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场

        最早接触文学的地方就是我苏北老家西院大伯家的那两间老房子，东厢房，土地坪，地上甚至还布满了多年溜光的坑坑洼洼的泥铆钉，光线不算怎么明亮，一张方桌，一把破旧的太师椅，再加上若干张马扎、箍排凳，就是整间屋的所有陈设。别小看这弹丸之地，在我童年印象中，这里是村里最有人气的地方之一。

      早年，大伯这一脉兄弟二人是我们村里最有学问的人，读过私塾，那时肚子里有点墨水的都会被大家敬为上宾。大伯比较耿直，人缘也好，但没什么像样工作，一脸络腮胡但却心灵手巧，编织手工活那是一绝，十里八乡的都来买他的编织成品。二大爷是教书先生，一直代课，戴副眼镜儿，文绉绉的，很少与人争吵。其实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大伯，这个小时候总爱用满脸胡须扎我的北方汉子。大奶奶身体不好，多年瘫痪在床，为了承担照顾，大伯一辈子未曾婚娶。

      西院东厢房，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记忆里，小时候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人们只知道早出晚归，侍候田亩，忙活农计。闲下来，大家伙儿唯一的乐趣就是挤到我大伯的那东厢房，吵吵嚷嚷地，天南地北地闲扯一通，抽抽旱烟，喝喝茶，烟雾缭绕的。等到大伯忙完手里的编织活，朝太师椅上一坐，顿时，整屋子便哑雀无声。这时，大伯整整衣襟，清一清嗓子，把方桌上那条不太起眼的油光镫亮的惊木一拍，傍晚的书场便开场了。

    马有垂缰之义，犬有湿草之仁，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果自奔。蛛织罗网护体，鼠盗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最可恨。几句定场诗，演出一段长篇历史性评书……

        上回书我们讲到：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名叫赵光义，家住东京卞梁，国号太平兴国。这天，皇帝赵光义开殿，满朝文武参王拜见，文东武西，两厢站立……

        这种场面，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每次曲终人散，似乎大伯讲评书的声音还在绕梁不绝，有些听客还沉浸在故事情节之中而不自知。

        我那时候小，有时偎在大伯怀里，有时坐在方桌上一角，看着村里的爷爷、大伯、叔叔们津津有味侧耳倾听的表情，跟着评书里的人物，喜、怒、哀、乐。好奇的我总弄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听书时神情这么夸张，起伏这么大，一会儿鼓掌叫好，一会儿拍腿叫绝，一会儿怒目咒骂，反正我觉得讲的很精彩，看到大伯讲到高潮处动惊木我也会跟着叫好，甚至连大人一锅接一锅的旱烟升腾的熏烤都不那么讨厌了。书讲了一场又一场，翻了一卷又一卷，从《封神榜》到《三国演义》，从《杨家将》《呼杨合兵》，到《岳飞传》、《岳雷扫北》……每一个精彩处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印象愈深。我跟着大伯的抑扬顿挫慢慢地成长着，也渐渐地对文学、对历史、对古代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伯不说评书的时候，我会把他放在床头的那一部部厚厚的小说讨过来，仔细品读，当然，品读中会遇到许多“拦路虎”，大伯在跟前时就问他，他总是笑眯眯地向我解读，一点也不嫌我厌烦。大伯没功夫搭理我时，我就跳过去朝下阅读（上小学后，就借用字典查找），大概情节我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有时竟还可以同大伯探讨下人物的种种命运。大伯总是赞许地抚下我的脑袋，把人物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向我作番解释，引导我正确解读历史人物。

      在大伯的引领下，我除了听评书，还学会了自我阅读，学会了讲历史故事，并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再后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村家家都安装了有线广播（一个方方盒子的喇叭），中午、傍晚的固定时间里也可以听到一段评书，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渐渐熟悉了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等一批评书届大家，他们声情并茂地播讲总能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个亦真亦幻的境界。《隋唐演义》、《薛仁贵征西》、《薛刚反唐》、《明英烈》、《太平天国》……一部部历史长篇评书串起了我们的课外生活。每天一放学便飞一般的朝家里奔，首先打开广播，12点半到下午1点钟，雷打不动的广播书场。那时边胡乱扒几口饭，边集中精神收听，信号不清晰时还要不时向地卯线上浇浇水（增加磁场力、增强清晰度），听得是津津有味。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课外书，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魂牵梦绕的就是这半小时的书场，它是我们那时积累课外知识了解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窗口，匆匆忙忙的从学校到家里十几里路的往返，竟一点也不觉得累，书场俨然就是我们的能量包，拉下一场一节都觉得很失落。

        再后来，物质慢慢丰富了，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收录机、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了解外面新奇世界的渠道越来越多了，东厢房的人气也越来越差了。原来门庭若市的繁华也变成了过去式。大伯的书场最后挂起了歇业牌子，偌大房间里的马扎子、箍排凳堆在了屋墙角，上面落满一层蛛网灰尘，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清。但乐观的大伯，还是一如既往拿着他的篾刀，破着芦苇，然后不紧不慢地一招一式编着他芦苇凉席、围折，一张张叠着放在墙角。空闲时也会自娱自乐的读上两段，惊堂木的轻响仿佛在告知着人们这里曾经的热闹。

        再再后来，大奶奶安静慈祥的离世，大伯的身体也像失去寄托一样每况愈下，慢慢手脚也不灵便了，手工活也操作不起来了，眼力也越来越差了。我也因到外地求学而显见大伯了，但是每每想起大伯的浑厚嗓音，眼前就自然浮现东厢房人头攒动的书场场景，仿佛自己还小人样在书场人隙间钻来钻去。

        “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一顶熟铜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的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颔带，上穿一双斜皮气跨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箭。手里横着一根银头花枪。坐下一匹枣红马，仰头咆嘶。真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似乎就这样丰富着我们的想象，在东厢房这一方书场里，马革裹尸、驰骋疆场，征南战北，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