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荒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象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这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开篇：一个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中年男子，开始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样态，并在这种荒诞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卡夫卡（1883一1924年) 是奥地利小说家，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统辖下的波西米亚（即捷克）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是犹太商人，说德语。1901年，卡夫卡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文学，后转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工伤保险公司供职，直至1922年因病离职。

卡夫卡用主人公变为甲虫这一荒诞故事，暗喻世人唯利是图、对金钱顶礼膜拜、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反映现代社会繁华表象下真实的社会生活。格里高尔的遭遇，是在那个物质极其丰裕、人情却淡薄如纱的时代里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象征。

一、中年人的悲哀与荒诞：即使变成甲虫，首先想到的是保住职位

虽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甲虫，但格里高尔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雇员，首先担心的是自己的职务要丢了，而他还得赶5点钟的火车出差呢。他焦急万分，竭力挣扎，却倒在床前的地毯上。

这时他母亲关心地来敲门询问，他的父亲很不耐烦地敲门催他起来，他的妹妹不安地来敲门安慰。可他既不能开门，也不敢承认变形。

公司的秘书主任也赶来询问，格里高尔更为惊恐，但仍不肯说出真相。主任不得不隔着房门向他透露，经理因为他没有按时上班而怀疑他贪污了现款，如不赶紧出来交代不上班的理由，就要受开除处分。

这时，他父亲怒不可遏，要请锁匠来撬门。格里高尔在极度难堪和痛苦的心境下，艰难地挪动着身子，用牙齿扭动钥匙。

门打开后，秘书主任不由发出一声惊叫，母亲当即晕倒在地，父亲恶狠狠地恨不得一拳把他打回房间里去！

格里高尔最担心的是他的职务，便竭力恳求主任在经理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以保住他的饭碗。可秘书主任吓得慌忙逃走了，父亲则厌恶地挥起拳头，把他打昏在地。

为什么格里高尔如此“爱岗敬业”？以前还不是太理解，觉得是西方社会的制度所迫。但放在今天我们社会，才发现，这不就是一个中年人境况吗？

我们经常感慨中年人的困境：上有老、下有小，在激烈紧张的竞争中，不敢死，不敢生病；有时候，一场裁员就可以迫使一个老程序员或老员工从高楼上纵身一跃。——这不是更荒诞么？

二、亲情也抵挡不住变故带来的考验

这样一个变故，对当事人一家的冲击是巨大的。等他们回过神来，开始适应这种变化。

起初，格里高尔的妹妹对他的不幸遭遇最表同情。她每天给变成甲虫的哥哥送饭。但格里高尔随着形体的蜕变，逐渐失去了人的习惯，而产生了“虫性”：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和人的声音；不肯吃新鲜的食物而宁吃腐烂的东西；习惯于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

但他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特点和思维能力：他自惭形秽，躲在沙发底下不敢见人：每天耳朵贴着墙壁，偷听隔壁房间里家人对他的议论，为家人的烦恼而感到愧恨。妹妹发现他喜欢爬行，便尽量把房间里的家具搬出去，以便为他腾出更多的地方。

一天，他母亲想看看不幸的儿子，进门一见墙上的大虫子就昏了过去。他父亲气恼不过，不断向他掷苹果，其中一只击中他的后背，陷进肉里，始终没有挖出来。

格里高尔无法继续赚钱养家，家里经济每况愈下：侍女请不起了，雇了个早晚帮忙的老妈子；房子也不得不腾出来租给三个房客；母亲和妹妹的首饰，也拿出去变卖。

格里高尔虽变成甲虫，但知觉尚在。他为此十分难过，但没有人体察他的心情。

外在的变故，使他们渐行渐远，终于隔膜起来。

三、现代人的孤独，就像是甲壳虫里的格里高尔 

“久病床前无孝子”，更何况变成甲壳虫呢？

格里高尔越来越成为家人的累赘。妹妹对这个“怪物”再也叫不出“哥哥”来了，她甚至向父母提出“一定得把它弄走”。老妈子每天用鄙夷的目光看着这个“屎壳郎”爬来爬去。房客们终于发现他们竟与这样的东西为邻，便愤然离去。父亲把家里的这种尴尬处境归咎于儿子，妹妹最后干脆把格里高尔的房门一锁了事。

所有的亲人都厌弃他，格里高尔在极端孤独与饥饿之中悄然死去。他的父母和妹妹则因终于卸掉了这个包袱而无不感到轻松，全家人甚至还带上保姆痛痛快快地出去春游了一番。

存在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变形记》则具体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哪怕是亲人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仍然是极为孤独和陌生。

亲亲热热，是因为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维系着彼此的关系；一旦割断这种关系，那种亲热的外观就会消失，暴露出冷酷和冷漠的真相。

甲壳虫里的格里高尔，象征了现代人的孤独，无问东西。

孤独、寂寞，这不仅是我们社会最深沉的体悟，本质上说，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真相。

四、卡夫卡用一只甲壳虫写尽了人世的炎凉

当格里高尔身体健康，每月能拿回工资供养全家的时候，他是这个家庭里一名堂堂正正的而且受人尊敬的长子。

当他患上不治之症，失去了公司里的职务，因而无法与家庭保持这种经济联系的时候，他在家庭里的一切尊严很快被剥夺干净，甚至连维持生命的正常饮食都无人过问。

至于那些邻人，比如那三家房客，更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了他。

他从人的世界里被踢了出来，变成“非人”，他的处境无异于动物。

卡夫卡用一只甲壳虫，写尽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

在某种程度上，卡夫卡的这种孤独感来源于自己的经历。

他在家庭里就与父亲的关系不和。不过他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

卡夫卡曾在一封信中说：“我在自己的家里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卡夫卡通过《变形记》暗示：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一旦这位哥哥得了一种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妹妹那样厌弃他的。

卡夫卡写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变形成为甲壳虫，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在孤独中为了文学而艰苦奋斗。

但只有在死后，随着时间的淘汰，卡夫卡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他的作品引起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卡夫卡”热，经久不衰。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

卡夫卡的小说运用象征式手法，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图景，因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视之为同党，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之为先驱，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奉之为典范。

卡夫卡被公认为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列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和大师。