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绍、袁术、刘岱、公孙瓒、刘虞、刘表、陶谦等关东诸侯军阀化的日益加深，在长安的公卿士大夫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长安朝廷的士大夫，是绝对不希望关东地区渐渐军阀化，无论是陶谦、公孙瓒、孙坚这样的武人，还是刘表、刘虞、袁绍这样的士人，只要他们成为军阀，以长安为中心的士大夫大佬，就只能渐渐被边缘化，越来越成为帝国无足轻重的存在。
本来呢，迁都长安的士大夫大佬，在士大夫群体内部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有的人物如杨彪、黄琬、荀爽、张温、韩融等更是士大夫中的重量级大佬。
问题是，现在汉帝国的旧秩序已经走向崩溃，整个天下秩序都处在大洗牌大战乱阶段，士大夫原有依靠的德行啊、学问啊、门第啊、、名望啊、亲朋姻亲等在上流社会立足的资本，不能说完全没用，但这些也是大打折扣，被乱世冲击的七零八落。现在兵荒马乱的，整个社会秩序被推倒重建，他们原先凭依的光环和资本已经褪色了。
随着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虞、刘表、陶谦等人军阀化的程度的日益加深，他们治下的地盘实际就被整合成这些军阀“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长安政府丧失了对这些军阀割据的地盘发号施令的实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长安城的公卿士大夫之所以能高高在上，不是因为他们社会名声高，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朝廷的公卿高官，朝廷权威“缩水”了，那长安城的公卿士大夫的权力以及地位也只会随之“缩水。”关东地区的军阀化不断加深，必然导致长安士大夫的利益来说是越来越弱。
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重振长安朝廷的权威，遏制关东的军阀化趋势上，长安城的公卿士大夫的利益与董卓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在的既得利益、地位；当然了，也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们拥有更多与董卓博弈的筹码。虽然他们这样协助董卓，就是让董卓代表的中央政府，变得越来越合法。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随着军阀割据的日益形成，诸侯们就会把帝国的军政资源瓜分一光的；到时他们就只能渐渐被挤到帝国边缘位置。
这就有了初平元年（190年）六月，长安朝廷派出以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五人组成的使者团前往关东“和抚”袁绍等人。
在这五个人中，韩融是豫州颍川郡人，父亲韩韶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韩融本人也名重天下，在中平五年（188年）就被朝廷征召入朝为博士而不至，董卓入京执政后特意“强征”他来做“礼贤下士”的重要招牌；
阴修是荆州南阳郡人，他曾任颍川郡太守，在此期间他提拔了颍川名士钟繇、荀彧、荀攸、郭图等人（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儁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
胡毋班也是大名士，在党锢时期名列“八厨”，他还是河内太守王匡的妹夫；
吴修和王瑰两人虽背景资料不详，但也可以推断两人来头绝不简单，在士大夫圈子有不弱的身份和不小的人脉关系。
五人兵分两路，胡毋班、吴修、王瑰往北去河内游说袁绍，韩融、阴修往南赴南阳劝说袁术。
到这时韩融五人其实已经逃出董卓的魔爪，他们要是不愿意可以不执行长安朝廷和抚关东的命令，完全可以在袁绍、袁术处唱高调痛骂董卓祸国殃民，恶贯满盈。
结果，袁绍指使河内太守王匡收杀了胡母班、吴修、王瑰三人，袁术杀了阴修，只有韩融据说德高望重被袁术饶了一命，从袁术手里逃生后，韩融好听的说法是回到皇帝刘协身边，难听的说就是继续为“汉贼”——董卓效力。也就是韩融五人在立场上是真切代表长安朝廷反对关东军起兵的。
韩融、胡毋班五人大多被杀，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和平活动，对袁绍、袁术等人图谋割据一方造成了阻碍。
虽然，以现在的史料已经无法得知韩融五人是如何从事“和平”活动的，但可以推测一二，他们一路上会见各地士人及名流贤达，传达他们的和平说辞：
第一、强调他们几个来自长安的士大夫与起兵的袁绍等人是同一个圈子都是士大夫，立场上也是相对一致的，表示我们都一样反对董卓的倒行逆施，拉近双方的距离；
二、自以为是站在关东联军的立场分析：强调董卓军事实力的不可小觑，战场上硬碰硬难有出路；而在关东联军后方的徐州陶谦、幽州公孙瓒等人按兵不动，其心难测，随时有可能被董卓拉拢以断其后；还有黄巾余孽、黑山军、白波军、南匈奴等各路流寇在青州、兖州、冀州、豫州等地聚众作乱，同样对地方大族及士大夫的利益造成威胁，劝袁绍等人各就各位，缓和双方的紧张关系，总而言之，讨董的时机尚未成熟，先按兵不动，以拖待变；
三、董卓实力的有限：现在的长安政府，并不是董卓可以一手遮天的。长安的士大夫也会通过或硬或软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方式，迫使或忽悠董卓大批起用士大夫成员，保留大量的军政资源，而且现在的董卓，显然也已经被迫接受了这种事实。只要我们能够实现团结统一，就可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取得讨董的最后胜利；
四、以帝国大局为重：这样打下去，有可能把整个天下打得一团乱。所以，为了帝国的统一、天下早日和平安宁，大家应该想着用政治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不要总想着用军事手段解决。
裴松之注引谢承写的《后汉书》记载了胡毋班临死前给妹夫王匡写的一封遗信，从中隐约可推测韩融五人的说辞：自古以来，从来没听说过，有诸侯举兵向京师的。刘向曾说过“掷鼠忌器”的话，所谓的器物，还要心有顾忌，何况现在董卓就在宫阙之内，以天子为屏帐。幼主身在皇宫，你们怎么讨伐？我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修都受诏命。关东各郡，即使再嫉恨董卓，也应该顾及皇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竟然把我下狱，打算衅鼓，这比悖暴无道之辈还要过分啊！我与董卓有何亲戚，我们难道是同流合污吗……
胡毋班写的这封遗信是不是有道理？对很多希望天下恢复和平的人是不是很有诱惑性？
这里我要特别指出一点，这封出自《谢承后汉书》的信，他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最显眼的错误是把胡毋班、阴修安抚关东的时间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写在一起。
“仆（胡毋班）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脩俱受诏命。”
太傅马公是指马日磾，马日磾、赵岐是在董卓死后奉李傕、郭汜的命令安抚关东的，不是董卓活着时发生的事。很多事，不是史书记载就一定是发生过的，史官也是人写的史书有错漏很正常，甚至还有史官出于需要编造史料的事。我之所以引用这封伪信，只是希望大家对韩融五人和抚关东的说辞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韩融五人的说词，云遮雾罩充满了诱惑。因为，董卓确实也是愿意尊重士大夫的利益。而且，以乐观的角度去看，用政治手段，与董卓周旋，也是有机会把董卓清理出局的。（后来王允就真成功实现了）不一定非要用军事手段，使得帝国陷入分裂战乱的局面。
当然了，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这些深入关东地区游说关东大佬的人，都很快被击杀了，因为袁绍、袁术他们不希望韩融五人在关东地区妖言惑众，因为这些言论会动摇袁绍等人武装“讨董”的合法性，削弱袁绍等人试图割据一方的野心。不管袁绍他们一群人起初起兵讨董是不是真出于忠君大义，但他们在武装讨董的过程中，却很快发现他们打着反董旗号，一旦开始率军出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四处征调粮草，并且可以在自己治下系统内安插亲信，任命官吏，不愿意服从自己的，那就用阻挠讨董的大义名分直接灭掉对方，让地方人心不那么违逆，从而用最快的速度实现军阀化（让自己系统内的人，都与自己形成实际意义的臣属关系）。
这些从长安城出来的士大夫，大多被关东士大夫军阀所杀，显然是因为长安朝廷和袁绍、袁术等关东军阀之间的的利益难以调和。在这种背景下，从长安城出来的士大夫，虽然把“曲线救国”的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袁绍、袁术只想告诉他们，少和我扯淡，当汉汉奸就是当汉奸，投敌就是投敌，还整出一套曲线救国的大道理来，你们也太有才了。但是，不论你们多有才，总而言之，你们就是投敌当了汉奸。什么曲线救国，不就是当汉奸吗？你们扯得再冠冕堂皇，也改变不了你们已成为董卓走狗的事实。现在你们不但公开当汉奸，还用这种“曲线救国”的妖言去惑众，去劝人当汉奸？我只能告诉你们，我要代表人民、代表国家枪毙了你们这些罪人。
多说一下王匡的下场。王匡听从“盟主”袁绍的指使，宁可让自己妹妹守寡，让两个外甥女丧父，也决定杀死自己的妹夫胡毋班【注1】，可他还是没有得到袁绍的信任，庇护，也没有得到胡毋班亲属的谅解。
孟津之战，王匡被董卓击败回到故乡兖州泰山郡继续招兵买马，试图东山再起与陈留太守张邈结盟，约在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入兖州，胡毋班族人联合曹操将王匡击杀（《英雄记》曰：（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於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谢承《后汉书》曰：匡少与蔡邕善。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曹操）并势，共杀匡。）
董卓试图通过韩融等人的游说，在关东地区试图打开缺口。但显然是以失败告终。
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袁家在京城宗族二十多人被灭族，应该是在胡毋班四人被袁绍、袁术杀死后，董卓才指使长安政府做出的决定。罪名少不了一个“勾结乱党。”
范晔在《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初平元年（190年）三月戊午（18日），董卓指使下长安朝廷杀死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并夷其族，个人认为董卓杀袁隗、袁基等人的时间定在三月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可信。
以常理推断，董卓既然要安抚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那就不可能在谈判未完成前杀死袁隗等袁家人。
关东联军实际以袁绍、袁术、袁遗等汝南袁氏宗族人物主导组成的，袁氏家族在关东联军是主导性力量，董卓如果有意和谈，那就不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先把人质杀死。因为董卓这只会进一步激化他和袁氏的对立关系，袁氏家族和他彻底不死不休，不再存在和解的可能，那关东联军也就不可能和董卓和解，至少暂时性停战。
所以，笔者是不太信，袁隗等袁氏宗族是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杀死的。袁隗等在京袁家人被灭族的时间应是在六月后，韩融、胡毋班五人和抚关东联军失败，胡毋班、阴修四人被袁绍、袁术兄弟杀死后，董卓认为袁隗、袁基等袁家人实际利用价值不大，而早就对袁家人不耐烦的董卓决意一泄积压已久愤恨“夷其族”。
下一章写大家都感兴趣的“群雄讨董”。
【注1】：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曰：（胡毋）班，王匡之妹夫。匡受（袁）绍旨，收班系狱，欲杀以徇军。班与匡书云："自古以来，未有下土诸侯举兵向京师者。刘向传曰'掷鼠忌器'，器犹忌之，况卓今处宫阙之内，以天子为藩屏，幼主在宫，如何可讨？仆与太傅马公、太仆赵岐、少府阴脩俱受诏命。关东诸郡，虽实嫉卓，犹以衔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独囚仆于狱，欲以衅鼓，此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有何亲戚，义岂同恶？而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机，今日著矣。曩为一体，今为血仇。亡人子二人，则君之甥，身没之后，慎勿令临仆尸骸也。"匡得书，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