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或许无法确切地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其画面绝对称得上诡异：无处不在的眼睛，凝视着你，打量着你，审视着你，生出被包围的窒息感。
和所有的好散文应当具备的基本特质一样，这本书的语言很美，如诗行。又很冷峻，锋利。讲述的内容很痛苦，甚至可以说是心惊胆战。
我没想到，现在还能看到探讨这个主题的文章：关于集权，关于压迫，关于自由。据说这个主题贯穿她所有的作品。她从没放弃这段沉重的背景，当然她也逃不开：“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杀不死我的，那就正面硬刚吧。
小村庄，沉默的家庭
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小村庄，这里远离城市，却没有远离政治。她的家族属于“德裔少数民族”，即使已经在此生活了300多年，却仍被视作异乡人。二战之后，这个村庄更是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之下。
小家庭里也没有爱与温暖。每个家人都有过悲惨的经历：曾是首富的外公被清算没收所有家产后，守着自己的发票和表格；外婆抱着空空的手风琴盒思念战场中被撕碎的儿子；父亲沉迷于酒精，“没完没了地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地喝倒”；母亲无法走出集中营里被剃光头和挨饿的记忆，如今又沉湎于丈夫酗酒的痛苦……
沉默，是这个家唯一的语言。
母亲曾递给小米勒一把大刀，让她去阁楼里切一片熏火腿。妈妈不会担心孩子拿着这把刀去干点别的什么吗？小米勒故意拖延时间，回来时发现母亲毫不在意甚至漠然。
在山谷里放牛的米勒，无数次看着辽阔的天空和草地，问自己，生命的意义。
如果说童年的压抑与窒息是朦胧而困惑的，长大后米勒所受到的压迫与威胁却真实而触目惊心。
柏油路，秘密警察
当米勒终于离开偏远的村庄，来到了有柏油马路的城市，接受教育，开始创作。她揭露并反对罗马尼亚的集权政治，被当局盯上。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是荒诞而真实的。《1984》里来自“老大哥”的监听、恐吓、利用等，都曾在她的生活里上演：回到家发现有人来过，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门锁形同虚设；幼儿园的孩子模仿“领袖”，痴迷颂歌；被秘密警察谋杀的尸体被拒绝尸检，官方的结论是自杀；昔日挚友是秘密警察派来做说客的……
哪怕到最后，离开罗马尼亚通往匈牙利的火车上，秘密警察还不忘“尽职”地提醒她——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找得到你。
她曾“实习”过死亡：在河岸捡起两块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试图安静地脱离人生苦海。
尴尬的身份，艰难的表达
她的小说和诗歌，永远围绕压迫、流亡和独裁。她说自己是个”死咬不放”的人。她让我再一次确认，文字与回忆，对于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把痛苦说出来，并不会让人解脱，忘记反而是更安全和明智的选择。正如她故乡的人、家人，都保持着沉默。只有米勒在书写，在记忆的血肉里斧凿刀刻，鲜血淋漓。
她为被压迫者书写，为流亡者书写，但不被理解。村里人在街上遇见赫塔·米勒，会朝她脸上吐唾沫。母亲进城来找女儿，流着泪说：“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他们共享着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已背道而驰。
罗马尼亚人说她玷污祖国，德国人说她沉溺于过去。就连她获得诺贝尔奖，都被批评家说成“贩卖伤痕”“博同情”。什么时候，文学失去了回应现实的能力？就像当年莫言获奖，也有类似的声音，说他有意揭露民族苦难，迎合西方评委的猎奇心态。
双重异乡人的身份本已是尴尬，连表达，都变得如此艰难。
米勒离开了罗马尼亚，但“把过去打包带走了”，她说：“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
齐奥塞斯库早已死了，罗马尼亚脱离了贫穷，当年的“随风飘”们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但这并不能阻止米勒继续写作。米勒说：“因为我怕，所以我写作”。诗人，是不是这样一类人：越恐惧，便越深刻？她还说，“人与灾难是无法和解的”。
能不能不再纠缠于过去，去写点别的呢？
“我没有选择”，她说。
她像加缪笔下的人：在荒诞的世界里做自己的孤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