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初。台湾。夕阳悄然下坠，一团红晕已经褪为淡红。微弱而又温暖的光芒，照向北投路70号的那幢小楼，显得是那么的孤寂凄凉。晚风拂来，宽敞庭院中花草微动，浅叹低吟，似乎在轻诉院中这片令人感伤的晚景。

夜幕下，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站在窗前，慈祥而锐利的目光遥望向西北的方向，久经岁月沉淀的目光充满了沧桑，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谁能想到这位满目沧桑的老人，就是曾经那个声威显赫手握重兵的气宇轩昂风流倜傥的少年将军张学良呢？

当时的张学良意气风发，满腔的雄心壮志，正欲大展宏图搏击蓝天之时，一场突发的事变却让他的政治生涯戛然而止，如彗星划过一般，跌入了永无止境的黑暗深渊。

这一切，还得从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开始说起。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抱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战不力。

早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感的张学良，起身慨然陈词，严正声明要求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联合抗日。

不料，蒋介石一听，大为恼怒，骂张学良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

并宣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产党之前，决不轻言抗日。并且愤怒地对张学良吼道：‘攘外必先安内’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你们决不可被共产党蛊惑。”。

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考量，他们深知这是蒋介石的私心在作祟，而他们两人早已秘密同共产党方面进行过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在西北形成了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抗日局面出奇的好。

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要求他向蒋介石转达联合抗日、互派代表谈判的建议。

这在张学良看来，是利国利民的最佳决策，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在这关键时刻，国共双方就应该一致对外。

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和自己所思所想截然相反，眼看国土不断的沦丧，共产党愿意放下彼此成见积极抗日，这是大智大德，高风亮节，可是蒋介石竟然拒绝了，张学良自然心急如焚。

十天后，张学良赴洛阳参加蒋介石50大寿生日庆典，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

在后来的会谈中，张学良再次进言，要蒋领导抗日，把日寇赶出中国领土，情真意切，热泪盈眶：“我们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来西北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

并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自认对抗日已有全盘规划的蒋介石却一脸愠怒，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拂袖而去之前，声称“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回到西安，一连数日郁郁无言。11月下旬，他在一方面联络红军、十七路军，筹组西北抗日联军的同时，一面又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表达自己请战的决心。

这份载着张学良拳拳之心的信，由专人送到洛阳蒋介石的行辕后，张学良便朝思暮盼，等待着蒋介石的批复。

12月2日，洛阳终于回信，《请缨抗敌书》的信头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可实际上这封书信，却为张学良后来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毕竟是血性军人，第二天，张学良便亲自驾机，飞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同时恳请蒋下令释放以“莫须有”罪名逮捕的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

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且都态度强硬，没说上一阵，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责蒋介石道：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何异！”

张学良的指斥气得蒋介石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盛怒之下，蒋介石的专制再也没有了掩饰，朝着张学良大吼：“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丝毫未被蒋介石吓倒，不无嘲讽地回敬道：“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其实骂你的大有人在，只不过碍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嚷：“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说完，张学良扭身便走。门在身后发出砰的一声猛响。

12月4日，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神情沮丧、郁闷不欢。

拥兵20万的少帅，此时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以及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

12月11日下午5时，张学良接到电话，出席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在临潼华清池举行的告别宴会。

而这也是张学良和蒋介石最后一次正规的交谈，在众位“党国要人”杯盏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张学良因抗日之事，再次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受到蒋的严厉训斥。

36岁的少帅愤然落座，抓住酒杯，连连豪饮，最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厅。

劝谏不成的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只能走上兵谏的道路

当天的晚上，夜很黑也很冷，路上基本上都没什么行人了，只有凛冽的北风嗖嗖的刮在一排排的建筑窗户上，那声音显得狰狞而又可怖。

突然，从夜幕中闪出两道雪亮的灯光，犹如两柄利剑，劈开了沉沉的黑暗。一辆锃亮的豪华“菲亚特”轿车风驰电掣地从街上驰过，直奔金家巷公馆。

张学良拒绝了蒋介石的三个条件，放弃了自由

车上没有别人，只有开车的警卫和自己的长官，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员、西北“剿总”副司令官张学良。此时，他一脸铁青，双手紧攥方向盘，一双眼睛追随着灯光，似乎也要穿透前方的黑暗。

在蒋介石的公馆离开后，他心中的愤怒情绪始终无法发泄。张学良心里明白，这将是他同“最高统帅”之间蒋委员长之间的最后一次争执了。当一切语言都无济于事之时，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唯有求助于另一种方式。

“西安事变”就在这样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囚禁了他，最终虽然得偿所愿，但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却是一死一伤为代价。

张学良终生被囚禁，本是一位威名赫赫的大将军，手握重权，本应该大展宏图与倭寇决战于战场的英雄，却因为这一次的付出永远沦为黑暗。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有无数的革命先辈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也有很多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倾其所有，正如张学良，他的人生看似失败了，终身都是一个囚徒的身份，但事实上他成功了，新中国的建立少不了他的付出，他为国家为百姓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后世子孙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