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经济的繁荣，其实还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跟机缘巧合是分不开的。
战争的破坏是第一项。如果不是“二战”摧毁了欧洲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如果不是德国和法国那些还在使用蒸汽机的旧工厂，被炮击和空袭严重破坏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绝不会生出那样强烈的投资热情。
另外，“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人口出生率暴涨的现象。
著名的“婴儿潮一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他们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还创造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让制造业生产的商品可以卖得出去。
但是，随着城市化接近尾声，出生率迟早会下滑。
到那时，劳动力和消费需求都会出现萎缩，继而影响到经济。
在高速增长周期里，所有人的头脑都是发热发烫的。
从1948年到1973年，整个西欧的生产率提高了300%，GDP翻了整整三番。
日本的生产率提高了300%，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
就连战后新独立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城市化和出口原材料，也实现了GDP高速增长。
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在20世纪最强劲的经济表现，就是在战后繁荣年代出现的。
受到这种乐观现象的鼓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西德和阿根廷都出现了崇尚国家干预的“新经济学派”。
这个学派认为：战后繁荣的出现，主要是各国政府运作得当的结果。
增加公共开支，主动刺激就业，这些都是可以复用的经验。
只要把它们沿用下去，高速增长就永远不会停止了。
听到“国家干预”这个词，你一定会想到英国大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抵消经济周期律的影响，让民众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得到改善。
而“新经济学派”呢，比凯恩斯还要激进。
他们直接讲：国民经济就像一架“永动机”，政府则是开机器的人。
机器正常运转时，屏幕上会显示就业率啊，GDP增长率啊，通胀率啊，这些关键变量。
每一项变量都有一个“最优值”。
政府只需要盯住这几项变量，发现哪一项偏离最优值了，就摁摁其他按钮，对它进行修正，机器就能一直运转下去。
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海勒就说过：“现在已经有了电子计算机，还有那么多数学分析模型。
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出美国经济的最优状态。”
西德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更是直接算出了每项“最优值”的准确数字：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失业率不高于0.8%，通胀率不高于1%。
席勒还不无自豪地说：搞经济就像是玩魔方，就那几个面翻来翻去，一点都不难。
开机器、翻魔方，搞经济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我们光是听听，都会觉得可疑。
但在战后25年的繁荣期里，“新经济学派”的这套理论，还真的相当有效。
1967年，西德曾经出现过一轮短暂的经济衰退。
席勒翻了翻他的“魔方”，决定增加公共开支，降低税收，结果衰退不到半年就结束了。
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受困于越南战争的同时，年均GDP增长率依然达到了4.2%，同时失业率也没有超过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出现了显著改善，最富裕的0.1%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额一直在下降。
1972年年底，世界银行公布了一项数据：全球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5%。换句话说，每隔16年，所有人的收入都能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