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以拜读费孝通教授的名作《江村经济》，这一被国际上誉为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开创了学术先河。但更为可贵之处在于费老能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民智未开的年代里去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最根本问题——农民问题，其立意和精神令人敬佩。
中国自古以来皆以农业立国，是否处理好农民问题往往决定了朝代是否长治久安。但事实上，农民起义导致的王朝更替屡见不鲜。可见，农民问题并不是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处理。农民问题既然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如果不对问题有真实的认识，谈何有好的处理？所以，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给有志处理好中国农民问题的人们一个传统小农经济的现实图景和科学分析范式。
其实最开始并不明白作者为何以家来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因为从微观经济学来说，往往是以一个理性自主的人，或者一个理性自主的企业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来分析这个人或这个企业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用或者收益。但是要注意这个分析范式的前提在于产权明晰，也就是对自己所拥有的财产有完全的使用权、收益和处理权。联系到书中研究的开弦弓村普通家庭中的人员来说，并非都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反倒是家才是消费和生产的基本单位，成为群本所有权的基础，家的集体所有权的财产部分，对这个群体的各个成员并不完全保持同等权利，个人的所有权总是包括在家的所有权名义之下。所以在这看来，家更接近于一个基本经济单元。
让自己感触最深的其实是对传统的社会文化制度有了新的认识，似乎所有的制度背后都存在一定的经济意义，即这项制度的功用一定程度上是用来适应某种经济需求。就以基本经济单元分析中所涉及到的生产和消费分别来说。比如村庄中的子女婚姻往往由男方父母喜好决定，而他们对于儿媳妇的评价标准往往基于两点，一是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二是具备养蚕缫丝的技术（蚕丝业为开弦弓村村民的主要副业）。真正使丈夫的家接受一个妇女的，是那个孩子。媳妇不能自主离婚，只能放弃家庭。以及经济萧条下为减少婚礼开支存在的“童养媳制度”。又如与“重男轻女”如影随形的单系继嗣制度，背后的经济因素在于继承的权利与赡养的义务是对应的。即便只有女儿的家庭以及无子女的家庭也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匹配相应的人来对应继承与赡养。还如家中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处理往往由男性家长决定。消耗性消费品才会留给家庭成员一定的自由。理想的制度是家庭成员的所有收入都交给家长（但不排除留私房钱的现实），主要开支项目由家长控制，家庭成员每月有一些零花钱可以自由处理。还如亲属关系的扩展（比如五代以内成为“族”，主要控制婚姻规则，以及过寄）和以亲属和邻里乡亲形成的互助会，红白事以及宗教祭祀也起到了社交纽带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生活风俗制度背后存在强大的儒家文化的约束，比如妇女的“三从四德”，子女的孝道，节俭文化，重视礼仪活动等都是在维护这些生活风俗制度，从经济意义上，维护家的经济稳定，利于繁衍生存。
但不能回避的是外界宏观环境并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外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上所说的小农经济还能稳定吗？如果不能稳定，那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应对？这才是作者在本书中最想探讨的问题。他专门提到了占农民收入40%左右的蚕丝业，因为世界蚕丝工业化发展冲击传统农村小作坊式的蚕丝业。蚕丝价格大跌，村民养蚕的副业收入急剧减少，极大影响了生活。而后虽然有蚕丝专业学校倡导，政府支持来提高技术水平，成立乡村企业进行工厂化生产，但蚕丝价格下跌并不仅仅是技术落后的原因，也有企业竞争等外部因素，而且社员对合作社管理事务毫无兴趣，只关心以利润形式分给他们的实际利益，一旦感到收入并未如之前所说，便消极抵制。在这样新形势下，没有一种工业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支撑，村民就能具有工厂的主人翁精神吗？
而且从另一方面说，绝大多数村民仍以农业为主，但狭窄的地带和分散的地块妨碍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碍了采用其他集体耕作的方式，种地并不能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加之因经济窘迫卖掉土地的失地农民承担越来越重的地租和赋税，以及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而且农村金融不发达，更不用说保险制度，家庭入不敷出，大多农民濒临破产。但即便在这样一种困窘的状态，对于村民来说，如作者所观察到的，改变职业是困难的，甚至改变农作物，村民脑中都很少想到。因此，生产结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不能随着市场需求作出灵活的反应，变化是缓慢而长远的。职业流动也很少（说明外界对劳动的需求并不大）。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经济效率低下显而易见！这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图景又何其相似。
可见，当外界环境变化了，人们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后发生变化，是需要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一系列制度调整来适应新的需求，在这里，政府是有相当责任的。另一方面，从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联系到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到了最关键的时期，社会矛盾也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往左走，往右走，都有人吆喝着。其实无论政策如何，光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定是独木难支，系统性改革再所难免。由此看来，费老的《江村经济》对于认识当下的中国和考量后续的改革仍具很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