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点燃了我的梦想

文/王海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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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僧着眼，坐在办公楼下的花台边，望着一天天长高的复地云极大楼，望着明净高远的蓝天，想着希望路上一个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想着人世间的一切变化。跳跃的思维，快闪的镜头，恍惚的人生。我忽然想到了人，想到了历史，想到了不该想到的欲望，想到了心中的种种不甘。可是，毕竟是60岁的人了，不甘又如何，不服又如何。人啊，就是一个奇怪的生灵，这山巴着那山高。

我想起了那句老话，人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当一个希望破灭之后，另一个希望就升起了。

我曾经是满怀希望阅读《资治通鉴》的。一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资治通鉴》，一套“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我看了十五年，想了十五年，琢磨了十五年，写了十五年，却始终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走不出自我，也就战胜不了自我。战胜不了自我，还有什么资格奢谈希望？

我怀着复杂的心绪，捡拾文稿，捡拾当初的梦想。我应该在史海领域泛舟，应该挖掘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我坚信，只有厚重的人生，才能书写厚重的历史。任何浅薄和轻浮，都是对历史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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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历史的场景。那是公元1084年11月，天已十分寒冷。66岁的司马光，怀着“诚惶诚惶”的心情，向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撰文汇报《资治通鉴》写作情况。我百度了一下，那一年宋神宗赵顼皇帝是37岁，38岁就忧郁而逝。他是1067年继位的，曾重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

我忽然明白司马光的“诚惶诚惶”是真的“诚惶诚惶”；他的“顿首顿首”，是真的很谦逊。那个时代，一个学者的命运和他撰写的《资治通鉴》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稍有不慎，就会同时葬送。

司马光说，自己“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谈到历史，他说，“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倦。”司马光的话，真诚地道出了他成功的秘诀。我钦佩司马家族。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前无古人。司马光创作的《资治通鉴》，也后无来者。他们不仅善于作史，还善于在史学领域内，领跑。

《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去编写的。“遍阅旧史，旁采小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还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司马光本意是要“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可是，最后却写了这么一大堆著作，不知哪个皇帝有时间从头至尾认真研读。

司马光说，他的写作团队，是用了“十有五年”才完成的。他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十五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精力、心血，都用在《资治通鉴》的创作上，可谓用心之专，可谓用心之苦。他献给皇上的目的，乃“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司马光的志愿，实在是难以实现。因为宋朝并不给力，皇帝越来越差，内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任何一个朝代，如果领跑者弱，就不要指望跟跑者强。跟跑者越强，动乱就越多。功高震主，是因为主子太弱；主子强，就不可能发生功高震主的事情。

司马光的写作团队还有司马康、范祖禹、刘恕跟刘攽。司马光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但是，这依然挡不住领跑者的光芒。这道光芒，已经照亮世界九百多年。而且，《资治通鉴》还将是一本难以逾越的标本，后人无法复制，也不会删除，只会更加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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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能耐着性子、忍受寂寞，看完一遍《资治通鉴》，那你真的了不起。不过，读书人都明白，一个人既要“以书为师”，又要“不唯书”。否则，你读的书就算是白读了。

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很明确，而且在皇帝赵顼的主持下，他还苦口婆心的进行讲解。他讲的内容，一定离不开他前边撰写的章节。那是他的重点，不仅影响了当朝，也影响了后世。不过，司马光的思想，既扭转不了宋朝的局势，也改变不了宋朝的命运。原因何在？在于没有实事求是，没有解放思想，没有改革创新，没有与时俱进。每一个人都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谁也不能改变。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寻求答案，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得心应手”。又想起了一个成语，叫“按图索骥”。轮扁对读书的齐桓公说，“人已经死了，那书上说的不全都是一些废话吗？”齐桓公勃然大怒，轮扁却不慌不忙，还拿自己制作车轮的经验，谈论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轮扁说的“得心应手”，也就是一个人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悟性”。没有悟性，不管是书上说的，还是老师教的，都不能解决问题。伯乐那么高明，撰写了一本“相马经”，儿子“按图索骥”，却找了一个癞蛤蟆回来，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所有的天分和悟性，都要付诸于实践当中。我们都感叹没有知音，却没有努力成为知音；我们都感叹缺少伯乐，却没有努力成为伯乐。我们不能用抱怨牢骚来显示我们的高明，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的伟大。没有在实践中摔打，谁也成不了英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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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研读《资治通鉴》，我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盛世，必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乱世，必然是一个不服一个。到最后，天下就乱了。从大乱到大治，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样的朝代更替，都是流血的竞争。如何在和平时期，采取公平竞争的手段，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出来，还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

我觉得《资治通鉴》一开始就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司马光用“三家分晋”的故事，把我们的视野一下子拉到了公元前403年，如此还不够，还向前延伸了五十年。司马光或许是采纳了小说家之言，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详细叙述了智瑶跟赵无恤、魏驹、韩虎斗智斗勇的故事。司马光为何一开头就讲这样一个故事，自然有他的立意。他由此撰写的两篇大论，就是《资治通鉴》的宗旨。他说：“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要维护的是封建礼教，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不讲政治，他也没法在上层建筑里混。他并非反对“天下以智力相雄长，”如若提倡，那天下岂不是就要大乱了？所以，他不可能提出“自我革命”，也不会提倡“以智力相雄长”。柏杨认为，司马光是守旧的。历史也证明，司马光的确是守旧的。现在来看，守旧也好，守礼也罢，是决不能守出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放眼全球，所有的竞争，所有的战争，都离不开“以智力相雄长”。

一个高明的领跑者，深知“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他靠的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宽广心胸，靠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治手段，靠的是雄才伟略、英勇决断的战略眼光。任何领跑者用人，都必须从政治上去考量，都必须从忠诚上去检验，仅仅考虑德才兼备还不够。

我们平常爱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这话虽然有点偏颇，却也形象的说明一个领跑者的重要。凡是有作为的帝王，都能选贤任能，决不浪费人才；凡是平庸的帝王，都听不进去人才的劝谏。所谓的忠臣良臣，智者贤者，都只能“干瞪眼”，或者干脆逃遁。

当我在办公楼下梦僧着眼的时候，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世间真有什么“德”和“才”。当我要为我的第一篇史学散文作总结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人是有“德”“才”之分的。有些人的确有才，但确实无德；有些人的确有德，但确实无才。缺德不行，缺才也不行。仅仅靠德，你也很难成事；如若恃才傲物，你也难以成事。德和才，必然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你如果拥有德才兼备，必然能行稳致远。

朋友，我们还不能忘了，任何一个德才兼备的人物，都有时代烙印，都有政治标记，都有历史局限。你只有不断地挖掘自身的潜力，尽可能演绎“以智力相雄长”，才有可能成为卓越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