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单就仕途而言，苏东坡无疑是失败的，败的原因何在？其弟苏辙一语道破天机:“独以名太高！”有道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说起来难听，但也道出了部分真理。
苏东坡名从何来？仅仅是源于他的才华吗？非也。除实力所致外，来自文坛泰斗的青眼，来自皇帝的奖掖，来自那个时代对文人的宠爱。
名是利器，可成就你，也可毁灭你。对一个天真任性，活得无遮无拦、不知自保的文人来说，赫赫声名是堪忧的；若想活得自在，莫立于高处，林下之风，清爽宜人。
当初，苏同学进京赶考，遇到的主考官是以奖掖后进著称的欧阳修。史载：欧阳大人“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这一“犹疑”好耐人寻味，欧公做事向来率性而为，这一次所为何来？
欧阳先生兴犹未尽，对好友梅圣俞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让他出一头地。三十年后，无人再谈及老夫也！”他不知道这番话的后果，他激赏的这位贤才，三十年后被一路贬谪到海南岛，差一点死在那蛮荒之地，弹劾他的人中就有嘉佑二年科举考试中满怀忌妒的吕惠卿和章惇同学。
不是“成名须趁早”，而是“成名忌太早”，所以后来明代的名臣顾璘吸取教训，重新审视如何对待少年天才张白圭的问题，结论是:但置他几年。又曾想，晋代的江淹曾为自己编造了一个“江郎才尽”的故事，传得人尽皆知，骗世人上千年，实是天下一等聪明人啊。
接力赛还没完，宋朝最好的皇帝仁宗赵祯也不淡定了，制科得了苏轼苏辙两兄弟，马上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吾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之才！”
他这金口“预”言迅速传遍天下，两位未来宰相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风光之后是一路坎坷，从此苏氏兄弟升迁的道路上是阻碍重重。嫌他们碍眼的人不容他们在朝堂立足，新旧党不懈地排挤打击，最终两位“宰相”也没能登上相位一展才华抱负，只落得半生流亡。
明朝的少年天才张居正运气倒挺好，他13岁去考举人，遇贵人”相助”，本该录取为乡试第一的，结果名落孙山。内幕: 湖广巡抚顾璘奇其文，认为他是大才，只是太年轻，不宜过早入官场，必须受些磨炼方可成国器。于是张白圭同志落榜了。
事实证明，顾巡抚的做法是对的，张居正同学后来踏入仕途果然沉稳了许多。《明史》载：张居正为人“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嘉靖末年，权倾朝野的严嵩终于墙倒众人推——倒台了，然后徐阶退休，高拱离职，张居正终于大权在握，然后开启了他绸缪已久的改革，开始了他辉煌的十年，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盛世，那是一个应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代。
张居正精研古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实际，推行“一条鞭法”，厚积薄发，政令通达，“治大国若烹小鲜”，在大明朝每况愈下的关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改革，在政坛大放异彩，泽被天下苍生。
苏轼也改革，但是只从一时一地小处着手，谨慎下刀，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他知道千疮百孔的大宋朝经不起大刀阔斧的折腾。
他们俩都是苍天不拘一格降下的人才，不同的是，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放异彩，张居正在政治领域建立奇功。
张爱玲说“成名须趁早”，那还是因为未来格局小。东坡先生后来反省说“我被聪明误一生”，其实不确，应是被成名太早误一生。成名太早，还没有准备好。没有做足韬光养晦的功夫，等补齐了年轻时落下的课，抬头一看，健康不再，来日无多，最佳的治国平天下的机会都过去了。
说到这里，该收收了。有人说中国的文学可以概括为“官”、“隐”两类。想想还真是有丁点道理。偶本来想在此文结尾说一说两个纯文人，一个是陶渊明，一个是曹雪芹，满含着热情准备落笔，忽然想他们又何尝真的纯粹呢？他们好像一个呼喊着“田园将芜胡不归”，由官走向隐；一个站在京城西山脚下“假作真时真亦假”，以隐士的情怀演绎着官，他们不都游移在官隐之间吗？
那么，张居正算纯粹的文人吗？文人被打磨掉了天真就不能叫纯文人了吧？其实，他是以雷霆手段做着一篇叫“政治”的大文章，“一号令，朝发而夕至”，志在苍生，志在天下。苏轼是以高情逸致描绘诗意人生的艺术家，他以超卓完美的姿态行走于并不完美的世间，致力于营造一座灵魂的圣洁大厦。这一工程的完成凭什么？——有答案: 凭“才太高”！
……
聊为一家言，博君一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