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建了八国联军破坏后的京师大学堂，以小学、中学、大学取代了中国传统的私塾制度，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建立中国学制的“现代化”。被后人称之为“中国大学之父”，他就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先驱——张百熙。”
张百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积极引进西学，兴学堂，废科举，定学制，在中国近代化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他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学制——《壬寅学制》，规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
张百熙是近代中国教育舞台中的重要人物，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重建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维新运动的产物之一。1900年，京师大学堂受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破坏，大学堂的校舍、图书和仪器设备大多被毁，被迫停办。
1902年，为了缓和国内对压制维新运动的不满，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即刻着手进行学堂未来规划发展。复建京师大学堂是身为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张百熙从多方面入手，采取得力措施，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
首先，增建校舍，扩大学堂教学面积。张百熙指出京师大学堂作为一国的中央大学，办学的规模事关国家的声誉。并且未来学堂还会陆续增加工业，医学等学科，现有的校舍不足以容纳未来的发展。且校舍也遭遇了破坏，张百熙只能到其他地方重新选择校址，经过精心勘察，最终选定戊戌时期强学会会址。
新的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但办学经费又是一个难题，建筑费与图书、仪器设备的购置费用高达三十五万两白银。此外，京师大学堂还需要维持日常运转所需的常年经费。
20世纪初的清政府国库空虚，单纯依靠清政府拨款是不可能的，张百熙只能另想他法筹措办学经费。其一是将京师大学堂停办之前的教育专款重新用作办学经费。其二，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规定由沙俄修建一条中东铁路，为此每年给付清政府白银35万两，张百熙申请将这笔钱拨充大学经费。其三，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是专门为各省培养人才的，因此各省理应支付京师大学堂经费。
张百熙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办学理念在今天的办学实践中仍然具有很高的操作性，京师大学堂的经费得到解决。
为全国人求师
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由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任”。
他经过多方了解，认为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之任”。吴汝纶不肯出任总教习一职，张百熙穿着朝服主动登门长跪不起，为全国学子跪拜求师。此举令吴汝纶十分感动，答应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张百熙还聘请了许多知名学者来京师大学堂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王瑶舟、严复、蔡元培等均被张百熙聘用，先后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先驱。他还整顿一些滥竽充数之人，有背景但不合格的教师均被辞退，此事在京师大学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正是因为张百熙重视人才，形成一种良好的人才选用机制，从而使得京师大学堂后来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
推进学制改革
张百熙在重建京师大学堂时，提出五条大纲，其中有一条是“预定办法”，也就是制定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大学堂等级学校的章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产生极大的思想震动，在他人还震惊“泱泱大国”竟落败于日本时，张百熙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找寻日本崛起的原因并向之学习。故而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高潮，希望能够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
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认为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思想，徒有其表而没有领悟其中的精髓，于是向张百熙申请去日本考察学制。在日本期间，吴汝纶观察各类各级学校，从课程设置到校舍布局，从课堂学习到实践，凡是和教育有关的一切都是细致考察的对象，并和日本教育专家探讨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问题。
考察期间，吴汝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写信汇报给张百熙，张百熙召集名流大师和京师大学堂教职员结合吴汝纶提供的材料，根据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的制度集中体现了张百熙的教育思想，该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性、完整性的全国学制系统，对各类各级学堂的课程教学、培养目标和考试选拔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壬寅学制》包含了近代教育的思想，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征程。
废科举，改革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文化和考试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渗透到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中。作为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到清朝末年已是流弊百出，成为影响新式学堂发展的重大障碍，也逐渐成为阻碍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制度因素。
1898年，张百熙上书光绪帝：变科举，采用分场考试法，在乡试会试中加考地理、商务、刑律和制造等学科。张百熙还将科举制度和新式学堂作了比较，他认为：科举与学堂相表里，科举能够发现人才，学堂能培育人才；科举能快速取得成效，招揽人才，学堂自小教育，注重实践培养；科举只追求文采，却无法考核品德，学堂从始至终都注重德行。
张百熙还指出从科举之中选举出的人才太少了，一个省市数万的读书人历尽乡试、会试，最后只选出几十人，而且选拔出来的人不通实务，对外界了解的不多。科举录取的人不能为国所用，却又不得不用，要克服这些弊端，就必须从选拔制度上进行改变。
出任管学大臣后，张百熙深刻认识到科举不废，新式学堂和传统私塾无异，于是在废除科举的问题上，张百熙态度更加坚决。他多次拜访政务大臣，详细列举科举弊端，最终获得多数人支持。
1905年，在张百熙努力之下，在中国沿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张百熙虽是由科举走上仕途的，但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也开始了对八股、科举的摒弃，直至促成科举制度的废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
纵观张百熙的一生，虽未能实现教育救国的宏源，却是积极实践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呕心沥血进行教育改革，重建京师大学堂，制定《壬寅学制》，不应该被人为的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