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

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

哈耶克：自发秩序、理性的自负

自发秩序：自然生成的规则、自发演化出来的秩序。（如：乡间小路、语言、法律、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哈耶克把自发秩序看作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但他并不排斥人为因素，只是反对把人为设计的意图过度拔高，上升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规划。

哈耶克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

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多有的不确定性吗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

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节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启蒙运动，我们都会想到伏尔泰、卢梭等百科全书派的法国思想家，他们代表的是启蒙思想的主流传统：相信人类理性的优越性，相信人类能够发现和掌握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真理，绘制出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不断的历史进步。

但是，启蒙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一个重要分支就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他们在承认理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反对“理性万能论”，对那种好像人类的理性可以扮演新的上帝，去改造和规划世间的一切的观点。苏格兰启蒙运动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控一切的能力。

赛亚·伯林

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有的人专注于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

伯林始终关注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伯林说，如果思想有如此致命的力量，那么也只有通过思想家的努力来化解。

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很多种多样，但是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最终能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所有其他价值都是从最高价值派生出来的。一元论的魅力就在于给出了一个最和谐美好的图景：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定的价值去统领一切，摆脱多元价值的冲突，这会大大缓解生活的不确定性。

“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不可通约性），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的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

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间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牺牲……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伯林反复告诫我们：应当抗拒形而上学一元论的诱惑，接受价值多元的人类处境。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积极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消极自由更像一种机会，只要保留这个机会，就算什么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是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什么都不做，那就麻烦了。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比如你下定决心去健身房锻炼，犯懒，就是滥用了自己的消极自由。自律给我自由，就是克服自己分理性的一面，实现的积极自由。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是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

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马尔库塞

西方青年学生崇尚三位精神导师，这三位名字都以英文字母M开头，被称为“3M”，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

舒适的不自由，“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新型的控制方式

马尔库塞曾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让人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

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到你的潜意识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马克思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单面人》马尔库塞引用了“本雅明”写下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

现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政治哲学家），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这种代际转变最重要的就是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每个人生而平等，有天赋人权。从此自由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就是平等的权利。所以到了现代，自由主义如果不顾及平等问题，就会变成少数精英的理论，慢慢失去其主导地位。所以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认真对待平等问题，兼顾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伴随着现代转变，平等的自由权利带来更多样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

自由/平等/多元，就称为现代世界无法逆转的基本条件。

罗尔斯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

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开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遮蔽你的一切个人特性，拥有正常的理性能力，你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来争取自身的利益，这样每个人在“最初位置”上具备绝对平等、彻底自由、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一起签订一份契约。（游戏：如何分蛋糕？）签订这份契约当然不只是为了分蛋糕，而是确立一套分配原则，用它来决定如何分配收益和责任的社会基本结构。其实这个契约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规范原则。

正义二原则：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就是类似先天智力、家庭背景、阶级差异等无法消除的天赋差异，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

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哈佛大学，罗尔斯的同事。

可以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罗尔斯和诺齐克形成了对立的两极，罗尔斯在最左端，诺齐克在最右端，构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边界。北欧国家更接近罗尔斯，而美国更偏向诺齐克。

诺齐克对罗尔斯批评，最关键的一点，他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充分地尊重个体权利，理论不够自洽，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

在市场中，我们只要有自愿交易就是正义，没有谁应该对谁做出补偿。

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了自由主义原则，让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原则，而是把平等分配当作默认选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制条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的限制）。所以，罗尔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但在社会和经济上采取了平等主义的立场，这在诺齐克看来是一种不够融贯自洽的理论——所以只是半个自由主义者。

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就是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要把个体权利放到最高位置。这种自由主义被称为“自由至上论”（Libertarianism，或译为：放任自由主义）。两个关键点：一是个体权利的绝对优先；二是全方位的坚持自由原则。

诺齐克讲的正义不是“分配的正义”，而是“持有的正义”。注重持有的历史来路，而不是看结果。

论证的一个出发点：自我所有权的正当性是诺齐克理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项正义原则：第一条正义原则就是“获取正义”，第二条原则是“转让正义”，第三条原则是“矫正正义”。有了这三条原则，就可以评价所有关于财产持有的正义问题。

诺齐克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怎么获得，又如何转移，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强调财产的来路清白；而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式正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模式。

诺齐克反对任何“模式正义”理论。他认为，只要你允许人们的自由交易，那么任何既定的结构模式都无法维系，必须通过强制的再分配才能回到既定的模式。在他看来，“模式正义”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样做就是把一部分人当做了其他人福祉的工具，违背了康德“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的道德理想。

德沃金

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后到美国纽约大学。

现代社会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平等的压力不断上升。平等的问题就是“随便说说挺简单，仔细想想很困难”。

德沃金两个原则：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关怀。平等的尊重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该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国家中立性原则”。平等的需求，就是要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首先要识别哪些需求是自己不能选择的处境造成的，哪些是个人自愿选择的偏好造成的。

桑德尔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哈佛大学哲学系

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但桑德尔认为，个体究竟从何而来？类似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关系。他认为，个体并不是咸鱼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关系中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塑造而形成的。

提出“共同体主义”，也常翻译为“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

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故事。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你就讲不通自己故事。所以，意义无法仅仅从个人的自由意志中产生，这就是社群主义的个人观。

沃尔泽

普林斯顿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归纳了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

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应了现实，“孤独的自我”确实存在。但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当下社会所塑造的结果。当下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地理上的流动性（移居自由）；社会身份的流动（社会阶层流动的自由）；婚姻关系的流动（婚姻自由）；政治上的流动（政治认同的自由）。因为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体主义的。但是其实所有的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入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此时，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同意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凸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所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刘擎）

查尔斯·泰勒

加拿大人，麦吉尔大学（加拿大的哈佛大学）

泰勒是桑德尔的老师，赛亚·伯林是泰勒牛津时的老师。

现代性的两难困境：个人自由带来的病症是真实的，但威权式的精英主义的解药可能是毒药。这让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现代人不能放弃自由，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自由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