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述的关键词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用术语之一，却也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信息不对称所包含的内容、和对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中丰富和深入得多。
一、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核心及解决方法
1970年，经济学家乔治·阿克罗夫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作者在文章中揭示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与人之间本来是没有互信的。高品质的产品要把自己彰显出来，与低品质产品区分开来，需要很大的成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消费者无法分辨高品质与低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离场，卖家也同样会离场，市场就会崩溃。
所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把商品的品质准确地体现出来？
方法一：重复交易。回头客生意当然是买卖双方都乐于见到的，这样彼此自然也会减少欺瞒。当然，重复交易也有成本，它需要双方有机会再次交易。
方法二：第三方背书。买家和卖家互相不信任，但如果他们都信任一个中间人或中间机构，通过担保双方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方法三：用品质三包代替品质检验。常见的“三包”政策（包修、包换、包退），既让买家打消了后顾之忧，也降低了卖家的质检成本；
方法四：用延保合约甄别用户，延保就是延长保质期。平常我们在购买手机或电脑等电子产品时，会遇到选择项：要不要加点钱买个延保？从厂家的角度看，对于不选延保的顾客，只要平时稍微注意，就可以让产品达到耐用的效果；而对于选择延保的顾客，让他们承担稍高一些的费用，提供更长久的服务。一举三得，皆大欢喜。
方法五：签订共享合约保障品质。现实交易中，有些产品的质量比较不容易判断，事前无论规定多少维度，都很难保证产品的质量，这时使用收入共享合约就是很不错的选择，鼓励合作各方尽心尽力保证自己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方法六：以沉没成本取信于人。沉没成本是不能够收回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应该避免或减少沉没成本，但也有例外。银行是一个很难取信于人的行业，为了建立信任，它们往往把总部设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能让人相信，它们打算一直做下去。
二、垂直整合
上面讨论了六种解决方法，接下来围绕一些特殊的商品，比如食品、药品和化妆品，讲讲管道产品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对策，就以牛奶为例吧。
一瓶牛奶有问题，可能是包装盒造成的，可能是运输过程中或者加工时有问题，可能是牛有问题，还有可能牛吃的草有问题……而一旦一桶有问题的牛奶倒进了奶罐车，人们就几乎不可能再追溯问题的出处了。生产的不可追溯性，提高了质检的难度，降低了品质的可靠性。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工厂为了增加牛奶的追溯性，决定办托牛所。等到加工厂自己养奶牛，他们发现饲料来源也很重要，这样一条垂直链条建立起来。相对应的，产品的垂直链条越完整，企业与企业之间换手的环节就越少，品质检验的成本就越低，品质越有保障。
那么，问题来了：上次我们讲到斯密和李嘉图都认可分工合作，人们集中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个人以及社会的整体福利和财富都能够提高。但是现在讲品质管理，与这一观点却是矛盾的，那到底什么时候应该分工，什么时候应该垂直整合呢？我们先比较一下奶粉和鲜奶，午餐肉罐头和生鲜猪肉，慢慢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如果半成品或者成品的检验成本比较低，换手的次数就可以多些，就可以进行更细的分工；相反，如果品质检验的成本比较高，就需要更多地进行垂直整合，减少中间环节。
再看看日常生活中，线上线下的产品琳琅满目，其实就是由几家屈指可数的大企业生产提供的。很多人会持批评态度，觉得市场被大企业垄断了，但是换个方式思考，从产品品质检验和保障的角度出发，垂直整合更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而且也降低了问题产品带来的风险。
三、政府监管
不论是常规品还是特殊商品，在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时，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光有市场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法院等机构参与进来，让我们从“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说起：
1947年，有一艘叫Anna的驳船（自身不带动力，需要接驳到别的拖船上才能被拖走），装载了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跟其他船绑在一起拴在码头上。这时一家叫“卡罗尔”的拖船公司，为了拖走跟Anna绑在一起的一艘船就解开了绳索，但是船员忘记把绳索重新绑好，Anna就漂离了海岸。
Anna一点点漂移，和一艘油船相撞而且被撞坏了，油船的主人并没有发现。21小时后，Anna沉没了，一船的面粉也泡汤了。于是美国政府就告卡罗尔拖船公司，要求赔偿驳船以及整船面粉。
很明显，造成重大损失的整个过程环环相扣，那责任到底在谁呢？由于卡罗尔公司没有把绳索绑好，导致Anna被撞坏，但是Anna在海上漂了二十多个小时才沉没，这期间没有人照看和追踪，卡罗尔公司和油船船主并不知道船上载了什么，但是承运方Anna的主人和委托方美国政府知道它的价值所在。
这个案件最终由汉德法官作出判决：卡罗尔公司不需要做出全额赔偿，原告美国政府及其承运人Anna的船主要承担相当一部分的责任。依据来源于后来著名的“汉德公式”，船主的船在发生意外产生损失时，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三个因素：
1）这艘船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2）这艘船发生意外的严重程度；
3）他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代价。
很长时间以来，汉德公式的确提供了很好的一种解决方式。但是在实际的侵权法当中，有时候责任的分摊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有灰色过渡带存在。针对责任的强弱不同，还会有不同比例的责任分摊类型，包括疏忽责任、严格责任、连带责任等。
前面说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会一直盯着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通俗点理解也就是掌握好一个度。作为商家，如果市场及法律分配给他的责任过大，一方面他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避免意外，另一方面他也不能通过购买保险来分摊风险，那该怎么办？铤而走险继续生产，一旦出事就破产坐牢；或者出于谨慎考虑，退出市场？两种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时有人提出，如果引入第三方——政府机构（非营利性）对产品的质量加以监管，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了。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为例，一种新药要上市，送去审批，标准只有“安全”。如果FDA在60天之内没给答复，这种新药就可以面市了。后来，随着社会对食品药品安全意识的增强，FDA功能也大大加强，不仅要确保“安全”，还要确保“有效”。
凡事皆有成本。商家逐利，自然希望审批时间越短越好，而FDA在意安全与有效，往往会谨慎行事，这其中的时间成本不可低估。新药的审批越久，许多病人因为只能吃市面上其他的副作用更大的替代品，或者等不到新药上市病情也恶化甚至离世…可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到监管官员的绩效考核。药物滞后，成为监管当中发生的一个事与愿违的严重社会后果。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为监管引入竞争。监管机构不能只此一家，而应该多家竞争。监管机构之间形成竞争态势，让专业判断成为一种商品，供消费者选择，从而不同的认证机构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风格、不同消费者的偏好给出认证，达到“专业知识”和“选择自由”的双重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