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艺术史家在构筑历史时，总是希望从艺术自身的特点来解说其发展与变化。事实上，艺术创作者无法摆脱时代的约束与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关乎实用的工艺美术，政治经济、生产制度、技术水平、地理特征、民俗文化等非艺术的因素往往是艺术风貌改变的因素。本文以明代金银器制作机构为中心，通过梳理明代金银器的机构设置、制度更定和人员排布，观察当时金银器生产的具体状况。

一、内府金银器制作机构

元代制作金银器的主要官方作坊有：工部的“银局”，将作院的“金银器盒提举司”“上都金银器盒局”，大都留守司的“银局”。此外，隶属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也承制金银器皿、后宫首饰。从机构设置情况看，元代的中央性金银器作坊比较分散而且功能重叠。

明代官府金银器制作机构的设置与前代大不相同。金银器制作机构几乎皆设于内府。工部下设四清吏司，其中营缮清吏司掌宫府、器仗、城垣、坛庙经营兴造之事。营缮清吏司虽为皇帝、太子和亲王制作卤簿车驾等仪仗，但仪仗中的金银器却由内府制造。对比元代，明代的工部不再设有专门的金银器生产机构，相关制作几乎全部转入内府监局，生产变得集中，职能也很专一，分工更趋明确。为内府监局提供原料的主要是内承运库，它掌管大内库藏，政府于各处收上来的金银、缨玉、象牙等物，具收存于此，凡金银及诸宝总隶之。若按照设置先后，内府金银器重要的制作机构有：御用监、内官监和银作局。若论职能专博，则内官监所辖最广，银作局职能最专。为论述方便，下文依时间顺序展开。

（一）御用监

朱元璋早在吴元年（1367）九月便设立了御用监，秩三品。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职，定“御马、御用二司，司设正一人、副二人”。此处“御用司”可能是之前所设的“御用监”。洪武为明立国之初，机构更定尤其频繁。洪武六年（1373）六月，“御用监改为供奉司，秩从七品”。是年九月，“复置御用局，秩正七品”。因是“复置”，所以之前必有裁撤，此“御用局”极可能为六月被裁撤的“御用司”。故“御用监”“御用司”应当是洪武时期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

洪熙元年（1425）依然用“御用司”之称。宣德元年（1426），改“御用司”为“随驾御用监”，宣德三年（1429）于“西上北门之外造御用监作坊”。此后，“御用监”之称才稳定下来。其职能，据《明史》记载：“凡御前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诸玩器，皆造办之。”根据董四墓村明墓所出土的金勺铭文“随驾御用监大明宣德六年八月□日内造金勺一把，用九成金净重三两四钱五分”可知，宣德时期已有银匠供役御用监。据《明实录》可知，正统、成化年间有银匠供役御用监，且官至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等职。出土物也说明起码在万历时代，御用监依然为皇帝、太后等制作金银器，但目前所见出土物中由其制作的金银器数量并不多，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万历帝的金药罐。

明代金银器多镶嵌珠宝，御用监与宝石的取用关系密切。景泰时，该监有副千户屠宗顺、百户屠芝专门进献宝石以规利，甚至凭此升迁、荫庇子孙。

（二）内官监

在讨论内官监之前，需提到“内使监”。1966年，南京郊区出土了一件金钏（图一），上镌铭文“尚宫局九成色金，每只一十两，内使监造，作头张四等”。明尚宫局为洪武皇帝所立，总领女官六局，以赞内治。洪武五年（1372）六月令：“如六局征取于在外诸司，尚宫领旨，署牒用印，付内史监。内史监受牒，行移在外诸司。”从金钏铭文可推测，它的制作应由尚宫局下达需求，后经内使监移文，再令其所属作坊制作。内使监置于吴元年九月，按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实录》所记，内使监有奉御60人。洪武十七年（1384）后，内使监职能逐渐被内官监所替代，之后也未见该机构名再出现。永乐后，尚宫局之职尽移于宦官。所以说，南京出土的这只“尚宫局”款金钏，应为洪武时代的器物。

图一 明内使监造金钏

内官监设立于洪武十七年（1384），“通掌内史名籍，总督各职，凡差遣及缺员，具名奏请，设令一人正六品……所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洪武二十八年（1395）升其太监为正四品。据《皇明祖训》所定内官监职责：“掌成造婚礼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等项及内官内使贴黄，一应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土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窨。”可见，内官监职能庞杂，相当于外廷工部。《酌中志》也记录了内官监所掌“十作”中有“婚礼作”。

在已刊布的带铭文的出土物中，虽可见内官监打造的首饰，但大部分器饰为银作局产品。这与银作局设立后专司金银制作，分担了内官监的该项职责有很大关系。

（三）银作局与随驾银作局

明代最重要的金银器制作机构是银作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十年（1397）秋七月庚戌……置银作局，掌造内府金银器用。”《明史》的记载更为详细：“银作局，掌印太监一员，管理、佥书、写字、监工无定员，掌打造金银器饰。洪武三十年置，设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可见，银作局设置于洪武三十年（1397），晚于其他内府监局。检视永宣时期的出土实物铭文，还可见“随驾银作局”（图二）“随驾御用监”（图三）铭文。二者的出现与消失应与明初曲折的定都过程有关。北京为“行在”之时，便有“随驾”各监局。正统六年（1441），英宗再定北京为京师，至此北京不再为行在，随驾之称谓亦不复再现。

图二 明“随驾银作局”铭直颈金瓶

图三 明“随驾御用监”铭金勺

银作局职能最专，产量最大。除内府所需各类金银器饰，银作局还制作金银铎针、枝个、桃杖、金银钱、金银豆叶。根据不同功能，内府制作的金银器可分为供用器皿、仪仗、冠服首饰三大类。明代文献中提到的供用器皿，主要指的是饮食器具。从目前出土实物来看，金银供用器皿多为银作局所制。仪仗一类，如皇帝、太子、亲王卤簿车驾等项都由内府相关监局承造并修缮。洪武间，亲王、王世子的冠服仪仗由内官监造；初次册封的世子并妃、郡王并妃，其所用大器，从银作局领取银两。银作局设立后，冠服首饰多由其承担制作。

银作局工匠分工细致。嘉靖时期，银作局有13项工种，具体是钑花匠、大器匠、镶嵌匠、抹金匠、金箔匠、磨光匠、镀金匠、银匠、拔丝匠、累丝匠、钉带匠、画匠、裱褙匠。这些匠人应为住坐匠，隶内官监。工匠虽地位低下，若其技艺高超又恰逢皇帝关注造作，他们便有机会通过“传奉”的方式获得擢升。

二、王府金银器制作机构

朱元璋得天下后，为确保朱明万世一系，决定封建藩屏，以期永绥禄位。皇室的政治地位很高，亲王尤崇，其“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经济上，宗室不习四民之业，册封、宫室、婚姻、表葬诸费，皆给于官。

在此背景下，藩王府的器用、冠服自然都由国家负担。其所用金银器，虽多来自宫廷恩赐，但也有部分是王府承造。王府内围绕衣、食、住、行运转的各色机构，都依照礼制而设。

（一）承奉司与典宝所

除了长史等王官，王府宦官机构所用的内官内使也均由宫廷选派。按照《大明会典》所记，洪武时期规定王府有内官10员：承奉司承奉正、副各1员，典宝所典宝正、副各1员，典膳所典膳正、副各1员，典服所典服正、副各1员，各门官门正、副各1员。内使10名：司冠、司衣、司佩、司履各1名，司乐司弓矢各2名。在这些机构中，承奉司等级最高，掌王府诸事，其次是典宝所。万历十年（1582）题准：“王府……承奉正副员缺，该典宝正副挨补”。

根据目前所见实物，上述机构中，至少有承奉司与典宝所参与金银器饰的制作。郢靖王墓出土有一件承奉司所制金粉盒，盒外底刻铭“承奉司永乐九年（1411）十二月内成造粉盒一个，盖全，九成色金五两重”[39]。梁庄王墓的金银器中，有2件“承奉司”款的器物，一件为龙纹金钟盖（图四），制作精细、风格端谨；另一件为光素直筒银瓶（图五），面貌平实，其底镌“梁府承奉司造银八两一钱重”。在安徽歙县明代贵夫人墓出土有“承奉司”款螺旋头锥脚金簪，虽然考古报告将墓主定为“贵夫人”，但根据墓中所见“承奉司”“内官监”款金的金簪、金帔坠，以及玉谷圭等首饰，可以判定这位“贵夫人”应当是王妃或者郡王妃。

图四 明梁庄王府承奉司造金钟盖

图五 明梁庄王府承奉司造光素直筒银瓶及其铭文

按《明史》所记，典宝所的主要职能是“掌王宝符牌”。但根据出土实物铭文，可知其亦制作金银器。江西南城益庄王继妃万氏墓有“典宝所”款鎏金金钩4枚，其中2枚钩内用点錾法錾刻“内典宝所金钩四个共生一两八钱九分”，另外2枚錾刻“内典宝所造金钩四个供重一两八钱九分”。在益宣王继妃孙氏墓中出土了一对凤冠上的凤簪（图六），也是藩国典宝所的作品。凤簪簪脚刻铭文“大明万历庚辰（1580）五月吉旦，益国内典宝所成造珠冠上金凤，每只计重二两二钱八分正”。其金凤制作于万历八年（1580）五月，而孙氏被册封为继妃的时间是万历八年六月，这对“珠冠上金凤”应当是为其册封而制作的。万历十年（1582）对王国婚礼的规定中，“亲、郡王妃病故而未有子者，许奏请选继，止请敕封为继妃，不给册命冠服”。虽然这是万历十年的规定，但从此簪可看出，至晚到万历八年，已出现继妃不给冠服的情形。

​图六 明益国内典宝所制金凤簪

（二）宗藩政策与“自备”金银器

明代封建诸王，国初宗仪位数，大略相等，国家所赐也是备极隆渥。随着时间推移，宗支瓜瓞绵延，全仰仗国家给养，费用日益增加，愈晚愈难给授，冠服器用也是如此，尤其是价值甚高的金银器。于是，中央开始对颁赐制度进行修改。

藩王府在明中后期，特别是嘉靖之后，自制金银器，尤其是金银首饰的情况变得普遍。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国家宗藩政策的调整。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朝臣上疏，直指宗藩冠服“劳费不可胜言，宜通算前项成造所费，照先年折价事例，令其自行造办”。宗室“自行造办”冠服，也需遵照礼仪、符合身份，但宗藩散布全国，制作水平难免参差，财力也各有不同，违禁、违式不可避免，粗制滥造亦有发现。于是，嘉靖九年（1530），大臣因王府自制章服导致僭越无度，而提出折中之举：“自郡王而上，冕冠、玉圭、中单、大带、蔽膝、大小袜鞋各仍旧无议矣。惟青衣裳系应禁之物，当造自内府，须奏请颁给。而玉带、玉环、玉佩听自为之。其长子而下，朝祭服俱于所司领价，更改嗣后定以为式。”此建议被朝廷采纳。

不仅是涉冠服的金银首饰由藩国自备，原本在洪武年间可领银自造大器，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也改为自备，不许请给。当时，国家财政日见窘迫，而宗室人数却日益膨胀，只能收紧恩赐，这是朝廷缓解财政危机的无奈之举。

“自备”“自办”看似简单，影响却很深远。对朝廷而言，实际上是将制造官方仪物的权力下放，皇帝与朝臣皆知此等举措必然破坏理想的仪礼制度，若非财政捉襟见肘，不会出此下策。对藩国而言，那些原本由朝廷颁赐的仪物需要藩国自行承造、采买，这令一些贫困的宗室无法负担。相对富裕的宗室，则减少了许多羁绊，在金银器制作中加入了更多的个人偏好。如此一来，官样金银器风貌的稳定性与统一性被削弱，地方金银器的特色却得以彰显。

三、民间金银器制作的发展

民间金银器的制作与当时的工匠制度关系密切。明代工匠可分为造作工役与供役土匠。造作工役主要以囚犯罚充，供役土匠则分轮班者和住坐者。根据洪武二十年（1387）的规定，银匠为2年一班，共914名。景泰五年（1454）又将全国班匠统一改为4年一班，终明一代基本未变。散布在各个地方的银匠根据国家需要被组织起来，赴京工作3个月后即可回家。从成化二十一年（1485）起，班匠可选择纳银代役，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全国班匠则一律以银代役。

与始终被束缚于内府的住坐匠不同，成化到嘉靖的100多年间，班匠逐步由提供劳役变为提供货币，因此他们工作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这是整个明代手工业生产包括民间金银器制作的大背景。明后期，“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民间所制金银器，或出自个体金银工匠，或出自私营金银作坊。

个体金银匠在面对市场竞争时，工匠技艺是其生存之根本。陈铎散曲中《雁儿落带过得胜令》对银器制作过程有如下描述：“铁锤儿不住敲，胶板儿终常抱。会分钑手艺精，惯厢嵌功夫到。炭火满炉烧，风匣谩搧着。交易无贫汉，追寻总富豪。经一度煎销，旧分两全折耗。下一次油槽，足乘色改变了。”曲中既有对制作场景的呈现，又有对银匠多与富贵豪强交往的揶揄，还有对银匠克扣银耗的嘲讽。而与艺术最为相关的，是匠人对金银工艺的熟练运用。

没有资本自立门户的银匠，也可受雇于私营金银作坊。作坊在明代常称“银铺”。银铺雇佣工匠、学徒打造金银器饰。《金瓶梅词话》中有涉及，词话中所言来旺，原本是西门庆家仆，后来投靠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各样生活”。因顾银铺让他“挑副担儿，出来街上发卖些零碎”，才遇到了孙雪娥。

银匠还可临时受雇于官宦富绅。如《警世通言》中的王银匠，就“曾在王尚书处打过酒器”。《金瓶梅词话》也有西门庆雇银匠在“前厅打造生活”，后又说“打造了一副四样捧寿银人，都是高一尺有余，甚是奇巧。又是两把金寿字壶”。

买家购买金银器，大抵有三种方式：直接购买成品、找银匠或银铺定制产品（买家不提供原料）、拿已有旧物改新样式（买家提供原料）。直接购买成品应当是坊间金银器寻常的消费方式。如《喻世明言》中诱骗王氏出轨的薛婆子，便是以卖珍珠与成品首饰为营生。找银匠或银铺定制也十分常见。如重庆长寿县出土的明代窖藏，其金杯多以寿桃为造型，银盘多以“寿”字为纹样，显然是为祝寿而制。与之类似的还有湖南通道窖藏的28件银器，它们是靖州知州党哲的属下为其订造的寿礼。为生辰、寿诞所制的金银器十分常见，贵州金顶山出土的大部分银器，也是为御史喻恩恂贺寿而制。此外，重庆江北大竹林明墓出土的金瀛洲学士图掩鬓，根据此钗背后的颂词“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长生不老年年在，松柏同岁万万春”，扬之水认为其是为寿诞而打制的。拿旧物请银匠改新样的情况也很普遍，尤其是妇女首饰，拿旧物回炉再造即可翻新花样。《金瓶梅词话》中李瓶儿让西门庆拿她的“金镶鸦青帽顶子”找银匠改做“一对坠子”，又怕她的金䯼髻太招摇，让银匠毁了改做成九凤钿和金镶玉分心。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时期，民间制作的金银器普遍刻有商户名称和工匠姓名，而目前所见明代民间所制金银器，若镌刻铭文，多是吉祥语、所有者或出资者姓名，商铺名称或匠人姓名少见。但在江苏长泾出土的如意金簪上有“张八郎十分金造”字样，“张八郎”应当是匠人名号。作品少勒工名或许与明代民间常有僭越违式，而官方严惩僭越的法令有关。永乐七年（1409）明太宗谕令：“服饰器皿已有定制，如今又不一著行的，恁说与礼部，著他将那榜上的式样画出来，但是匠人每给他一个样子，著他看作，有违式做的，拿来凌迟了。”明中后期，世风奢侈，民间僭越情况严重，朝廷屡颁禁令。成化二年（1466）朝廷重申，官民服舍器用必须遵照定制，“如有违犯，就便捉拿犯人并挨究制造人匠”。这或许可解释为何明代民间金银器饰制作发达，作品却少见匠人或商铺铭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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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内府机构中参与或专司金银器饰制作的有御用监、内官监、银作局，三者先后设于洪武时期。御用监设置最早，专门服务皇帝。内官监的前身为内使监，职能庞杂，从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来看，其下设金银器作坊，且因其与皇室婚礼联系紧密，生产的金银器饰多属妆奁。银作局设置最晚，职能专一，服务内廷与藩国，产品类别最丰富，产量也最高。制作机构的设置与裁撤，不同监局职能的清晰化与专一化，对明代内府金银器造作有重要影响。在内府所造的金银器中，唯有在明前期的产品中才可见较为多样的机构款识，如“内使监”“内官监”“银作局”“随驾银作局”。在彻底定都北京后，内府所制金银器若有款识，也多为“银作局”，或数量有限的“御用监”。这些监局的设立、人员的配置以及分工合作是明代内府制作金银器的基础，也是明代能够推行金银器“官样”的制度保障，而“官样”又是影响明代金银器风貌最重要的因素。至于藩府所制金银器，虽然产品数量不多，但是融合了官样的“器以载礼”与地方工艺特色。民间金银器的产量到明中期明显增多，面貌也日趋丰富。这不仅受惠于当时手工业的发展，也得益于工匠自由度的提升。明代文学作品的精彩描画，与今日出土实物的奢华斑斓，反映了尚奢之风与商业发达对民间工艺美术的推动。在锱铢共竞、失序纷乱、奢华相高之中，明代金银器，特别是首饰的制作不断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