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诗词创作交替且文学理论不成熟的宋代，《沧浪诗话》的出现空前绝后，人们对于其研究大多把关注点放在作品的整体思想主张和后世影响方面，而对于作品的某部分探讨较少，本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部分展开，采用中西结合、古今对比的方法，将其他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与《沧浪诗话》比较来论证其诗学主张和“诗禅同道”的思想，以及这种“诗道论”与 悟性、灵感之间的关系，因为不管是创作前期还是后期，长篇还是短篇，创作灵感就像是一盏明灯指引着工作的进行，悟性更是资料收集和语言组织的加速器。

关键词:《沧浪诗话 》；诗辨；诗学思想

Abstract

  Alternate in poet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theory is not ma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emergence of unprecedented zhen blue waves, people to its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overall thought and the later effects of work, and less about some part of work, this article is mainly aimed at yanyu "zhen blue waves" poetic sections,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ncient and modern contrast, Other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ory with the surging wave zhen compared to demonstrate their poetic concepts and the thought of "poem zen fellow", and the theory of "poet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inspiration, because either early or late, long or short, creative inspiration is like a  beacon to guide work, savvy accelerator is data collection and language groups.

Key Words：Poem Theory of Canglang ；The poetics criticism theory ；Poetics thought

目录

引  言 1

一、 严羽与《沧浪诗话》 2

二、 《沧浪诗话·诗辨》的诗学思想 3

（一） 诗辨之含义 3

（二） 诗辨中的诗学主张 5

1. 以“识”为主 5

2. 从诗品入诗道 5

3. 诗道即禅道 6

三、 诗辨中唐代诗歌作品之评析 6

（一） 李杜论 6

（二） 王孟论 8

四、 《沧浪诗话·诗辨》的影响 9

结  语 10

参考文献 11

谢  辞 12

引  言

《沧浪诗话》自发表以来褒贬不一，但对后世影响深远，目前国内对其研究都在《沧浪诗话》的产生影响和所倡导的佛教思想方面。例如大历十才子的划分和对唐朝时期的划分就依据此书，他依据唐代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第一次把唐代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明高柄（1350-1430）在他的著作《唐诗品汇》中沿用下来并影响至今。对于《沧浪诗话》的产生原因一般探讨与佛道儒三派之间的关系，认为其不仅仅受佛教思想影响，而是对道儒佛三家皆有接受和保留，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在其诗话中思想主张方面，更多的是论述《沧浪诗话》中“兴趣”与“妙悟”“入神”等思想，将“入神”“兴趣”与儒道“入圣”联系在一起，实际是探讨了中国古代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发展。顾随在《驼庵诗话》提及“诗无无意者，而不可有意用意，宋人诗好用意、重新，然若必认为有意跳出古人范围方为好诗，则用力易‘左’”，实际批判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讲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更偏向于“韵”。在童柄庆版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将“意”和“韵”合二为一，提出“意蕴”的说法。人可以不为诗人，但不可无诗心，无论是“意”还是“韵”，或者是“入神”，作诗与文学修养有关，也与人格修养有关，严羽理论本质上也是对个体生活经历的探究，对悟性和灵感的探究。

一、严羽与《沧浪诗话》

严羽，号沧浪逋客，字仪卿，是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生卒年已无考证，大约活动于宋宁宗(1195—1224)、理宗(1225—1264)时期，因作《沧浪诗话》被人称为“严沧浪”。许志刚《严羽家世考》专门探讨了严羽的家族渊源，其先祖为陕西华县人，家世颇为辉煌，其家族开创基业者为盛唐时有名的中书侍郎严挺之，挺之子严武，肃宗李亨时，充任剑南节度使，封郑国公，镇成都，雄震一方。其时，大诗人杜甫于成都颇得严武赏识，被其奏请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唐末五代，严羽先祖闰远“避地”徙居“南闽”，家道中落，沦为平民。严羽年轻时好学善思，尝师从南宋理学家包扬，先后从师于陆九渊和朱熹，但一生并未科举，在湖南湖北和南京等地游历或隐游乡里，除与著名江湖诗人戴复古（1167－1248）有忘年之交外不与文坛名流交往，戴复古曾评价他“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严羽虽少交朋友，不关心国家大事，但在元军入侵、国势垂危之际，仍很关心时事，爱国思想在诗中时有流露，如《北伐行》《四方行》、《从军》等，如理宗到开庆时期，蒙古攻占四川、湖南等地，宰相贾似道主张求和，严羽作《有感六首》，其中一篇写出了自己对于和亲的看法“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今日唐虞际，群公社稷臣，不防盟墨诈，须戒覆车新”。他与同宗严仁、严参齐名，号“三严”，性格狂傲，为文自负，出言不逊，这从他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话语看出。例如，文中记载：“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诗集名《沧浪先生吟卷》（或名《沧浪吟》、《沧浪集》）2卷，共收入古、近体诗146首，有《邵武徐氏丛书·樵川二家诗》本，《沧浪诗话》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附于其后。严羽推崇汉魏盛唐诗文，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号召复古，对明清影响较大，明代前后七子及性灵派、神韵派引申其意，尤其是以归有光代表的唐宋派，他的著作《沧浪诗话》广为流传，因此被称为宋至清诗话第一人。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批评理论的著作，大约于南宋淳化年间写成。其系统性、理论性较之前的诗话作品，有了进一步提升，是整个两宋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后世有人专门笺注，甚至戏曲和八股文都引用书中理论。《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篇，合为一卷。“诗辨”部分阐述作者的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辩通辨，意为判断的意思；“诗体”是专门探究中国古代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和规律；“诗评”评论了历代诗人诗作；“考证”是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年代和作者进行考辨。五个篇章互有联系，相得益彰，整体构成作者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认识理解和思想态度。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信，历代辑录者都将其收于《沧浪诗话》，作为附录，相当于今天的“序”。

《沧浪诗话》大致有两个文本系统：一个是南宋末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所涉及内容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杂糅《沧浪诗话》的内容，讲述了诗辨、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来的具体作家和作品。有些地方还保留《沧浪诗话》的痕迹，如“诗辨”下题有“沧浪谓当学古人之诗”，“诗法”下题有“沧浪诗法”，“诗体”篇末题有“沧浪编”，不过未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另一个是南宋末期李南叔所作的《严沧浪先生吟卷》，简称其为《沧浪吟卷》。他将严羽的论诗言论列于卷一，目录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代替《考证》，共五篇，附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元末陶宗仪(1316—?)《说郭》卷八十三上已有题曰《沧浪诗话》，分别收录《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之后对《沧浪诗话》和严羽的解说较多，《说郭》本是最早以“诗话”命名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载有《沧浪诗话》一名，清代何文焕的《历代诗话》中有录入，王玮庆有作《沧浪诗话补注》，胡鉴继作《沧浪诗话注》，民国胡才甫在胡鉴继的基础作了更详细的《沧浪诗话笺注》。当代则有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黄景进《沧浪诗话》，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三部巨著。

二、《沧浪诗话·诗辨》的诗学思想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首先提到作诗者以“识”为主的观点，在明辨前人佳句之后，如钟嵘一般将诗句以优劣分为不同诗品，自上而下学习盛唐大家的优秀作品。其次，对名家佳句的格调行文等了然于心后，更要深入自己内心的感悟，如参禅般顿悟，这里佛教的思想对严羽有重要启发。

（一）诗辨之含义

诗辨部分是《沧浪诗话》的总纲，阐述了作者整体的诗歌创作态度和具体方式。首先诗辨意为辨别分析，就是区分判断诗歌作品的体裁和内容思想等，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究“诗道”。严羽将诗辨分成五小节，第一节开总明义，说明自己的诗学态度，即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在表明自己诗学态度之后全面论述了诗歌自楚辞到盛唐的发展，尤其以盛唐诗歌为优秀，此外自己的诗歌想要达到优秀的程度，需要广泛博取如李杜一样的名家大作，自上而下的顿悟，在识辨或是顿悟中，创作灵感和悟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三节分层讨论了诗歌自身的问题，二节是诗法，三节是诗品，“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诗法是诗歌的创造方法和规律，这是严羽在宋代后期江西诗派一家独大的影响下形成，诗法是江西诗派的核心思想，主张学习“”一祖三宗”，尤其是从杜甫的文字中吸取营养和诗歌创造灵感，运用“点铁成金”等方法创作出轻内容而重形式的诗歌。严羽则在批评这种观念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经验又创造性提出了自己的诗法观，它与江西诗派最大不同在于诗歌的兴趣和气象，气象是诗文的气韵和风格，唐代韩愈的《荐士》有提及“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兴趣指诗歌创造在于因物感触，情调趣味提升后有感而发。《诗辨》中有说:“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关于诗歌本质的定义论述在许多诗歌评论著作中提及，《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文心雕龙》记载表示“诗者，持也，持人情也”，晋代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唐代孟启的《本事诗·序》有记载“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外，类似于严羽这样对诗歌进行分门别类的例子也有许多，《昭明文选》在选录辞赋时,从内容和题材的角度,分别列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等15类。南朝齐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把诗歌按风格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富、繁缛、壮丽、新奇和轻靡共八类；唐末也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分为雄浑、冲淡、沉着等二十四个品级，严羽的诗法有五，诗品有九，是在前人经验中总结形成的对诗歌形式美的探索。

第四节从禅家诸流，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提倡的“顿悟”、“正法眼”得出论诗如论禅，汉魏与盛唐诗为第一义，大历十才子之后已落入下乘，为第二义。此外具体分析了第一义的大乘和第二义的小乘，不同点在于佛家的“妙语”之不同，禅家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语。第五节在顿悟的基础上提出“别材”“别趣”的说法，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别材是指别裁，别趣是指不一样的兴趣，对于“别材”“别趣”不涉及书本知识和事理的探究，然而不过多的读书明理就不能更好的达到诗道的极致。《诗评》中也有说明:“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沧浪诗话》推崇盛唐，尤其李杜诗歌，强调审美在于“兴趣”，李白“诗兴生我衣”，杜甫“道消诗发兴”。后世学者则认为严沧浪名为学盛唐，学李杜，言王、孟较少，实则偏嗜王孟的冲淡空灵。清永瑢等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浪集》语:“由其持‘诗有别才不关于学，诗有别趣不关于理’之说，故止能摹王孟之馀响，不能追李杜之巨观也”。清代许印芳《沧浪诗话·跋》中也有论及。不管是李杜的“感兴”还是王孟的“冲淡”，在诗歌由第一义通向第二义时，悟性和灵感占据了主要地位，严羽认为大历十才子之后诗文已落下乘，这其实是诗人对生活的思考不够，没有经过悟性和灵感的打磨，自然写不出引人注目的佳句。

（二）诗辨中的诗学主张

1.以“识”为主

《沧浪诗话》论诗的主张，一言以蔽之，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识”是佛教术语，梵文中分析和智慧的意思，指对物体进行识辨、分类、分析，表明判断分析是学诗、作诗、用诗、赏诗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前提条件。具备了“识”，就会真正了解历代诗歌大作，判断出诗歌的成分好坏，这样学者在诗歌创作时方向正确、立意更远，价值更高，由此走向“诗道”。自中唐以后，形成了许多文体形式，如以文为诗、以赋为诗等，如陈师道《后山居士诗话》提出了“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的观点。严羽批评了以文为诗的观点，认为唐诗为大乘，以文为诗的宋诗为小乘，作诗须如唐家大作一样当行本色，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词道大家王国维诗词创作讲究“境界”，对诗词文体有明确表示，《人间词话》中提及“一切文体，始盛终衰，故谓文学后不如前，就一体论，此说固无以易也。” 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自己时代的文学，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包容性，当它难以融入新时代的时候就会在时代发展史中走向衰弱。《沧浪诗话》里的这种“学诗以识为主”的观点与许多诗人创作理念不谋而合，黄庭坚《与元勋不伐书》之三，《山谷别集》卷十八指出以识为主，《潜溪诗眼》中说:“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2.从诗品入诗道

《诗辨》曰：“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在严羽认为，历代诗歌作品只要进行过人工思索探究都有可取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诗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沧浪诗话》将历代诗歌分为诸多层次，而它认为最好的则是汉魏诗与盛唐诗，《诗体》提到:风雅颂既亡，一变为离骚，再变为西汉五言，三变为初唐律诗。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汉魏乐府及李杜二集枕藉观之，然后广泛取盛唐名家大作，了然于胸，久而久之自然悟出“诗道”。当把握了汉魏、盛唐诗后，尤其是李杜诗歌之后，便有了一定的诗歌鉴赏判断能力，学习其他诗歌时就会融会贯通，自然顿悟。同时《诗辩》指出:工夫须从上自下，不可从下而上。自上而下是学诗作诗的正确途径。

3.诗道即禅道

为了更好的说明诗道，《沧浪诗话》将其时盛行的禅道引入诗歌领域，作其外衣。《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提及：“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严羽在《诗辨》中又曰：“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这与魏晋文化自觉时期出现的玄言诗相似，《古诗十九首》中也有大量关于苦乐态度的诗句，如“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宴”，盛唐诗人王维《能禅师碑》也提及:“其有不植德木，难入顿门，妄系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所以受前人影响，以佛禅喻诗，是《沧浪诗话》建立一个诗歌评论系统思想的主要观点，这与欧阳修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六一诗话》中所提倡的“诗穷而后工”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不断遭遇挫折，诗歌创作就越能写出让人共鸣的诗，这期间就需要诗人进行自我顿悟。自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出自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诗句出现后，两宋文人诗禅互通的观念蔚然成风，“作诗如参禅”的认知几乎成为文人们的共识。到了南宋时期，佛教禅宗已经蔚为大观，与理学思想一样深深地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严沧浪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积极地继承和发扬了诗禅互通的思想。不过后世也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人，比如清初冯班就不满严羽之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批评沧浪诗禅之论。

三、诗辨中唐代诗歌作品之评析

沧浪重读书穷理，以学问为务，喜爱李杜诗歌，然而并不认为李杜二人诗歌皆是佳句，有些好的诗句误为李杜所作，如《太白集》中也有王昌龄的《塞上曲》，认为李杜诗歌境界奇高，不可捉摸。而王孟诗歌平易近人，行文作诗以参禅悟道为准则，与严羽借禅论诗的方法一致，这使诗人之立意与悟性之间有相近的联系，有诗人对个体生命的透彻理解，深远透彻因此方能入诗道。

（一） 李杜论 

李杜二人的诗歌自古就褒贬不一，也说明二人诗坛的地位非常高。关于李杜二人最早在《本事诗·高逸篇》中记载:“太白初自蜀入京师，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资，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体来说，《沧浪诗话》认为诗歌以李杜为大作，二人诗坛地位并驾齐驱，李杜诗歌成功之处在于感兴趣味。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批评汉魏诗歌“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而严羽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汉魏诗歌，的成功在于审美趣味的着眼点是“兴趣”，进而李杜诗歌的成功也在于“兴趣”，《诗辩》第五节中有言:“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第四节中也有说明“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这里的“兴”与《诗经》的“兴”有所不同，“兴”是一种审美情感，而诗三百中“兴”是比兴手法，《文心雕龙》:兴者，起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即起兴，用其他东西引出要说的内容。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是用雎鸠鸟在河中叫起兴。《魏风·伐檀》也是用兴这种表现手法的突出例子。李白的诗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率真自然，杜工部则为人民发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正是李白对山水情有独钟的眷恋，杜甫对祖国人民有无限绵绵的情思，二人的诗作才会历来备受人们的关注。

顾随在《驼庵诗话》写到“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严羽认为诗歌创作时主体不仅仅要有“兴趣”更要“入神”，“诗兴不入神”、“苍茫兴有神”，他评价李白、杜甫诗句风格为主体“入神”，《沧浪诗话·诗辨》语:“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所讲“入神”是一种艺术技巧达到尽善尽美、物我合一的神妙境界，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万事皆以入神为极致，魁群冠伦，出类拔萃，皆所谓入神者也”。作诗最要紧的是“感”，肉体和精神上的主体情感以无限意蕴的诗句形式真挚地表示出来，不管深浅、大小、厚薄即可“入神”。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中也评价李白诗歌风格:“太白长于感兴，远于寄衷，本于十五《国风》为近。”此时，严羽已经把“入神”作为一种诗歌的评判标准，漫卷诗书喜欲狂是“入神”，我寄愁心与明月是“入神”，他认为诗歌自屈原的《楚辞》以来，李杜二人的诗歌独居一品，李白如谪仙般的灵动飘逸，杜甫风格的沉郁，声律节奏上的顿挫，二者在诗文创作中都是诗坛巨擘，达到诗道大成。《沧浪诗话·诗评》语:“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北宋中后期，文人推崇杜甫而贬低李白，严羽则不然，认为二者各有所长，杜甫不能道出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豪逸，李白不能作出杜甫《兵车行》的情感，在《诗评》中严羽更是用行兵来比喻作诗，以为李白诗歌如李广用兵不讲章法，收缩自如，而杜甫如孙武，作诗强调法度格调，这与明代前后七子的诗作主张一致。

（二）王孟论

诗人有写物之功，然纯景诗难作，清代许印芳《沧浪诗话·跋》中写到:“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清代纪晓岚也有此类似话语，意思是严羽以李杜二人为诗体大家，然而二者境界“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唯有王孟派显得更加亲切，容易接近。清代袁枚所著《随园诗话》中提到:“诗虽贵淡雅，亦不可有乡野气。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孟浩然、王维的诗句则不尽然，他们二人继承了二谢山水诗的特点，并且更加进步，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王维《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写了塞外风光，孟浩然的诗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有韵味深长的淳朴纯真美，二者开启了唐代的“山水田园派”，是为忠厚之风也。王维的诗句富有中国画散点透视的特色，善于捕捉事物之间的光和色，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动静结合，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远近相宜，有“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的声色俱佳。孟浩然同为山水派，二者诗句平易近人，不似李杜高山仰止的诗歌境界，因此，整体上，严羽是亲王孟而远李杜。

《沧浪诗话》论诗如论禅，将诗道比作禅道，禅道有小乘和大乘之分，诗道亦如此，学者只有正法眼，才能领悟诗道“第一义”，汉魏盛唐诗歌是第一义，大历以后诗歌是不入流的小乘禅家，为第二义。诗人虽然不是宗教家，很难烦恼入菩提，但是诗人创作方法可以与佛陀打坐静悟一致，《诗辨》云:“禅道在妙语，诗道亦在妙语，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与王维提倡的空灵顿悟一脉相承，王诗主张自我的独坐与感悟，也受魏晋时期的玄学影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宁静清远的审美追求与严羽《诗辨》中强调的“妙语”和“顿悟”一致，只是严羽在著作中更加细化，他讲“顿悟”分为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不假悟。《诗辨》:悟有深浅，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王维作为“诗佛”，和其他受玄学影响的诗人一样，追求苦吟生活，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曾经强调：“诗是苦闷的象征”，而王维更多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寂寞清静，《六一诗话》中也说:“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这种佛陀般打坐参禅的观念与王维生活经历有关，但更多的是将生活经历通过悟性和灵感转化为学问，《辋川集》之后诗人仕途不畅在安禄山手下从事，家道中落卷入李林甫的官场斗争中，诗人经历了起起落落之后独居山林，接受了老庄哲学和佛家思想，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四《沧浪诗话·诗辨》的影响

《沧浪诗话》的首要观点是“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强调主体的自我判断和辨识功能，只有识宇宙万物之主象，辨楚辞以来之佳作，博览群书才能走向诗道大成，《沧浪诗话·诗法》部分有有类似观点“看诗须着金刚眼睛，庶不眩于旁门小法。”，这对后世具有启发意义。清代崔旭《念堂诗话》卷三“沧浪主悟而曰多读书，朱彝尊主学而曰以悟入。学者识之体，悟者识之用也。读书破万卷，学也；下笔如有神，悟也。”苏东坡在《东坡诗话》中有一故事:“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后来证实确实不是李白所作，而是名为李赤所作，这也说明读书要能识书，具有判断书籍优劣的能力，不能读死书。

其次，严沧浪以佛教妙语来分辨诗歌的好坏，善用妙语则是第一义，即大乘之境，论诗如论禅，佛家顿悟之道即为诗道之顿悟，这对后世影响较大。如明代许学夷反对诗歌创造由顿悟所作，在他的著作《诗源辨体》卷十七写到:“汉魏天成，本不假悟；六朝刻雕绮靡，又不可以言悟。”提倡严羽诗道如顿悟观点的也有许多，中国体系最完善的诗话著作明代胡应麟写的《诗薮》中有记载:“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梦阳）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胡应麟认为论诗重“悟”，必然会折入神韵说；论诗主“法”，则必然仍坚守格调说，因此需要两者之间的融合。作为词道大师的王国维作诗也讲究“第一义”，即作诗须有自己之意，道人所未道，《人间词话》指出:“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也”。王国维与严羽在诗歌创作的第一义上虽有不同标准，王主“境界”，以五代、北宋之词为独绝者；严主“辨识”，以汉魏、盛唐诗为先师大家，但二者身处不同时代却同样重视诗词创作“第一义”的标准，较为相似。同时《沧浪诗话》也体现出了严羽诗歌理论的某些缺点，他重视汉魏至盛唐诗歌，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种诗文观严重质疑和否认了后来诗人们的创作，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更有言:“诗妙于子健（曹植），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我国诗歌最早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就有早期相对独立的创作手法和完整人物形象，赋比兴的手法为后世抒情创作一直沿用，诗三百中体裁类别就有许多，《国风·七月》更是最早的详备的劳动诗歌，有8章88句，《诗经·氓》详细描写了一位被丈夫抛弃的任劳任怨的妻子形象。到后来南北朝民歌和汉代以后的乐府诗集等，《沧浪诗话》认为诗歌开始于屈原的《楚辞》，大成于汉魏和盛唐诸公，严重忽略了许多诗歌文学成分，而注重个体诗人创作，这种诗歌理论观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文学从群体创作走向个体创作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诗人个体创作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民间群体的创作成果。

结  语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沧浪诗话》是严羽结合中国古典诗歌，留给我们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方面的名作。顾随在《驼庵诗话》中有言“凡艺术作品中皆有作者之生命与精神，否则不能成功，人在创作时将生命精神注入，作品即作者之表现”。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沧浪诗话》借佛道入诗道本质上是对悟性和灵感的探索，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者时代的反映，作者人生态度的反映，只有将个体生活经历以悟性和灵感反映出来，表达出对生活透彻而深刻的思考，作品才能让别人接受和理解。总之，在南宋动荡的年代，《沧浪诗话》的出现给当时及后人的诗歌理论创作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后世诗歌评论中，都可以明显的看到严羽诗评风格的存在，它在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也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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