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满怀遐想和敬意地提起“希腊文化”时，指的就是伯里克利统治希腊的30年，好的制度所挖掘出的自由的力量，散发着动人的光辉，耀眼至今。
伯里克利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激进派，所以能兼顾所长，营造了有利发展的外部环境。
听取激进派的意见，他利用海军掌握制海权，以确保并扩大雅典市场，从而增强雅典的经济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努力维护与波斯、斯巴达之间的友好关系。考虑保守派的合理成分，他也把斯巴达看做与波斯一样的假想敌，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和斯巴达之间的较量表面化，同时在这一时期想方设法削弱斯巴达的力量。
着眼于平等的改革和宽松气氛的营造让国内气象一新。
他规定除了必须拥有聪明才智和实践经验的军队和财政的重要负责人之外，其他所有政府官员、行政和军队的负责人统统在市民大会上通过抽签产生。还规定了所有这些公务员在担任公务期间政府要向他们支付日薪。理论上，之前的雅典也给了全体市民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每天的口粮。所以对他们来说，即使当选了政府官员，也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公职。因为所有公职都是无偿的，而伯里克利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伯里克利免费向市民开放了当时雅典市民最主要的娱乐场所——剧场，经费从国库中支出。他还着手实施宏大的再建工程——要在波斯战争中遭破坏后尚未修复的雅典卫城原址上，建起比以前更漂亮、更壮观的神殿和剧场。
敞开国门、求贤若渴让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实现飞跃。
对于外来人，不问职业，只要是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不授予他们市民权，一律以“内需”的名义酬谢他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等纷纷来到雅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捷径，因为在雅典获得承认意味着飞黄腾达的将来。希腊哲学中心从其诞生地爱奥尼亚转移到雅典就在这个时代。雅典在政治、经济、海军力量以及文化方面成了希腊的代表性城市。
以下的话相传是伯里克利所言：
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
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市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
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
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市民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