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知识界开始构建近代科学体系。当时德国地质学大师李希霍芬曾这样评论：“中国士人资性聪明，在科学上可有成就；但其性不乐涉跋，不好劳动，故于地质学当无能为力。”加之社会上的种种误解与歧视，并没有影响中国早期地质工作者的努力奋进，凭借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努力，他们迈出了一个个坚实的步伐。
从1913年开始，以丁文江领导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曹云祥、吴宓组织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朱启钤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四大学术团体 ，包括翁文灏、李济、章鸿钊、裴文中、赵元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董作宾、梁思永、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等等这些璀璨群星都是这四大的组织成员。
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他们从传统中国的母体中分娩出来，却逢上一个思想开放的时代。他们既有国学的根基，又获得了现代视野和专业的学术训练，信赖科学，崇尚行动。
经过数年时间的摸索和打磨，从“借镜”到“独立”，使“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汇成川流，结出硕果。周口店北京人头骨的发现，殷墟的发掘，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小屯山文化“三叠层”的发现，及齐家墓葬的发掘，彻底粉碎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通过科学的方法，参考宋代李诫《营造法式》发现了山西五台县佛光寺，驳斥了日本学者“中国唐代没有木构建筑”的言论......这些伟大的发掘发现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那一代人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忠诚实践者，留下了“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的世纪回响。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