己就已经足够了。
就像尼采一样，他太了解我们精神的本来面目和匮乏的东西，而被当时的人抛弃，如果当时我们接受的自然一点，至少态度好一点，也许尼采就不会像孔雀羽毛着了火一样焦灼，也不会在孤独里极力申辩而显得歇斯底里。也许我们就和他更早的亲近了。
02
当然在茨威格活着的时候，他的文学已广受欢迎，不像尼采那般单单文字就已把他推到绝境，但他们都是希望精神能引发共鸣的人，没有这种共鸣，他们就会孤独。我们表面上没有背对茨威格，甚至在世时就给他掌声与荣誉，但他看到的是我们的手舞足蹈，目光没有与他交汇。他看到的是我们如何欣赏他笔下“人物素描”般真实的世界，却发现我们根本没有把它还原到我们自身生活，一如我们不会把素描和真人真真切切联系起来一样。他是个色彩斑斓的蝴蝶，可他更在意的是我们去他飞到的心灵底端，而不是看那五彩缤纷的翅膀。他是一面没有污垢、无比光滑的镜子，照出了他所能看到的你我，他想要我们看到镜子而惊醒去看透自己，而我们却只为镜子而沉迷。
他想让我们像他了解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了解我们自己。也许他希望我们也能如似的了解他。
当多年以后我们紧紧地拥抱他，并宣称理解他，并为他而感动和骄傲时，他早已在巴西的小镇彼得罗保里斯撒手而去，无法看我们千面红旗的摇动，无法听我们高高低低的欢呼，也不能够知道他的作品集上公然宣称在全世界有无数的“茨威格迷”，最终他也不再能够抚摸掉我们清澈浑浊的眼泪。就像他笔下的尼采，当人们反复地去从他的思想里挖掘冒着清香的沃土，一边还调侃着他狂妄的语调时，这个至死都孤独、渴望理解并压垮了自己人，早已不会再发出任何一个词语。一个多世纪以前，他被所有的人抛弃，感觉到所有的人远离，逃避不与对话、直接排斥式的对垒。他把灼人的太阳当成对手，推倒世间的上帝，不过是它为世人抛弃所引发的压抑，当我们避开他冒火的眼神，喝着咖啡想他的思想时，他早已是一个尸骨无存的精神病患者了。所以，我们没能做到他了解我们一样那样了解他，而让他最终格外的焦急不耐烦。
也许茨威格在傍晚的时候看见耀眼的西沉的太阳时，没有像尼采一样感到眩晕和焦灼，亦不会躲开这温暖的夕阳，跑进昏暗的工作室奋笔疾书。他细腻的感受与其说来自弗洛伊德的王国，不如说来自于被层层掩盖的我们，他像血液被我们心脏挤出收回，并通过无孔不入地血管灌满我们全身，使我们再无法虚伪或有意地遮遮掩掩，而我们却难以感觉到他的存在。血液仔仔细细的了解到身体里的舒适和变质，我们却无法感觉到血细胞的任何变化。
这样，这些血液不得不想办法给自己一个出路，清醒地割开手腕，在一地血污里慢慢的冰冷，抛却对世人的理解，抛却内心的焦灼，抛却无法诉说的心绪。无比清醒地投入到另一个世界和自寻的虚幻的怀抱。
于是，自杀的人某种程度上是在预约死亡，他们预约了这场本来不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告别晚宴，为了这场预约，他们从冥冥之中把生命当成了佳肴。
自杀的人在预约的死亡宴席上必然是心态迥异，各有各的难言和解脱，川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自杀或许相似更多，但与茨威格相较则泾渭分明。川岛由纪夫是出于绝望，川端康成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都是相信“自杀不是开悟的办法”的人，那么他们的自杀绝望感就是无法掩饰的了。他们一个人仰望过静谧深邃的星空，他们在白天有无数的观众，他们可以大量的倾吐并且不会缺少听众，他们自我构建了棱角分明、日益鲜明的精神空间并获得大众认可，也可以自己消受，但他们却失去了现实的地板茶碗。茨威格则是一边说对巴西衷心的感激，他找到了现实的归宿，有人殷勤的关切，却发现自己语言通行的世界业已沦丧，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接踵而至的是他苦苦营建的精神家园失去了再去维护的意义和愿望，轰然倒塌。还有更深层的孤独，无人了解他产生的孤独。
他在《绝命书》说：“年过花甲，想要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岁月里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
也许奥地利的沦陷始终无法让他在睡梦中安稳，一次次醒来感受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感，他梦到了中国人的烧纸祭奠，可一把火后，被封吹散的黑色纸灰去却找不到他的坟头落下。他也许在1912年12年9日的珍珠港事件后感觉世界就像在大海上漂浮的巨大冰山，被自己的热情、愤怒、欲望、鲜血烤的轰然倒塌。当然，作为作家，也许他的作品被纳粹焚烧而让他感觉自己被施了火刑。而这些明显的理由让我感觉我们一直在避重就轻，大而无当。
03
但我依然无法确定茨威格为何最后是出于哪些原因选择了结束自己已过花甲的生命，我找的一些理由不是能劝自己接受的，其实他为什么自杀，我说不上来。也许我猜到一些，也许什么也不知道。唯一确定的是，他那么了解我们。
他了解我们的躁动和欲望；
他深入我们遮遮掩掩的行为；
他眼睁睁看着我们一边欺骗他人，一边欺骗自己；
他清醒的看着我们戴上一个个面具，也目睹我们撕下伪装，原形毕露。
我们打开他的《生命的奇迹》，看到模糊不清现实里胶着的我们；
我们窥看他写我们自己的自伤、他伤的《灼人的秘密》；
我们看见《热带癫狂患者》里我们自己的精神扭曲；
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与魔鬼搏斗的尼采》里那个被我问自己推得远远，又在多年之后紧紧拥抱的尼采；
我们也在《三位文学大师》里真真切切明白，我们没有平等和冷静、感同身受的去看待作为生活中的人及作家的巴尔扎克、狄更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我们，却无法对他展开这样的极度深入的心理分析！我们不能像他剖析我们一样解剖他！没有任何一部茨威格的传记能像他的《三大师》一样！
他离我们那么近！我们离他那么遥远！世界未曾想过如何改变来满足他内心的某种愿望，甚至不理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他怀抱里爱哭爱笑的婴孩，是他眼睛里叛逆、狂躁的青年，是他臂弯里酣甜入睡的爱人，也是他在床头照顾的似醒又未醒、行将就木又强烈愿意重新开始的老人。
而他在我们的眼里也许只是个作家和文字符号，也许还感到他有些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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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茨威格出于他的个性，也许已无比了解自己的内心了。但他的这种对自我过于清醒的认识让他陷入无人共话的地步，而不得不预约死亡。他只能自己给自己订餐，自己做菜，自己给自己敬酒，自己给自己撰写墓志铭，送鲜花。
他说：“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够见得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