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二）
太史公司马谈只掌管天文，不负责管理百姓，他生下儿子叫做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在黄河以北、龙门以南耕种放牧。他十岁时开始背诵古文，二十岁时向南游历到达长江和淮河一带，登上会稽山，探访帝禹的坟墓，观赏九疑山，浮船游览于沅江和湘江；随后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在齐国和鲁国都城研讨学问，瞻仰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也曾被困在鄱邑、薛城和彭城，最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随后司马迁进入仕途担任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和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年，汉武帝举行汉朝封禅泰山大礼，司马谈被滞留于周南，不被允许参与其中，最后愤恨生病将死。司马迁赶紧从外地返回，在河洛之间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司马谈紧握着司马迁的手哭道：“我们的先祖自从周朝开始就担任太史，远在上古时代就显功名于虞夏，掌管天文事宜。后来世道中衰，现在要断绝在我的手中吗？你一定要继续担任太史，以便延续我们的祖业啊！现在的天子接千年之统，封禅泰山，但我却不被允许随行，这都是命啊，都是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成为太史。作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想写成的论著。何况世间的最孝，无不开始于孝敬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后立身于天下，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是最大的孝啊！天下人都称诵周公，说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扬周召之风，通达太王、王季的思想，乃至于公刘，尊奉其始祖后稷。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落，孔子修旧起废，写成《诗经》《尚书》，著成《春秋》，现在的学者都以其为准则。自从鲁国获得麒麟后已经有四百多年了，期间诸侯兼并，史记毁弃丢失。现在汉朝建立，海内一统，有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没有记述论载，荒废了天下史文，感觉羞愧恐惧，你可要牢记这句话啊！”
司马迁叩头流泪说道：“小子我虽然生性不敏，但我一定会整理先人全部所见旧闻，不敢有丝毫缺失。”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他开始着手整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五年，正是汉太初元年。在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这天，汉朝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把农历一月作为正月，汉武帝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仪式，以便让诸神接受瑞纪。
太史公曰：
“先人有言：‘自从周公去世后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后至今又五百年了，有能继承介绍清明盛世，修定《易经》，接续《春秋》，解读《诗经》《尚书》《礼记》《乐书》的人吗？’大概用意就在于此，就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有所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年孔子什么要写作《春秋》呢？”司马迁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过：‘周道衰废，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侵害他，大夫们排斥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其主张的大道不能施行，就评论期间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作为天下仪表，以便贬斥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作歹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实现通达国家政治罢了。’孔子说：‘我与其记载空洞无物的话语，不如列举出有些人的行事过程，以便让事理更加深切明了。’《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辨明嫌疑，判明是非，论定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让快要灭亡的国家存活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就是最大的王道。《易经》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在说明事物变化方面见长；《礼经》规范人伦，在行事方面见长；《尚书》记述先王事迹，在政治方面见长；《诗经》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经》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在社会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记》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经》是用来诱发人心平气和的，《尚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讲述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还有哪部著作比《春秋》更贴近实效呢？《春秋》不过数万字，但其要义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一书中，共记载了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有国家的数不胜数。研究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经》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演变由来已久了。’所以才说，做国君的不可以不通晓《春秋》要义，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身旁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晓《春秋》要义，否则就只会墨守常规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不知道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如果不通晓《春秋》要义，肯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果不通晓《春秋》要义，肯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以致蒙受死罪之刑。本以为是善事努力去做，却不知道《春秋》要义，被假话蒙蔽却不知道如何解释。如不明了礼义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尴尬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侵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庸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所在。礼预防恶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恶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预防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所处的时代，因为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才著成《春秋》。实际上只留下一部空洞的文集来判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则尚可。现在先生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具备，都各得所宜，先生所要论述的，是要明了什么呢？”
司马迁回答说：“是啊，是啊！但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听先人说过：‘伏羲至纯至厚，仍然演易制作八卦。尧舜盛世，《尚书》中专门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汤武的隆德，诗人们进行歌颂。《春秋》采善贬恶，推演三代之德，褒扬周王室，并非只是讽刺讥笑。’汉朝建立以来，出现了圣明天子，获得符瑞，封禅泰山，改易正朔，变易服色，受命于上天，泽流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辗转翻译入塞中国，请求前来献礼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功德，却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如果贤士能人不被任用，那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这是有关官员的罪过。何况我曾担任太史令职务，如果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记载，更是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那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如果先生您拿它和《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司马迁从此开始编纂手中的史料。到了第七年，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狱中。他喟然长叹道：“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的罪过！我身体被摧毁后什么也干不成了。”
他退而深思道：“《诗经》《尚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思想。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周易》；孔子遭遇陈蔡困厄，写成《春秋》；屈原被放逐后，著成《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膑双腿受刑后，才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下《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成《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心中的郁闷忧愁聚集，理想主张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追述往事，思考未来。”
司马迁终于下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汉武帝时获得麒麟那一年的历史，开始于传说中的黄帝。
黄其军
作于2021年2月4日（古历庚子年十二月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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