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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酱（之一）

我还没有上学，就知道我即将要去的学校有一个大酱。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知道，也没人告诉我。反正已经上了学的孩子都这样说，我也就这样说。一直到我去报名，才知道，大酱是一个人的外号。

他是学校的校工，胖、矮、敦实。过了很久，差不多十年吧，社会上有电视机了，我才发现，大酱和说相声的马季先生长得非常像。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当年，我只觉得，这个传说中的大酱，确实名副其实。你想想吧，从门市部的敞口坛子里㧟出或大或小的一坨，是不是挺像他的？矮、胖、敦实。

可是他在大孩子们的嘴里，却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真是奇怪，我没感觉到他有什么可怕。

那时候没有校长，学校的一把手叫革委会主任。全校只有革委会的范主任叫他老黄，其他的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叫他大酱。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电铃，门房的墙上有一根长长的细绳子，从房顶垂下来，吊在门后，一到点，大酱就把绳子往下一拉，“叮铃铃…”清脆的铃声响起了，操场上的学生就飞快地向教室跑去。不管你在干什么，是在踢键子，还是跳房子，还是踢皮球，都得往教室跑去，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等待第二遍铃声“叮铃铃”地响起。这时老师就会踩着铃声进来，手里端着教案，教案上放着一盒粉笔和一根教鞭，小同学们最害怕这根教鞭，大一点的倒无所谓。大家昂首挺胸地坐好，等待开始上课。

二年级时，我喜欢上了打篮球，虽然投起的球永远够不着篮筐，但是我们依然打得有声有色。我把其他的游戏都放弃了，每节课的课间都去篮球场。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来到篮球场时一个人都没有。我原地等了好久，都不见有人来。我只好在篮筐下做投篮的动作。空手比划没有感觉，我就把头上的帽子，那时候的人都戴帽子，成年人大部分是军帽，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军帽。我们小孩的肯定不是军帽，但大部分也是军绿色的。我就拿头上的帽子当篮球，成功地将帽子投进了篮筐，这于我而言，是生平第一次。我乐此不疲地在篮筐下一次又一次地拿帽子投篮，几乎是百发百中。我忘记了时间，等到被人一把将帽子抢走时，我才发现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大酱正恶狠狠地瞪着我，帽子也被他攥成了一团，我心疼地想抢回来，却被他推倒在地，然后揪着我的耳朵，往传达室走来。我的耳朵像着火了一样烧痛，在他的大手下，我歪着脑袋，跌跌撞撞地跟着他走，心里充满了屈辱。

大酱除了打铃，还烧着一个茶炉。一个类似平躺着的油桶的东西，上面开着一个方口，方口上是加凉水的水龙头，侧面靠下的地方也安一个水龙头，这是出热水的。这个油桶一样的东西是架空的，它的左右两侧和后面都砌着砖墙，它就悬空放在砖墙上，前面是空的，像个门一样，下边生着火。旁边堆着木柴和黑炭，时不时地要用铁锹往门里面添几锹黑炭，保证炉火一直是着的，茶炉的上口就一直冒着热气，旁边的墙上和房顶，挂满了水珠。

他故意把茶炉房的门打开，然后让我拿着铁锹站在茶炉旁边，炉火一暗就让我往里添一些黑煤。一节课下来，我累得腰酸背痛，满头大汗。为了擦汗，拿过铁锹的手把脸涂得乌黑。下了课的同学们把茶炉房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从此就恨上他了，不但恨他，而且连大酱也不吃了，甚至包括各种不同的酱。这件事让我母亲困惑不已，她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突然就把酱给戒了。

大酱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挨斗。那时候经常有集会，比如我国在新疆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或者欢迎柬埔寨的宾奴亲王访问兰州，还有就是抗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我们就要进行集会。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五公里外的万人大会场开会。我长大后还去看过万人大会场，那是一块很大的空地，杂草丛生，砾石遍地，显得荒凉无比。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这地方神圣无比。

路上全是围观的群众。我们举着花花绿绿的小旗子，这样的小旗子那时候很常见，就是一根一尺多长的、细细的竹棍，上面用浆糊粘上一小块或长方形，或三角形的红、黄、蓝、绿的彩纸，纸上写着各种各样激昂的口号。我们跟着队伍向前走，还要使劲看打头的大红旗，只要打头的大红旗往上一举，我们就乱七八糟地举起手里的小旗，大声喊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坚决支持阿拉法特！”。每个人都骄傲得要死。

这时候，主席台上照例要站着几个戴尖尖高帽子的人，虽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虽然这句话我经常记不住，但是不妨碍我们对着他们挥舞着旗子，喊激烈的口号。他们照例连头都不敢抬，而这些不敢抬头的家伙中，照例有我们学校的大酱。这是我心里最舒服的一天。

大酱似乎对这些事没有所谓。他一开完会，就去学校的花园里浇水、修剪树苗，把一排排榆树剪得整整齐齐，头顶平平的，就像我们一样。我非常讨厌全校统一的小平头，觉得难看极了。

剪完树以后，他就拿着一把大扫帚，“呼啦、呼啦”地扫操场，地上的东西，不管是废纸还是铅笔头，或者玻璃球、毽子上的鸡毛，都被他无情地扫到了操场后面的垃圾坑里去了。

恍然大悟的我才知道，操场为什么从来不脏呢。敢情有人在打扫。

“什么呀？你知道个屁。”大孩子们嘲笑我，“厕所也是他在打扫。”

“为什么？”

“他是国民党的大酱。”

“蒋介石会吃他吗？”

“什么呀？”我的无知引来了更多的笑声，“他是大将，打仗的大将，不是吃的大酱。”

“什么？他是这个大将？就是沙和尚的那个卷帘大将的大将？”

“对啊！”

我彻底懵了，他怎么会是这个大将呢？就他这样的？矮墩墩、肉呼呼、慢吞吞的？大将？！别说比沙和尚了，唐僧都比他强啊。

难怪国民党陷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们的大将竟是这个样子？活该被赶到了台湾。

我家的炸酱面算是正常了。他带给我的屈辱，却一直憋在心里。

大将和学生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打上课铃、下课铃，再就是打扫操场和厕所。可是你不打扫，有什么关系呢？哪个小学生会怕脏呢？他们不要制造脏东西出来就不错了。至于烧开水，那是给老师烧的，根本没有一个小学生有喝水的杯子。实在渴了，把嘴对着自来水的水龙头下面，狠狠灌几口就行了，也没听说谁喝生水拉肚子了。

大将和学生们的矛盾，主要是他在抓学生的考勤。这也是大孩子们恨他的原因。他坐在他那间传达室门口，看到迟到和旷课的学生，就把他们带到操场中间，冬天冻一节课，夏天晒太阳。然后扭着耳朵送到正在上课的教室里，在老师一叠声的感谢声里离开教室，颇有一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潇洒。

自从让我在茶炉房里干了半天活后，大将似乎开窍了，从这天起，所有犯到他手里的学生，男的烧茶炉，女的扫操场。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男同学对烧茶炉趋之若鹜。其实自从我戴着一张花脸回到教室之后，男孩子们就羡慕不已，他们争先恐后地在操场上玩着不去教室，争着要去烧茶炉。主要是想抹一脸黑煤。有时候他要押着一队学生去茶炉房干活。由于人多，茶炉房的煤炭和木柴有点供给不过来了，他想控制一下，但是，投案自首的小男孩们一天到晚挤在茶炉房里，轰都轰不出来。在茶炉房里把自己涂成大花脸，成了大家炫耀的资本，如果哪个小男孩还没有这个待遇，他都不好意思跟大家玩了。

扫操场的女孩子，就比较没出息了。她们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飞快地扫着，一旦看到有人来，就迅速扔下扫帚，藏进女厕所里去了。等她们再出来时，扫帚和簸箕往往就不翼而飞了。那时候提倡推倒围墙办学校，办学方针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虽然围墙没有被真正推倒，但是校外的人想来学校溜达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学校的东西很容易遗失，遗失了也不能乱说、乱怀疑，只能要求学生尽量不要在操场上放东西。

终于，大量遗失的扫帚和教室里的黑脸引起了学校的注意。老师们也集体向范主任提意见，学校不能奴役学生，让学生干校工的活。

挨了批评的大将蔫蔫的，为了表示痛改前非，他给茶炉房的门安了个锁，谁要再想自由进出茶炉房，就不可能了。这一下，小男孩们比大将都要蔫了，他们是真心怀念以前的那个茶炉房。

大将的生活很简单，一年一年的，除了打铃、扫操场、剪树枝、烧茶炉，间或戴着尖尖的高帽子去挨挨斗，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现在看来，他活得很简单，就像隐居一样。

放寒暑假他也不回家。因为学校只有他一个校工，放假了，老师、学生都不在，学校的安全没有保障。所以每年放了假，学校没人了，他就把自己锁在学校里，很少出门。

他回家的时间是开学期间，一个学期两次，每次两三天。这两三天时间，电铃就由范主任来打。至于茶炉，就暂时不烧了，几天时间喝不到开水，老师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意见。

今年寒假，学校里却有了三个人。除了大将，还有一个女老师留了下来。

这个女老师的家就在学校附近，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她，而且经常能够见到。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一年四季都在怀孕。她在我心里，永远都大着肚子，挺胸朝天地走路。

“现在国家有政策了，一个少、三个多、两个刚刚好。你都有五个娃了，就别生了。”每当范主任这样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时，她都一言不发地绕过范主任，一扭一扭地往别处走去，边走还边往地上狠狠地吐一口唾沫。

“她不生个儿子，是不会罢休的。”大将小心翼翼地说，生怕女老师听见。

她“嗵”地一声绊上教室门，领着学生们念汉语拼音：

啊！喔！额！

衣！乌！鱼！

波！坡！莫！佛！

……

她的课讲得好。自从打倒臭老九以后，学校的老师都来自于工农兵，文化程度不高。范主任的政治课，也就讲讲忆苦思甜，从三年级到五年级，讲得都一样，一模一样，这是已经上了初中的大孩子们说的。一二年级没有政治课，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六年级。

她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会汉语拼音的人。

范主任也拿她没有办法，她又是贫下中农。

她每天在讲台上上课，她的四个孩子就在讲台旁边坐着，小的一哭，大的就唱儿歌哄她：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同学们就听不清楚讲台上的声音了。

还有一个，据说是送人了。反正我们谁也没有见过。

今年寒假，她住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了。因为她又生了，还是一个女孩。为了避免和婆婆吵架，她暂时住在学校，等什么时候把孩子送人了，什么时候再回家。

她在办公室拉了一根绳子，尿布就湿答答地挂在上面，桌子、椅子和地板上全是水渍，她也不擦一下，一手抱着女儿喂奶，一手拿着一本《金光大道》看，显得手忙脚乱。

她托大将帮她找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把刚生的这个送人。大将写信，让老婆在老家帮着打听一下。

大将老婆就借着这个由头，从老家跑来了。没找到要孩子的人，自己也不回去了。气得大将天天发火，却把老婆撵不回去。

要开学了，吃奶的小崽子却脱不了身，女老师急了，把大将两口子很一顿抱怨。没办法，大将老婆只好先把保姆当上，好让女老师去上课。

结果，女老师家的孩子全都来了，挤在传达室里，每天都发出稚嫩的歌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急得范主任满操场乱窜，这该怎么办呀？

大将趁着没人，狠狠地揍了老婆几顿。揍归揍，不解决实际问题啊，女老师非要让大将两口子把小的送走。谁让你们答应的？

大将老婆心一横，我要了，反正我只有两个儿子，本来就想要个女儿，正好有现成的，省得自己生了。

范主任对大将两口子感激不尽，趁着放学，抱两个、背一个、手上再牵一个，像逃荒的难民一样，跟着女老师，把一家五口送回了家。

现在，大将老婆也顺理成章地把老家的两个儿子接了过来，连小姑娘一起，一家五口就住在学校了。

这一家人，一点不比女老师家省事，尤其是那两个秃头儿子，人手一把弹弓，已经把教室的玻璃打得差不多了。范主任的眉头再也没有展开过。

我们上五年级了，明年就要离开这个学校，去五里外上中学了。

一开学，见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下放的老师回来了。本来教我们的工农兵老师全都不见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包括范主任和教拼音的女老师。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学校里没有革委会了，也没有主任了，现在的一把手是校长。

大将还是打上课铃、打下课铃、扫操场、扫厕所、烧茶炉、剪树枝。不过他也很久都没有再戴过尖尖的高帽子了，我们也很久没有去游行了。那些彩纸做成的小旗子，就像上辈子的事一样。

不过，学校的玻璃却再也没有被打破过，大将的两个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他们被新来的老师调教得服服帖帖，再加上严厉的校长让大将赔了几次钱，大将一家终于静悄悄了。有点像城里人了。

另外安静下来的是那个女老师的女儿们。她们分别在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各个班里，大的再也不会旁若无人地去小的教室里，帮妹妹系鞋带、提裤子、穿衣服，甚至擤鼻涕了。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有一天，从来不读书看报的大将，却拿着一张报纸，神神叨叨地满学校乱窜，“我要平反了，我要平反了…”

他见人就拿着报纸给他看，“看看吧，我不是大将，他才是，他才是…”

连学生他都不放过，语无伦次地说：“我不是大将，他才是…我要平反！”

报纸上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很多人，下面的内容是“为促进祖国统一，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

校长奇怪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愤怒地举着报纸，一反平时见了校长的局促，对着校长咆哮：“这个人，看清楚了，中间的这个人，他叫黄维，他是国民党的大将，我他妈叫黄伟，我不是、我不是大将。我要平反。”

从此以后，大将就天天找政府部门，找教育局，找校长，他要平反。可是，经过各级部门的调查，找不到大将被打倒的证据。没有被打倒过，何来平反一说？

“不行！”大将不干，他认识的领导多，他一个一个地找，“我当年就在你旁边，你戴高帽子，我也戴高帽子；你坐喷气式，我也坐喷气式。你平反了，我却平不了反？为什么？”

他天天戴着尖尖的高帽子，坐在学校的大门口，铃也不打了，水也不烧了，树枝也不剪了，一天到晚就这么坐着。一直到我小学毕业，他还在那儿坐着。

火车（之二）

“哐-当-当、哐-当-当…”，火车的声音，由远而近，“呜—！哐当哐当哐当…”。

声音像河里的波纹，哗地上来了，又哗地下去了。

火车也一样，哐当当地近了，又哐当当地远了，隐隐约约听到“呜…”，火车头上的大灯亮得像太阳，照得地下的一根稻草都看得见。大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得让人觉得有些心慌时，它却呼啸而过，离人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投入到更深沉的夜里。唯独隐约的哐当声，还在耳边不停地响着，不知是幻觉还是现实。

天地都睡了。铁道边，绿树成荫。夏天，蛙叫蝉鸣；冬天，朔风呼啸。铁轨的撞击声，规律的、悠远的，在空气中一点一点地扩散，直至虚无。我常常在想，这样的声音，会飘渺到哪里呢？

半夜、三更、子时归，它最终会消失在哪里呢？

我跟着爷爷在铁轨上走着，他边走边用手里的长把钳子夹出枕木下、道渣石里的煤渣，扔进斜挎在肩上的帆布包里。陈旧的帆布包上隐约能看到三个人头，那是拿着工具、戴着墨镜的工人；搂着一捆麦穗的农民；扛着钢枪的解放军战士。三个人共同拿着一本大书，“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还隐约能见。

我们这里出产矿石，都是岩石一样的巨石，被火车运到其他地方，据说能炼出各种神奇的东西。

对小孩子来说，石头能炼成金属，已经很神奇了。而更神奇的是，铁道上怎么能生出煤渣呢？爷爷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我们沿着铁道一直走，就到了尽头，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工作。他们把矿车运来的矿石卸下来。所有的矿车都是人在推。每个矿车三个人，推车的人都把头埋得很深，用肩膀推车，看不见他们的脸，却能看见蹬在枕木上的腿脚，虽然慢，却孔武有力，那个力气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矿车在轨道上运行，不会走错路，所以他们并不抬头看路。一辆接一辆的矿车，从远山里推出来，为了减少坡度，转了一个大弯来到平地，那缓慢却坚定的步伐，显得异常沉重而壮观。上学后，我在美术课本上看到“伏尔加河的纤夫”的油画，马上就想到了他们。

推到地方以后，他们就气喘吁吁地站在旁边擦汗，爸爸们就开始卸矿车上的矿石。卸完以后，推车的工人把矿车往回推，这时候他们就轻松了，并不是三个人一起推，而是两个人跳到矿车里，让另一人推着；或者，一边一个人，轻松地用手推着矿车走，另一个人则袖着手，缓缓地跟着，像个无所事事的少爷。

矿石堆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火车的铁道就像地里的铧犁一样，把广场从中间犁成了两半，铁轨低低地躲下面，像犯了错误的人，不敢抬头。

火车“哐当当”地停在铁轨上，就像钻进了地道，显得一点也不威风了。可是等工人们用推车往火车上装矿石时，才看出来，火车低得那么恰到好处，工人们在广场上搭的跳板，正好担在火车车厢的上部，工人们通过跳板，平平地将推车推到车厢边，推车一倾，矿石就轻松地倒进了火车的车厢。铁轨哪怕高一点点，推车的人都会很费劲的。

看到这个情景，爷爷不由自主地感慨：“能人啊，真是能人啊！他怎么就想得这么周全呢！”

中午了，我们来到了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工棚的地上放着一个硕大的电炉子，爸爸把电炉的闸刀推上，轻微的嗡嗡声就传了出来，这是电流的声音，不一会儿，电炉丝就红了。妈妈把桌上的饭盒放在电炉子上，拿点热水倒进饭盒里，用一双竹筷子轻轻搅动着饭盒里的菜，不一会儿，香味就传出来了。

爸爸妈妈中午回不来家，爷爷不会做饭，社会上没有卖饭的地方。所以每天中午我们都在父母的单位吃饭。妈妈头一天晚上多炒点菜，第二天上班时带着，到中午时热一下，全家就在这里吃了。

据说，单位的自来水是工业用水，多喝对身体不好。不知为什么，这里的水熬出的粥却极其美味，很多人都在单位上熬粥喝。也许是有什么矿物质的原因吧。

我们每天中午饭都是馒头就菜，喝着美味的粥。馒头是家里提前蒸好，我和爷爷带过来的。

我家开始吃饭的时候，其他工人也开始热饭了。爸爸照例敲着饭盒让人：“嗨，辣子鸡丁，尝一尝，尝一尝。”

照例没有人坐过来：“你慢用，你慢用。我今天是丸子冬瓜汤，泡窝窝头吃。”

妈妈也客气：“我昨晚熬了几条小黄鱼，才学着做的，大家尝一下给提个意见，看做得咋样？”

“不了、不了，我这点酸菜粉条是前天做的，今儿吃不了就该倒了。”

随着叮铃哐啷的热饭声、吃饭声、洗碗声，烧得透红的电炉子终于关了。大家都顶着一头汗。有人开始找地方午睡了，闲着的人边擦汗边把大开的门窗稍微关一点，省得睡着的人被风吹着。

爸爸的徒弟不睡午觉，他小声问爷爷：“您一天能拾多少煤核？”

爷爷说：“小半袋。”

“不少了。”直挺挺躺着的王叔突然说道。我以为他睡着了，被吓了一跳。他继续说：“这一天家里用煤就够了。”

“夏天够，冬天还是不够。”爸爸小声插话道。

坐在角落里织毛衣的张姨说：“我听说明年就要改内燃机了，如果改了内燃机就没有煤核了。”张姨老公是矿山的火车司机，她很为这个骄傲，不管说什么事，都要往火车上扯。

“那不一定，”爸爸的徒弟不相信，“这么多火车头，怎么可能一次性换完呢？矿上有这么多钱吗？”

“这不是钱的事，这好像与环境污染有关系。”张姨说。

“一个火车头，冒点黑烟，就污染环境了？瞎扯淡。”王叔的头在长条凳上晃荡，长条凳发出哐哐的声音，我真想看看王叔的后脑勺上有没有被撞出了包。

“管他呢，”爸爸一边用纸条卷着烟丝，一边说，“大不了就不捡煤核了，又不指望这个生活。”

“内燃机是烧什么的？”妈妈好奇地问。

“柴油。”四五个声音一起说道。

“这确实是瞎胡闹，咱们这里有煤，却不让用烧煤的火车。用烧柴油的车，还得花钱买柴油吗？”妈妈似乎想不通了。

“是这个理儿。”不知谁在暗中说了一声。

不过我却听明白了，原来火车是烧煤的，难怪铁道两边有那么多没有烧透的煤渣。

“咱们在铁道边放上罐头瓶子，不就能收回来柴油了吗？”我突然开窍了，不由自主地说。

大家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好办法，”躺着的王叔坐了起来，“我家的罐头瓶子全都是你的，你随时可以去取。”

“收不上。”张姨拍拍我的脑袋，“内燃机比蒸汽机严实得多，一滴油都不会出来。”

一直趴在桌子上的老蔫抬起了头，他问爸爸：“老羊，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六十八，三级工。”爸爸说。

“嫂子呢？”

“也是三级工，六十九。”

“什么什么什么？”爷爷不干了，“都是三级工，你怎么还没媳妇多呢？”

“去年我俩一样，都是六十九。今年我不是提干了吗？干部的三级比工人的三级少一块钱。”

“哦！原来如此。”大家明白了。

爸爸的徒弟试探着问老蔫：“我听你老乡说，你们老家包产到户了？”

“是啊。”

“这是好事呀，不知我们老家怎么样？如果也包产到户了，我就回去了。”一直听着的爷爷说。

“嗨…”老蔫却勾下了头。

热心的张姨问他：“怎么了？有什么事吗？见天儿勾着头。有啥事儿说说，看大家伙儿能不能帮帮你。勾头纳闷管什么用？”

“嗨！”老蔫又长叹一口气，说，老家今年开始土地承包，公社和大队的农具、牲畜都要分给各家，他忙得没有时间请假，结果媳妇只分到了一头半死不活的小毛驴，一天到晚卧着，别说干活了，站都有点站不稳。

“那你回去看看吧！”热心的张姨催促道。

“没钱，”老蔫一直低着头，我看不到他的脸，却能感到他的压力。他的这个样子，让我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了负担，沉甸甸的。

“你需要多少钱啊？”王叔干脆不睡了，一屁股坐在床上，盘着腿问他。

“村里的兽医说了，这驴在公社时就蔫得很，一直没找到治疗的办法。如果想找到毛病就得去镇上。看病起码得三十多块，来去两天人吃驴嚼最少十块，一天又看不完，在镇上住两天，大车店又是十块，再多预备一点，还得十块…”他摇着头说不下去了。

“你就没存点？”爷爷小心地问他。

“他存什么呀，左手进右手出的，”爸爸的徒弟抢着说，“去年他娘住院，今年他爹去世，他拉的饥荒还没还完呢。”

“不管怎么样，你得回去一趟，这可是大事，”王叔豪爽地说，“我刚才算了一下，你也就缺个六十多块钱，我借你二十，老羊是双职工，条件好一点，也帮一点，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

“没问题，”爸爸说，“我也借你二十。”

“还有我呢，我借你十块吧。”爸爸的徒弟说。

“算了吧，你那点工资吃饭都不够。我去求求老乡吧。”老蔫感激地对爸爸的徒弟说。

张姨放下手中织着的毛衣，站起身来，在裤子口袋里翻出一个洗得透明的花手绢，从里面拿出两张一块钱，递到老蔫面前，说：“你别嫌少，我们虽然也是双职工，但是火车司机的工资低，我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了。”

“火车司机的工资低吗？”王叔有点不相信。

爷爷打断了他们，说：“不要求这么多人了，干脆就把我的一百块钱借给你，反正你也是要还的。”

“那不是你做棺材的钱吗？”妈妈问。

“棺材啥时候做不行？明年做也可以。”

“我看行，”爸爸说，“干脆就借我一家的，省得到处求人下话。”

问题解决了，大家的情绪好起来了，老蔫的苦瓜脸也不太苦了。大家的话题也活泼了起来。

爸爸的徒弟问王叔：“听说你在内蒙古的露天煤矿干过，露天煤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他们把巷道的上面挖通，透出天来就叫露天煤矿？”

“什么呀，”张姨抢着说：“露天煤矿就是把煤层上的土挖掉，把煤露出来，就叫露天煤矿。”

“差不多，”王叔说，“只要是煤层埋得不深，而且煤层比较厚的地方，就把煤上面的土和岩石挖掉，把煤层暴露出来进行开采。”

“这样采煤，不容易出事故吧？”爸爸问。

“对，这样挖煤，安全、煤尘少，得矽肺的人也少。但是，有时候地下水会被挖出来，加上下雨的雨水，积攒下来，让人在烂泥里工作，也很不舒服。它对土地破坏也很厉害。”

“看来什么事都有好有坏。”爷爷插话说，“我当年走西口，去过山西，你别说，山西的煤矿可是真多，什么样的煤矿我都见过。最让我难忘的是，在靠近大同的一个地方，他们挖出的煤能吃。”

“啊，还有能吃的煤？”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呼。

“好吃吗？”老蔫的嘴张得老大，我赶快咽了一下口水。

“不知道，”爷爷摇着头说，“我当年走西口是去内蒙古贩牲口的，和煤矿不打交道，但是见过的、听过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张姨插话了：“听我家掌柜的说，东北有一种煤，不能提前挖出来，要先用土埋着，一旦全暴露出来，很快就着了。一根火柴就能点着。”

“那怎么往外拉呀？拉着拉着火车着了，那可真成火车了。”妈妈不由自主地笑了。

爸爸的徒弟也说：“让你们掌柜的开火车的时候多往后看看，别什么时候熟了都不知道。”

“去你娘的腿，你才熟了呢。咱们这里有这样的煤吗？以后我老公开柴油烧的车，又安全又干净。”大家一阵哄笑。

爸爸的徒弟问爸爸：“师父，你说煤炭重要还是石油重要。”

这句话把爸爸难住了，他沉吟良久，说：“石油可能在工业上用处大点吧，要说日常生活，我还是觉得煤炭重要一点。你看，煤炭在家里就能很方便地做饭、取暖，要用汽油、柴油、煤油就不太方便了。”

“就是，”妈妈说，“一般人家连装油的东西都没有。哪里有这么些坛坛罐罐呢？”

“那你就不知道了，”张姨生怕被别人打断话头，抢着说，“我去年回省城的时候，在我姐的邻居家见了一个液化气罐，有这么高，这么粗，”张姨用手比划着，“像个炸弹一样，用一节橡胶管接在一个火炉盘子上，把罐子上的阀门拧开，点一根火柴放在盘子上，一拧开关火就着了，一直是旺火，不用添柴加煤，你不管它，它就一直那样着着，一直旺得很。不冒烟、没味道。”

“我不相信，编什么编？”爸爸的徒弟满脸质疑地说。

“我也不太相信，那得是多大的罐子，那火还能一直着？又不是孙悟空的三昧真火，烧不完了？”王叔有理有据地发问。

“就你比划的这么大一个罐子，能做熟一顿饭吗？”妈妈笑着问她。

“我也有点不相信，罐子里装的是什么？用完了怎么办？”老蔫慢吞吞地，边想边说。

其他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明显感觉到没有人相信张姨的话，沉默代表了大家的态度。这个东西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就在张姨面红耳赤、磕磕绊绊地解释时，我大声说：“我相信！”

这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啊，我真希望它是真的。

张姨感激地抱着我亲了一口…

老蔫从老家回来了，他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玉米、土豆、大豆，还有剥了皮的、煮熟的麦粒，柔柔的，别提多好吃了。

妈妈问他：“驴治好了？”

“嗨，没有病。”老蔫难掩兴奋地说，“怀孕了，所以一天到晚懒洋洋的，都以为病了。我们那的几个兽医都是二把刀，愣没检查出来。”

“现在怎么样了？”爷爷担心地问。

“我刚进家门就生了，你说巧不巧？就踩着我的脚生的。”

老蔫解开外衣的扣子，像挠痒一样从里面的口袋里，窸窸窣窣地掏出一叠钱。他往手指上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当着爷爷的面，一五一十地数了起来。

爷爷在旁边哎呀哎呀地客气，“急什么呀，不着急的。”

老蔫把钱放在爷爷手里，爷爷推了几下，推不动老蔫，就把钱装进了口袋。老蔫赶快说：“数数，数数。”

爷爷说：“不用、不用，都是自己人，信得过、信得过。”

爷爷看着地下的一堆东西，客气地说：“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大老远的路。”

老蔫兴奋起来：“大伯，实话告诉你，这包产到户的政策就是好。你看我老婆一个人在家务农，还要带俩孩子，老人不但帮不上忙，还是拖累，都出不了门了。你猜怎么着，我老婆一个人，就靠她一个人，还要管小孩、还要管老人，她居然一年把两年，可能不止两年，的庄稼给收了。现在家里的粮食都快堆不下了。不管是麦子、包谷还是洋芋，都是大丰收。今年的天气其实不算太好，她靠自己个儿就把两三年的口粮挣下了。我在外面上班，还没有她挣得多。”

“我的妈呀，真的吗！我的妈呀，真的吗！”爷爷不停地说着这句话，恨不得马上就回到老家去。

爸爸赶快阻止他：“我刚接到老二的信，咱们老家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你回去还是给队里干，一年到头挣的工分不够嚼谷，只会给老二家增加负担。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住着，什么时候分地了你什么时候回去。”

爷爷泄了气，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趁大家去上班的工夫，又带着我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捡拾铁路上的煤渣…

好多年以后，爷爷去世了，爸爸妈妈也跟着我来到了城市。矿区的火车在我离开时还是蒸汽机。每天都有人沿着铁道捡拾煤渣，他们低着头走路的样子很像爷爷。虽然我知道不是，但是却愿意停下来，远远地张望一下。看看这些捡拾生活的人，我有时觉得他们很像电视里看到的，一步一个长头，虔诚地去佛教圣地朝拜的圣徒。

我不知道为什么，经常会在梦里听见呼啸而过的火车，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清晰可见，尤其是在火车走远后，那隐隐约约的汽笛声，时常萦绕在我脑海里。

哐当当、哐当当。呜…！这童年的记忆，真的要伴随我一生，直至我离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