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讲述了职业为旅行推销员的格里高尔在一觉醒来后突然发觉发自己化身为一只甲虫，只能丢掉工作，在家庭中从原来的顶梁柱到以一种微妙的身份战战兢兢地生活， 在经历了父亲的攻击和访客的嫌弃之后最终绝望逝世的故事。在读完此书后我产生了两个想法：卡夫卡为何选择让格里高尔变身甲虫这个意象？作者在写变形之后格里高自己和家人的态度又向我们预示了什么？

一、甲虫之形体：生命阴面的耻辱主题和内疚意识

    卡夫卡的日记和随感明确地记录了他本人对于难以平衡写作和无趣工作的苦恼和焦虑，“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最大的不幸”。作家一直渴望和热爱的写作事业从来没有得到过父母的承认和看重，家庭只承认拿着正经薪水的稳定工作。只有拿着薪水的正经工作才能够得到承认，因此《变形记》中的甲虫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的一次精神实验，一次脱去平日名为服从和顺应外衣下真正意义上自我的展露。

      根据文本能够大致勾画出这个“自我”的形象：它庞大臃肿，长着触角，眼睛略微凸出来，有着“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两排细腿“细得可怜”并且难以控制它们的活动，爬行时会留下粘液的痕迹。饮食习惯也大大改变，“那些新鲜的食物他反倒不喜欢吃”，而喜欢吃以前“不新鲜、半腐烂的蔬菜”“吃剩下来的肉骨头，上面还蒙着已经变稠板结的白色调味汁”。

      首先，这个形象是丑陋的，代表作家潜意识里认为“自我”的展露会给他人带来不快，引起家人的反感和厌恶，是他内心中对于自己的耻辱感和惩罚的外化。其次，这个形象在人类家庭结构中是无价值的。格里高尔十分厌恶自己的职业，但这份工作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他憎恶的同时依然害怕失去。他和卡夫卡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白天的工作都是他们为获取生存迎合世俗被迫戴上的面具，而在独处的夜晚他们才能够面对最为真实的自己。格里高尔晚上独处所做的事情和卡夫卡夜晚进行的写作一样，同样都是不被父母承认和尊重的，都是对白天挣钱工作的一种逃避，甚至影响白天的工作。所以变成甲虫正是无法正常工作，不能满足父母的期望的体现。

      格里高从人变成了动物，只是在心里问了一句：“我出什么事了？”，一瞬间就接受了这个倒霉的事实，紧接着就开始想起工作上的事来了。这就是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当人们为了生活，家庭不得不无止境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可是当作者将我们在窒息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如不符合社会范式的爱好被他人打压、身心健康受到了损耗、想要偶尔喘口气却不被允许……）异化为一只丑陋的甲壳虫，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也很重要，也需要被看见与重视。当读者在惊异于格里高的诡异行止时，嘲讽他面对这么重大的转变却还只想着自己的工作时，有没有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重感冒的第一反应不是好好看病而是想着工作家庭怎么办，热爱的事业与世俗不合的第一想法不是坚持一下而是为了家人能不能先放弃……在外界无言的指责和惩戒中，我们饱含着羞耻与内疚，“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人人嫌弃的甲虫”，屈辱不堪地沉默在喧嚣中，这是社会与个人的悲剧。

二、甲虫之性质：生存的焦虑及反抗虚无的悖论

      “甲虫”的含义是指那些软弱无助，容易被捏死或踩死的小动物。他们的特点之一是依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变形成的甲虫，虽身背厚甲但躺在床上却翻身不得、徒劳挣扎；看似能自由地爬行于自己房间内的地板、墙壁、天花板，但事实上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连转身都异常艰难，更别说跳跃或飞行，自由仍然受到形体的束缚。本以为变形后能吓走客人获得自由，但却依然要应付工作和家人。这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金钱成为人际关系中主要联系，看似浓厚的亲情背后只有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格里高尝试改变现状但“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 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 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陷入对未知和苟且的无助与焦虑中。

      其二是弱小的甲虫不会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危害，人类厌恶但并不畏惧它们，甚至可以轻易地消灭它们。变形后的格里高尔依旧是一个善良软弱、通晓事理的人，他的能力也没有因为变形得到提高，性格也没有更加坚毅或残忍。缺乏自卫的能力的它极易受伤。最后，父亲掷来的一只嵌入他背部的苹果使他送命。绝望的结局和绝望人们的遭遇更加体现了工业时代中弱小的个人反抗的虚妄与绝望，弱者只能自我分裂和异化，成为无异于动物的“非人”之“物”，逐渐在身不由己的枷锁下垂死挣扎，感受自己腐烂的灵魂。

      三、甲虫之命运：个体的形象预示共性的哀愁

      家人对格里高的态度确实让人寒心，我也会想：在卡夫卡的心里，格里高家人的态度与行为，放在其他家庭里，是否同样如此，或者更好还是更糟？加缪对卡夫卡的这段评价也许能解决我的疑惑：“卡夫卡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根本性的似是而非。自然与异常，个体与一般，悲情与平凡，荒诞与逻辑，它们之间的永久摇摆，贯穿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既使作品富有意义，又使作品引起共鸣。”

      作品里的父母与妹妹的人物形象，都是在个体与一般之间摇摆着。个体的这一头，是生意失败的父亲，患上气喘病的母亲，养尊处优的妹妹；一般的那一头，是所有原本亲近的人。个体的这一头，父亲脚踹甲虫，母亲对儿子的感情却始终战胜不了生理上的恐惧与厌恶，妹妹则彻底翻转，说服了父母与那只甲虫彻底断绝。这时候，我会因为怜悯格里高而谴责这三位至亲的言行；一般的那一头，面对一只面目全非、不再会说人类语言的巨型甲虫，即便理智清楚那是儿子与哥哥，眼睛、耳朵和鼻子所连接的生理部分恐怕没那么容易被驯服。在此意义上，我也多少能够理解他们的厌弃之情。

      最后，想要理解家人的态度还需要将其放进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作品成文的1912年处于一战爆发前，那时欧洲的繁荣确乎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畸形的金钱观念，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一切都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而具体的格里高家庭中家人完全有能力去工作，但却选择了做一个吸血鬼，让格里高独自一人承担家庭的重担。卡夫卡敏锐的眼睛的确看得到，繁荣是整体的、虚幻的，而差异是个体的、真实的。他以具体的家庭悲剧形象预示了一整个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