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中自杀。他的后半生以这样决绝而暴烈的方式开场。“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颈脉，双手手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凌厉而坚决，不是冲动地死，而是有备地，心意已决地自戕。
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开始就是痛苦的，眼泪始终含在眼眶，压抑而愤懑，甚至还有一丝惊惶。但更令人觉得悲戚的是，对于人生悲剧的走向，沈从文有着精准而清晰的预判，因此，他的惊惶甚至比读者来得还要早一些。
1947年，内战正酣，绵延的战争中，他已经开始对民族命运的复杂走向和文学艺术的延续感到极端忧虑和悲观，在书页中写：“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沈从文所指的文章，是指自己正在校改的一本出版于1928年的旧书《阿丽思中国游记》，自然也是指自己的其他小说。1924年开始，沈从文陆续发表了《长河》、《边城》、《月下小景》等一系列作品。1936年，《边城》的英译本由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及其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翻译并连载于英文刊物《天下》上。而后，1947年，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的大地》的沈从文小说集，其中也收录了另一翻译版本的《边城》，英文译名为The Frontier City。
显然，那个时刻，这一切已经不算做意义。那时候的沈从文已经看清，时局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走向，把自己排除在外的走向。他既觉得恐惧，又觉得无力，“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在时代一切价值重估情况中，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这其中自然有的是悲剧。”
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文章，写：“文学上，沈从文是‘桃红色’的代表”，“更为严重的政治上，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曾使他万分忧惧的力量，一点一点逼近，白日惊沙迷眼前，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仍要落下。
时代的变化，看似缓慢，实则迅速，惶恐和惊惧犹如黑云，日复一日地压过来，庞大的斗争近在眼前，要在新的世界中重塑观念和自我，慌乱而紧迫的激流中，沈从文慢慢吞吞，又战战兢兢，却仍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更逼人忧虑的是，似乎只有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周围人都迅速顺应了时代，轻而易举地重解自己，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写：“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
激烈的矛盾和痛苦摧毁了他，他觉得自己别无他路。张新颖老师在书里总结这一段精神的摧残时写：“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其实不仅仅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新的时代确确实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这样的境地，让人不免想到竹林七子中的阮籍，青年阮籍有济世之志，在广武城发出：“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慨叹，但时局动荡并不由他的志向左右，司马氏专政之后，他恍然发现，世事已不可为，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而他一夕之间变成了站在岸边的人。在不甘和失意的时刻，清醒就成了一种折磨和惩罚，于是才有“但愿长醉不复醒”。后来人们看魏晋风骨，是崇尚那种竹林中的落拓和风流，但对当时的文人名士来说，那终日酣醉的放逸背后，却实则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间的悲哀、痛苦、苦闷和抗争，是实实在在的“穷途之哭”。
但沈从文又有所不同，他最终仍是不愿长醉。那次自杀未遂之后，沈从文自觉地断绝了文学写作，一方面，他写：“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
但另一方面，他又将全部精力地投入到大量的文物工作中，几乎是从零开始承担起多个品类的文物史学的梳理工作。大悲之后，他仍然抗争，仍然挣扎，仍然决定要为生命本身赋予意义，从心、从文。
于是，这样一个几近破碎的沈从文，有点软弱、固执、老套，自怜自艾，一开始精神就被摧毁掉的沈从文，最终却挺过了更加疾风厉雨的历史，他活到了1988年，写出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系列厚重而具有开创性的文物专著。在连年累月的文物研究工作中，他找到了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其卷入“热闹”的洪流中浮沉，不如沉静下来，只做眼前事。
“我要求极小，只是让我回到那个二丈见方原住处，把约六七十万字材料亲手重抄出来，配上应有的图像，上交国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
他依靠漫长地、专注地工作稳住自己，也依靠这种牢固而古典的创作和创造来抵御精神的沉沦，“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从而，屈辱与苦难是时代的一边，而创作与劳动是历史的一边，他沉浸于永恒不衰的历史传承中，重建了自己的价值。
1982年，英国《龙的心》摄制组到沈从文狭小的寓所进行采访，他又再次提起说：“我一生从事文学创作，从不知道什么叫‘创新’和‘突破’，我只知道‘完成’, ……克服困难去‘完成’。”“……我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关于这种“智慧”，我们可以结合张新颖老师的另一本书《九个人》 来更进一步的理解，那本书里，她提起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设计是一幅小画，是沈从文在1957年五一节画的上海外白渡桥上的游行队伍和黄浦江里一只游离的小船的即景图。“这幅图的位置关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读成一个隐喻，隐喻他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在时代的大潮有力而强烈时，沈从文就如那只游离的小船，自觉地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偏僻而不被关注的角落里，既清醒地观望世界，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脉络。
个人与时代，文学与世界，总是有着复杂而激烈的联系，古希腊传统强调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描绘和再现，中国哲学中也往往强调人与世界合二为一，相互交融。但从古至今，却没有人能回答一个问题，如何能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甚至是轻视你的价值的世界里仍然保有自我的持守，如何能在精神世界被损毁、几乎全面溃败之际，仍然能保存个人的情和志。
知足不辱，为而不有，这大概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在苦闷而困顿的境地里，在暗无天日的、长久的折损人的尊严的苦难中，他凭借一种去“完成”的智慧，凭借朴素而沉默的努力，最终超越了受害者的身份，跨越了历史的激流，去关照文学与历史的大生命。
因而，也走进了更宏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